如题所述
论秦汉时期文化的大一统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多年的沧桑,中华民族,以创造了灿烂的古代物质文明著称于世,同时又是一个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伟大民族。在源流深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族人民的祖先不但善于创造、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特有经济、文化,而且善于吸收和融合外来的先进文明。翻阅我国历史,其实更像是一部战争史,但每一次经历了战争的更替、聚散分合、迁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始终如一,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越是增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感。造成中华文明这一鲜明个性特征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历史上历经数干年而不衰的"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而秦汉时期正是这种"大一统"理念完全定型的关键阶段。秦汉文化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大一统"的文化。
一、文化大一统的基本要求和标志
个人认为本要求和标志表现为:社会制度的创建;价值系统的奠定。
社会制度的创建,标志着政治统的完成和思想统一的进行,标志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是统治者自觉进行文化建设的反映;社会制度的创建,确立了该文化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在客观上起到了思想导向的作用,对处于文化深层的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也起着引导方向的作用;社会制度的创建,使该国属于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类别的文化要素(子系统),整合于一个统一的制度之内,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统一类型的文化。同时原来的不同文化的要素(子系统),又可以在整合后发挥更大的功能。
秦汉(主要是汉代)时期创建的封建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位一体的土地所有制度;以中央集权为核心和特征的、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儒为主,以法为辅,以阴阳五行为理论骨架而统合诸家的思想文化制度;以太学为主导的官方学校教育制度,等等。都从不同的层面,对大一统的、多民族的、趋善求治的中国古代文化类型及其特点的形成,起了文化整合的作用。从整体结构和功能而言,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兼容性,很大程度来自秦汉时期所创建并为后世所承袭的各项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在功能上的整合。没有秦汉时期各种思想文化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便没有后世所谓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生。
价值系统的奠定,是文化类型确立的前提。一种文化类型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文化类型,其关键即在于该文化的价值系统的特质。价值意识的自觉,价值系统的建立是特定文化系统的凝聚力、向心力之所在,是该文化之所以如此的内在根据;值系统的奠定,对于特定类型的文化,起着巨大的整合作用和价值观方面的导向作用。文化价值系统的奠定,形成了一个主导型的价值观念。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社会制度特别是文化价值的整合作用,使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不同学派的文化,逐渐渗透、融合,趋于一体。一体化的价值系统一旦确立,无论它是一元化的,还是多元化的,也无论它是封闭型的,还是开放型的,都在客观上起着价值导向的作用。
二、秦汉"大一统" 文化的由来
"大一统"的本义是以"一统"为"大"。"大"在这里是推崇或尊尚的意思。"一统",即以"一""统"之,所谓"总持其本,以统万物" [1]。因此,"大一统"就是高度推崇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即对"一统" 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也有人将"大一统"的"大"理解为形容词,认为"大一统"就是"大的统一"、"高度的统一",即描绘、形容统一的程度"统者,始也,抱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2]。
"大一统"所包含的具体内涵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有所发展。在秦汉时期,分为地理概念、政治概念和时间概念。地理概念是指国土统一;政治概念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时间概念是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即所谓"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3]。到了宋代欧阳修、朱熹等人那里,又将"正统"说纳入"大一统"理论体系之中,强调"大一统"要以"正统"或"有德"者为中心,以弥补早期"大一统"说之不足。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已经初步形成了"大一统"的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这之后,儒、墨、法等各家学派对此均大力倡导和弘扬。如,孔子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荀子热情讴歌和向往"四海之内若一家";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壹同夭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等等。经过各家学派关于"大一统"的宣扬和倡导,使得"大一统"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到了战国末年,终于在统一条件基本成熟的基础上,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变成现实,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国虽然短暂,但继起的汉王朝仍为高度统一的强盛封建帝国。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先后形成,遂使"大一统"的理念转化成了客观的政治实际。尤其是汉王朝作出"罢默百家,独尊儒术"战略抉择之后,更使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在政治操作的层面上获得了切实推行的基础。现实的需要,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丰富和深化,这就是《公羊传》作为儒家思想的主流占据了汉代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在当时,"《公羊》学"是儒家"大一统"理论的主要载体,它所主张的"王者无外"的"大一统"理想境界,为传统的"一统"观增添了新的内涵,使之发展到新的水平,使得"大一统"理论更加系统化、精致化,成为适合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最高政治思想纲领。
毫无疑义,秦汉时期的一切文化现象,都笼罩着"大一统"的时代精神。首先是学术文化上的统一。秦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为了维系"大一统"的政治局面,都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选择,用以规范、整齐全国上下的思想。这在秦代是"法为教"、"以吏为师",在西汉初年是尊崇黄老"新道家",自汉武帝时代起是"罢默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思想上的整齐统一直接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规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其次是制度文化上的统一。这在秦代是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地方行政机制等举措,在两汉也是制定和实施统一的赋税摇役制度、统一的军事制度、统一的法律制度、统一的中央与地方行政体制、统一的选官制度、统一的学校教育制度,即如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再次是民族观念上对"大一统"理想的追求。在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估》一书中表现为:"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2]即四夷与诸夏地位平等,彼此和睦相处,互助互补,天下为一家。这是极其卓越的民族思想,也是秦汉民族文化观念的主流。这奠定了秦汉时期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理论前提是中国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还有在各种文化著作中对"大一统"精神的讴歌与弘扬。如,汉代司马相如、东方朔、王褒等人在各自的文章中,以宏伟的气势、丰富的词汇、华美灿丽的文采,反映了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物产丰足、都市繁华、宫室壮美、统一强盛的大汉王朝的声威,美化皇帝的功业,歌颂国势的昌盛兴旺,从而热情地宣扬了"大一统"的时代主题,在文学创作中突出体现了汉帝国的文化精神。又如,司马迁撰著《史记》,其初衷也是为了弘扬振奋"大一统"的时代精神。这一点,在其《太史公自序》文中有充分的反映:"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可见,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实际上就是为了"明圣盛德",对"大一统"政治局面进行赞扬。
即使到了东汉后期,现实中政治上大一统的局面渐趋瓦解,天子不尊、法令不一、豪强崛起、诸侯割据的形势正在形成,儒家的"大一统"理想面临严峻的挑战之时,"大一统"思想依然作为一种顽强不息的文化精神,仍就受到很多学者的肯定和提倡。如,"《公羊》学"大师何休就认为,"大一统""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为此,他汲汲于提倡"弱臣势"、"一法度,尊天子"、"重本尊统",把维护中央权威、摆正君臣关系、稳定封建等级秩序与纲常伦理、巩固集权统治机制作为在当时再造"大一统"格局的中心内容[4]。由此可见,"大一统"文化精神对秦汉社会生活的指导与规范是贯穿于始终的。
秦汉时期的思想家之所以普遍怀有"大一统"文化情结,既是因为他们致力于与现实中的"大一统"格局保持高度的一致,服务于具体的政治需要,也是由于他们在观念深处完全肯定"大一统"为"天地之常经",所以必须当仁不让、全力以赴进行弘扬: "《春秋》大一统者,夭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3],"《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3]。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一统"理念宛如一条红线,统辖着整个秦汉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堪称为秦汉文化的灵魂。所以我们要在继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时,更要超越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开创现代文化的新局面。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多年的沧桑,中华民族,以创造了灿烂的古代物质文明著称于世,同时又是一个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伟大民族。在源流深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族人民的祖先不但善于创造、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特有经济、文化,而且善于吸收和融合外来的先进文明。翻阅我国历史,其实更像是一部战争史,但每一次经历了战争的更替、聚散分合、迁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始终如一,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越是增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感。造成中华文明这一鲜明个性特征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历史上历经数干年而不衰的"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而秦汉时期正是这种"大一统"理念完全定型的关键阶段。秦汉文化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大一统"的文化。
一、文化大一统的基本要求和标志
个人认为本要求和标志表现为:社会制度的创建;价值系统的奠定。
社会制度的创建,标志着政治统的完成和思想统一的进行,标志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是统治者自觉进行文化建设的反映;社会制度的创建,确立了该文化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在客观上起到了思想导向的作用,对处于文化深层的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也起着引导方向的作用;社会制度的创建,使该国属于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类别的文化要素(子系统),整合于一个统一的制度之内,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统一类型的文化。同时原来的不同文化的要素(子系统),又可以在整合后发挥更大的功能。
秦汉(主要是汉代)时期创建的封建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位一体的土地所有制度;以中央集权为核心和特征的、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儒为主,以法为辅,以阴阳五行为理论骨架而统合诸家的思想文化制度;以太学为主导的官方学校教育制度,等等。都从不同的层面,对大一统的、多民族的、趋善求治的中国古代文化类型及其特点的形成,起了文化整合的作用。从整体结构和功能而言,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兼容性,很大程度来自秦汉时期所创建并为后世所承袭的各项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在功能上的整合。没有秦汉时期各种思想文化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便没有后世所谓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生。
价值系统的奠定,是文化类型确立的前提。一种文化类型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文化类型,其关键即在于该文化的价值系统的特质。价值意识的自觉,价值系统的建立是特定文化系统的凝聚力、向心力之所在,是该文化之所以如此的内在根据;值系统的奠定,对于特定类型的文化,起着巨大的整合作用和价值观方面的导向作用。文化价值系统的奠定,形成了一个主导型的价值观念。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社会制度特别是文化价值的整合作用,使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不同学派的文化,逐渐渗透、融合,趋于一体。一体化的价值系统一旦确立,无论它是一元化的,还是多元化的,也无论它是封闭型的,还是开放型的,都在客观上起着价值导向的作用。
二、秦汉"大一统" 文化的由来
"大一统"的本义是以"一统"为"大"。"大"在这里是推崇或尊尚的意思。"一统",即以"一""统"之,所谓"总持其本,以统万物" [1]。因此,"大一统"就是高度推崇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即对"一统" 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也有人将"大一统"的"大"理解为形容词,认为"大一统"就是"大的统一"、"高度的统一",即描绘、形容统一的程度"统者,始也,抱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2]。
"大一统"所包含的具体内涵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有所发展。在秦汉时期,分为地理概念、政治概念和时间概念。地理概念是指国土统一;政治概念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时间概念是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即所谓"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3]。到了宋代欧阳修、朱熹等人那里,又将"正统"说纳入"大一统"理论体系之中,强调"大一统"要以"正统"或"有德"者为中心,以弥补早期"大一统"说之不足。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已经初步形成了"大一统"的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这之后,儒、墨、法等各家学派对此均大力倡导和弘扬。如,孔子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荀子热情讴歌和向往"四海之内若一家";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壹同夭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等等。经过各家学派关于"大一统"的宣扬和倡导,使得"大一统"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到了战国末年,终于在统一条件基本成熟的基础上,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变成现实,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国虽然短暂,但继起的汉王朝仍为高度统一的强盛封建帝国。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先后形成,遂使"大一统"的理念转化成了客观的政治实际。尤其是汉王朝作出"罢默百家,独尊儒术"战略抉择之后,更使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在政治操作的层面上获得了切实推行的基础。现实的需要,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丰富和深化,这就是《公羊传》作为儒家思想的主流占据了汉代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在当时,"《公羊》学"是儒家"大一统"理论的主要载体,它所主张的"王者无外"的"大一统"理想境界,为传统的"一统"观增添了新的内涵,使之发展到新的水平,使得"大一统"理论更加系统化、精致化,成为适合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最高政治思想纲领。
毫无疑义,秦汉时期的一切文化现象,都笼罩着"大一统"的时代精神。首先是学术文化上的统一。秦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为了维系"大一统"的政治局面,都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选择,用以规范、整齐全国上下的思想。这在秦代是"法为教"、"以吏为师",在西汉初年是尊崇黄老"新道家",自汉武帝时代起是"罢默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思想上的整齐统一直接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规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其次是制度文化上的统一。这在秦代是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地方行政机制等举措,在两汉也是制定和实施统一的赋税摇役制度、统一的军事制度、统一的法律制度、统一的中央与地方行政体制、统一的选官制度、统一的学校教育制度,即如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再次是民族观念上对"大一统"理想的追求。在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估》一书中表现为:"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2]即四夷与诸夏地位平等,彼此和睦相处,互助互补,天下为一家。这是极其卓越的民族思想,也是秦汉民族文化观念的主流。这奠定了秦汉时期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理论前提是中国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还有在各种文化著作中对"大一统"精神的讴歌与弘扬。如,汉代司马相如、东方朔、王褒等人在各自的文章中,以宏伟的气势、丰富的词汇、华美灿丽的文采,反映了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物产丰足、都市繁华、宫室壮美、统一强盛的大汉王朝的声威,美化皇帝的功业,歌颂国势的昌盛兴旺,从而热情地宣扬了"大一统"的时代主题,在文学创作中突出体现了汉帝国的文化精神。又如,司马迁撰著《史记》,其初衷也是为了弘扬振奋"大一统"的时代精神。这一点,在其《太史公自序》文中有充分的反映:"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可见,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实际上就是为了"明圣盛德",对"大一统"政治局面进行赞扬。
即使到了东汉后期,现实中政治上大一统的局面渐趋瓦解,天子不尊、法令不一、豪强崛起、诸侯割据的形势正在形成,儒家的"大一统"理想面临严峻的挑战之时,"大一统"思想依然作为一种顽强不息的文化精神,仍就受到很多学者的肯定和提倡。如,"《公羊》学"大师何休就认为,"大一统""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为此,他汲汲于提倡"弱臣势"、"一法度,尊天子"、"重本尊统",把维护中央权威、摆正君臣关系、稳定封建等级秩序与纲常伦理、巩固集权统治机制作为在当时再造"大一统"格局的中心内容[4]。由此可见,"大一统"文化精神对秦汉社会生活的指导与规范是贯穿于始终的。
秦汉时期的思想家之所以普遍怀有"大一统"文化情结,既是因为他们致力于与现实中的"大一统"格局保持高度的一致,服务于具体的政治需要,也是由于他们在观念深处完全肯定"大一统"为"天地之常经",所以必须当仁不让、全力以赴进行弘扬: "《春秋》大一统者,夭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3],"《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3]。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一统"理念宛如一条红线,统辖着整个秦汉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堪称为秦汉文化的灵魂。所以我们要在继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时,更要超越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开创现代文化的新局面。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23-06-30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大致对应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的时间段。这一时期包括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和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两个朝代。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措施,包括建立统一的货币、度量衡制度,规范文字等,增强了中央的权威和控制力。他还修筑了著名的万里长城,统一文字为小篆,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补和连通修筑河渠等内外治理。然而,秦始皇去世后,秦朝由于各种因素导致失去稳定,最终被起义军推翻,西汉时期开始。西汉时期重建了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延续了秦朝的统一政治制度,并为后世政权奠定了基本框架。西汉时期有较长的和平、繁荣时期,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国土扩张至南越、北匈奴等地。在秦汉时期,还出现了一系列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如楚汉相争、王莽篡权、汉武帝时期的西域远征等,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总的来说,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历史阶段,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