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乐队的采访

这是我们从花儿乐队自98年出道以来所接受的采访录音、录像中整理出的访谈纪录。
整理：刘菲 整理日期：2000年
花儿乐队采访纪录
记者：你们的乐队为什么叫花儿？
王文博：在中国老一辈的人都把少年称作祖国的花朵，我们组建乐队的时候年纪都很小，所以想起用这个名字。而且我们有一首歌的名字就叫《花》。
记者：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摇滚乐？后来怎么走到一起的？
大张伟：我和王文博是初中同学，以前都是学正统音乐的。我以前是学声乐的，他学钢琴，他妈想让他成为李查德那种钢琴王子什么的，（笑）初二的时候，我们听到唐朝、黑豹他们的音乐，才知道原来摇滚乐挺好的，特有劲儿。有一次我们去理发，在发廊里认识了一个地下乐队的主唱，他留着长头发，我们就在一块儿瞎聊，他后来分别给我和王文博介绍了老师，我去学吉他，他学鼓。
王文博：我的老师给我听了一张Nirvava的专辑《Never Mind》，我当时都傻了。
大张伟：可是我的老师老是教我弹Van Halen什么的，就是那种手指头乱飞的，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后来王文博给我拿来那张Nirvana的专辑，我立刻是知道我想要干什么了。然后我就不再去学吉他了，自己在家练，扒带子。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朋克呢，我就瞎听，买了好多打口带。我也开始写歌，不过那些歌大部分都废了，现在都想不起来了。我跟王文博在学校里和几个同学组了个乐队，我不是主唱，后来我写了几首歌，觉得还行，就托朋友找到一个能做小样的音乐人（笑），可是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乐队应该有一个贝斯手，我以为只有爵士乐队才有贝斯手呢。
王文博：我有好多朋友都是学琴的，我也给好几个乐队打过鼓。郭阳就是在另一个乐队认识的，当时我觉得他人不错，可听说他以前是个坏学生。
郭阳：（笑）我在学校的时候不是好学生，后来在中专学的是摄影，毕业之后才开始学的贝斯。当初王文博跟我说他们要组乐队，也不知道什么风格。那时候我也没怎么听过朋克，第一次排练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以前我喜欢爵士乐。
大张伟：老同志嘛。
记者：郭阳是乐队中年龄最大的？
郭阳：对，是我。可是出去演出的时候他们俩总是一起欺负我，（笑）我比他们大，老得让着他们。不过我们乐队特别团结。
记者：你们是怎样碰到红枫的？签约后有什么想法？
大张伟：郭阳第一次跟我们一起排练的时候，麦田守望者乐队的贝斯手大乐来看我们排练，其实他本来不是想看我们，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那时候另一支乐队也在我家排练，大乐是来看他们的，结果那些人没来，他就看了我们的排练，他觉得还成，就问我们想不想演出。组乐队当然希望有演出，我们就跟他去了忙蜂酒吧，红枫当时在那里负责演出，我们第一次演出只演了七首歌。演完出红枫就跟我们说以后可以每个周末来演出。第二次见面他就说可以跟我们签经纪人约，我也不懂，反正能演出就行。
王文博：他本名姓付，我们都叫他付哥。
郭阳：付哥安排我们每个周五在酒吧演出，周日排练，那儿的设备按现在来看特一般，可那时候就觉得已经很好了。我们的好多歌都是那时候写的。
大张伟：签约的时候是我父母签的，当时我才十四岁。签约以后没什么特别的，我正上初三，作业特别多，不过周末去演出挺好的，我就喜欢演出，一听见鼓声就特兴奋。每个星期天我们在酒吧排练，付哥都会来陪着我们，给我们录小样帮我们修改编曲。那段日子特好，我放暑假的时候付哥已经不在那个酒吧做演出了，说是准备开唱片公司给我们出专辑。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后来就进棚了。
记者：什么时候第一次进棚？录的是哪首歌？
大张伟：大约九八年的七月初吧。（看王文博）
王文博：对，是七月十八号，录的是《放学啦》。不是我们专辑里那版，那是为《中国火3》录的DEMO。
记者：说说你们录音时候的情况，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大张伟：第一次进棚录音本来挺兴奋的，可是后来……王文博可能感受最深吧。
王文博：（笑）以前演出别人老是说我打鼓打得还可以，所以录音之前我也挺自信的，可是一进棚我都快崩溃了。你不知道那种感觉，听着节拍器的声音我反倒连拍子都找不着了。当时录《放学啦》的DEMO版，那首歌总共才两分多种，可是我录鼓录了七个小时。后来我已经彻底失去自信了，都快哭了。张伟和郭阳在休息室里睡了一觉，等他们醒的时候我还抡呢。
郭阳：我们足足等了七个小时，进棚那点兴奋都没有了。后来该我录贝斯了，我特紧张，录音师让我出个声，我糊里八涂地冲着录音师喂了半天，当时气得大家都笑了。
大张伟：正式录专辑是98年9月，我和王文博上高一了，所以我们只能用周末录音。虽说录音挺苦也挺累，不过我还是觉得挺好的，自己写的歌录出来听感觉挺不一样的。我们录了两个月，我总是最苦的，因为白天的时间都让王文博给占领了，等到我录吉他和唱都半夜了。付哥给我们当制作人，他特严厉，平时跟我们说说笑笑的，可是录音的时候特凶，因为我们的技术实在不怎么样。录音期间我还在写歌，象《别骗我》和《没辙》都是在录音棚的休息室里写的。
王文博：其实录专辑的时候也不是每首歌都用七个小时，关键是录音过程中我们修改了编曲，有的歌我录的也挺快的。不过本来要收录在第一张专辑里的《将来的主人》，就是我们翻唱的《共产儿童团歌》，就是因为我打不了那么快所以没录成，那一直是我的一个耻辱。后来录合集的时候终于打下来了。
郭阳：录音其实挺好的，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平时演出光在台上兴奋了，很多问题都不注意，排练的时候又都比较注意编曲，所以个人技术的问题在录音的时候就特明显。经过录第一张专辑，我们都有了点进步，不过王文博的鼓长进是最大的。
王文博：是，每个周末都连续那么抡，再没点长进我也对不起我自己呀。
记者：听你们的CD，发现赠送的早期作品跟现在不大一样，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现在这样的风格的？你们平时听什么音乐？以后还会有什么变化？
大张伟：以前因为喜欢NIRVANA,所以早期写的那些歌都有点GRUNGE。那些歌是认识付哥前写的，本来都不准备录了，可是后来一想，现在不录以后就更不想录了。付哥也说那些歌的确代表了我们刚组建时的状态。我们签约之后，付哥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新的音乐，给我录了好多磁带，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GREEN DAY。因为那种音乐最适合我们，简单好听而且巨猛无比，我就喜欢巨猛无比的。其实那时候才真正开始听朋克音乐，觉得特好。
郭阳：一开始我其实不太喜欢朋克，后来也是听了GREEN DAY才开始喜欢朋克的。
大张伟：我们第一张专辑里的作品风格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挺杂的。不过我们的主要的风格可能是PUNK-POP吧，就是流行朋克。我们录音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是怎样想就怎么录。后来我们接触的音乐就更多了，象RANCID、THE JESUS AND MARY CHAIN、ASH、SEX PISTOL、RAMONES、THE CURE、BLUR、WEEZER、MXPX。不过我梦想做的并不是朋克专辑，我特想做一张像THE JESUS AND MARY CHAIN的《HONEY'S DAED》那样的专辑，不过我估计我够呛，写不出那么好的歌，国内也制作不出来那种音色。可是我觉得特好。其他类型的音乐我也听，付哥给我介绍过很多，我自己有空也去买，了解各种音乐，对创作有好处。以后我们肯定会有变化，不过我不着急，不能为了变化而变化，那多假呀。
郭阳：其实听得更多，技术和经验的增长都会让我们跟以前有点不同，不过变化应该是自然的，不能硬着头皮去变，再说就算流行朋克这种音乐也有很多东西我们还没有掌握。
大张伟：我们组乐队不是为了赶时髦，所以潮流什么的跟我们没关系，很多人变化是为了赶潮流，我觉得特儍。我们用我们最喜欢的方式来表达，比如最近的一首歌就有点SKA味道。
王文博：我想我们近期的变化不会很大，主要都是从技术和编曲方面，肯定比第一张专辑要好，现在如果重新录第一张专辑，肯定比原来好。
郭阳：对，我一定要重新录《没辙》的贝斯，那简直是我的一个耻辱。
记者：你们的父母支持你们做音乐吗？老师呢？成名后周围的同学怎样看待你们？你们觉得成名后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大张伟：父母一开始不是特别支持，不过还行，组乐队总比出去打架好。以前我爸养了好多鸟，特名贵那种，后来我们在家排练把鸟都给震死了，他也没生气，还是挺支持我的。不过我妈以为搞摇滚的都留长头发，吸毒，都是流氓地痞什么的。我们签约后付哥对我们管理特别严格，我们不抽烟也不喝酒。老师们都不喜欢摇滚乐，所以根本没指望他们支持。
王文博：没错。成名在他们眼里其实未必是好事，有的老师心里特不平衡，觉得你这么小的年纪就能挣钱，而且他们认为搞音乐只要成名就特有钱，汽车洋房什么的。
大张伟：成了名反而麻烦，以前老师可以不特别注意你，可是出了专辑，大家都认识你了，也就特别注意你，对你的要求就比别人高。我们班的同学刚知道我们乐队出专辑的时候还挺新鲜的，后来每天都在一起混也没觉得多特别，下了课还是在操场上追打。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上学，所以生活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就是假期和休息日都用来排练、演出、录音。
王文博：跟以前不同的是我们能自己挣钱买自己喜欢的衣服和唱片，不用跟家里人要了。
记者：你们的听众主要是什么样的人？你们的作品又是想表达什么呢？灵感来自于哪里？
大张伟：我们的听众？大部分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中学生吧。也有大学生，还有那些喜欢摇滚乐的大人。我们现在十几岁，写的都是我们熟悉的事情，身边发生的事儿，比如《放学啦》就是我上初三的时候写的，就是想写那种渴望放学的心情。灵感就是我的生活，《向我开炮》讲的是有回家睡不着觉，特兴奋就突然想一个词，叫向我开炮挺好；稻草上的火鸡是有一天晚上郭阳跟我说了一堆外星话，什么八耳毛驴，六脸的骆驼，突然来了一个稻草上的火鸡，等他走了我想稻草上的火鸡这词还挺好，然后就这么写出来了，我觉得动物吧，之间不用争抢什么东西，也不用爱慕虚荣，就是每天打鸣，顶多是找个母鸡，不会有更多的想法，生活比较单纯。《轰隆隆》就是我们演出老没有一个开场白，然后就遍了这么一首，一演出就开始一块蹦。《花儿》这首歌是看到小女孩儿时的感觉，我觉得这种事从家长社会就不该去干预，我觉得一个人只要超过一米五零的时候必须对女孩儿有感觉了。（笑）《静止》是有一段时间同学们特忙，没人找我玩来，我觉得特没劲，电视看的我眼睛直近视，那时侯每天看电视到夜里两点半，除了睡觉每天脑袋特晕，没劲，就这意思。 《四季歌》就是有一天晚上回忆活这十几年都干什么了，一想起来就觉得什么事没怎么干就过来了，就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套路。《起飞》是不爱写作业，因为初三那会儿作业特烦，自己弹不了琴了，排不了练了，逛不了商场了，我觉得有适当课外生活挺好的。《破灭》因为听说1999年是世界大灾难，虽然特傻，可是我想在我临死前干件事，消灭所有的时间，还有就是改变一切我不喜欢的事情。《幸福的旁边》这个名字来得跟这歌没什么关系，当时我的同桌交了一个女朋友，成天对说我他特幸福，我觉得自己就在幸福的旁边。后来写这首歌的歌词想的是很多平时没机会说的话，《融化》也是那种感觉，有些话写成歌词挺好，说出来就有点傻。我觉得以前没有描写我们同龄人生活的歌，我们想做的就是这个。其实我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心里有话一定要说出来，尤其是和长辈之间，肯定有很多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必须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让他们知道。
记者：你们的首张专辑刚上市一个多月，台湾魔岩唱片就签下了海外发行，随后莫文蔚和杨乃文各自翻唱了一首你们的作品，你们感觉如何？
大张伟：我们的专辑原计划是在1999年暑假在海外发行，后来台湾地震就把上市期延期到12月份。我们觉得挺好，能有更多的人听我们的音乐。翻唱的事是公司和魔岩定的，我也听了，还行，跟我们不一样，杨乃文那版《静止》编曲挺好的，莫文蔚唱的《消灭》味道挺怪的。我不知道内地的音乐在海外是不是很容易听到。（记者：不太容易）我觉得内地的摇滚乐在华人范围里是最好的，跟欧美的肯定没法比。
记者：内地的乐队你们喜欢哪些？香港和台湾的呢？
大张伟：内地的我们喜欢麦田守望者和地下婴儿，港台的摇滚乐我听的不多，觉得张震岳有几首歌挺好的。我倒是喜欢一些流行音乐，旋律好听。
记者：你们憧憬的未来是什么？你们会一直靠做音乐为生吗？
大张伟：我觉得未来钱这东西就彻底没有了，买什么都得花钱，多累呀，是不是，然后就是买什么都不花钱，反正好多友情和感情都因为钱这事闹的特僵，所以说如果没钱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得到东西，但欲望不太大的时候那种社会特好。做音乐应该是件高兴的事儿，如果拿它当工作心里肯定挺累的。我是学美术设计的，也许以后我毕业了，不做音乐的时候就在公司里设计唱片封套什么的，想做的时候再说。
王文博：我这人比较贪玩儿，喜欢无忧无虑，以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一直打鼓。
郭阳：我觉得以后世界上的音乐要是能更快的流通就好了，很多乐队能来中国演出，中国的乐队也能经常出去演出，多好玩儿啊。
记者：中国的摇滚前辈们对你们的影响大吗？
大张伟：影响应该说不大，我们只是通过他们知道有摇滚乐，后来是听西方的音乐才开窍的，摇滚乐本来就是来自西方的吗。我们刚组乐队的时候，给麦田守望者暖场，经常跟他们在一起，要说影响，我们受他们影响倒是挺大的。
记者：是否有受到欧美，日本或国内摇滚乐（或乐队）的影响？打算向甚么方向努力？
大张伟：国外的乐队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尤其是美国的Green Day，他们的音乐又好听又有劲儿，最初组乐队的时候是因为听了Nirvana，不过后来我们的音乐就变了。现在听了好多唱片，我们喜欢Blink-182、Ash、MXPX和一些比较狠的说唱，有时候也听点电子和Ska。日本的乐队形象还行，我们不喜欢日本音乐，日本的漫画挺好的。国内的乐队我们比较喜欢出第一张专辑时的麦田守望者，还有地下婴儿和反光镜。以后，我们也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变化，这东西没法设想，谁知道我们以后又会喜欢什么音乐呢。如果老了还做现在这种音乐，估计体力也不行了。
记者：有人说你们的音乐太简单，就三个和弦，而且有人说你们的音乐太商业，你们怎么看？
大张伟：我们的音乐是简单，朋克音乐本来就应该简单直接，用三个和弦把歌写顺了也没什么不好。国外很多乐队的歌都是三和弦的。其实和弦多复杂不一定就好，写歌的时候感觉到哪儿就写到哪儿，《花》这首歌才两个和弦。他们其实是想说我们的技术不行，我承认我们的技术还不够好，我们也在努力，可是我不是那种想当吉他大师的人，技术应该是为音乐服务的，我又不是想出吉他教材。而且简单的东西往往是最容易打动人的。我们的歌旋律都比较顺，专辑卖得也不错，这就是商业吗？如果是，我觉得没什么不对。因为我写歌的时候没考虑过是不是商业，NIRVANA的专辑也卖的好，算不算商业呢？我觉得大家的想法不一样，有的人想做实验音乐，我们不会，我觉得做音乐除了你想做什么，还要看你能做什么，得一步一步的来，是吧。我不认为做音乐难听而且胡乱骂人就是有思想，我的思想跟你的思想肯定也不一样，我喜欢用这种方式表达我的想法，别人怎么想的我不知道。
记者：你们的曲风是走PUNK-POP路线，是否也考虑到如歌迷较易接受之类原因？
大张伟：我们的音乐主要是受到punk-pop风格的影响，因为我们喜欢那种表达方式，比较直接而且有力量。至于歌迷是否能接受，我们从来不想，公司也不这么要求我们，只要我们觉得好，我们就这么做，不管是不是时髦。再说了，如果我们写歌是想表达自己的快乐或者忧虑，你总不能写别人的快乐吧，别人的快乐我也不知道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写自己知道的、熟悉的、有感觉的事情。
记者：摇滚的歌词创作在深度上与本人的思想感情，生活经历有一定关系。会不会因为少年生活经历较浅，而在创作上受到影响？
大张伟：这个问题挺逗的，摇滚的歌词是什么歌词？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摇滚乐的歌词一定要特有深度才行？这就跟写作文一样，老师永远对那些写出的作文显得特老成的学生表示赞扬，好象早熟的人就特别好。我觉得什么年龄就用什么方式生活，每个年龄层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觉得只要说的话是真实的，而且是通顺的就行，可能是以前的摇滚乐让大家觉得太有使命感了，所以好多人都认为摇滚乐的歌词都是呐喊示威什么的，其实摇滚乐的歌词一样是写每个人的生活和感受，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千万不能不深刻装深刻，那就没劲了。我们才活了十几年，经历肯定比较浅，创作的时候我们尽量用自己能够掌握的方式表达，这跟弹琴和打鼓一样。有的人一辈子把技术练得巨纯熟却一首歌也不会写，可是技术要是不到家，很多想法又表现不出来。是不是都说乱了？我就是想说，我们也会有一天长大成人，跟大家一样为爱情事业和家庭发愁，但是那时候，你们肯定更怀念现在的我们，因为我们还没有变得虚伪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