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尽管柏克对改革态度冷淡，对改革的支持也极为有限，认定保守的“光荣革命”是“人类活动的终极标准”和所有革命的样板，[6](p274)坚守传统制度习惯，但就他原则上不反对改革，不容任何形式、任何派别的独断专行，反奴隶制，捍卫出版自由，以及为北美的独立与爱尔兰自治事业而辩护来看，他还是属于辉格党贵族自由主义。阿克勒肖(Eccleshall)认为，虽然此时的贵族辉格派也反对独断的权力，但仍坚持社会等级制度的传统观念：有产阶级对下层阶级实施指导和保护。[7](p17)迈克兰(McClelland)也认为，尽管从历史中找论据支持自己的观点一般被视为右派，但18世纪的英格兰，热爱自由的辉格党是从历史中寻求论据的典型，它发明了“古代英吉利宪法”的概念，国王也不能随意改变这个“宪法”。[8](p421)但这是一种向后看的自由主义，从英国政治思想史的背景来看，柏克背离了洛克为自由主义奠定的基本原则，如平等，理性主义，人民主权，人民的普遍选举权、革命权等。随着法国革命的爆发，他的自由主义色彩愈来愈黯淡，保守主义的色调则愈来愈浓厚。
三 柏克与法国大革命
如果说柏克对英国的政治改革态度冷淡、支持有限，那么，对法国革命却始终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后，经过短暂的判断，柏克写了《法国革命论》(1890年11月出版)，表明自己的立场。该书首先抨击了英国国内一些主张政治改革、拥护法国革命的政治社团，赞扬了英国“光荣革命”的合理有节，对英国政治家表现出的守成、审慎和睿智给予极高的评价，然后浓墨重彩地攻击法国制宪会议所奉行的革命原则和采取的所有革命措施，这种攻击有时完全变成了谩骂。同时，他极力赞美欧洲传统社会的宗教、风俗、习惯和制度，悲叹它们的毁灭、式微。此书中抨击法国革命的部分远不如对英国的政治考察和对传统价值的认识更精彩和更有说服力。[9]
的确，由于启蒙学派此前已厘清了符合正义的政府与国民之间的新型关系，革命者现在的任务是设法建立这种关系(英国则不存在此问题，他们只需延续、维护及改良这一关系而已)，所以制宪议会做了大量如柏克所指责的清除旧制度和依照启蒙学说建立新制度的工作。法国人是想在他们自己与过去之间掘一道鸿沟，摆脱过去的一切束缚，“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10](p175)。这些法则在《人权宣言》中都有明确的体现。柏克指责革命的法国完全靠理想过活是不公平的，也是对革命的无知。研究大革命的著名学者乔治·勒费弗尔指出：“在《人权宣言》的每项条款背后，制宪议员们以及他们同时代的人心里都想着他们为之感到痛苦的具体事实。”[11](p131)在旧制度下，教士和贵族等级享有免缴几乎一切赋税的特权(特权的大量存在是法国人异常热烈地追求平等的主要现实原因)，占据国家职位要津而又无所事事，还独享“精神货币”——荣耀，他们成了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巨大赘疣。而在英国，托克维尔认为，因为贵族承担最沉重的公共负担，以便获准进行统治；在法国，贵族直到灭亡仍保持免税权，作为失掉统治权的补偿。[10](p136)也许恰恰由于法国贵族对统治权的放弃，导致了法国专制主义王权的建立。托克维尔又深刻地指出，自15世纪始，法国国王们不再与国民合作便擅自征税，逐渐蚕食中世纪法国人的自由。到路易国王时代，王权达到顶峰，政治自由荡然无存。(注：实际上，柏克也认识到了英国与法国政治发展的殊异，遗憾的是，一遇不同于他珍爱的英国式的政治变革，他就失去了判断力。)[10](p136)作为第三等级的农民、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要担负特权等级奢靡生活和国家运转所需的各种赋役，却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他们既然没有英国式的传统自由资源可以用来反抗专制和特权，只好借用启蒙理论；而18世纪的欧洲与法国已远远地走出了中世纪的蒙昧时代，启蒙运动之前已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些运动使越来越多的人们重新认识人与人类生活，并提出各种改进的可能方案。启蒙运动尤其坚信人类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改善生活，实现人生此世的幸福。当第三等级一旦认识到自己的力量、现实的不公和他们作为人应享有的权利时，他们便不再犹豫抛弃过去而努力争取一个更符合理性要求的社会，不仅要建立“自由的制度”，更要建立“平等的制度”。阿克顿认为，法国人热烈追求平等有更深远的历史原因：由于“罗马高卢在恺撒与克洛维之间的5个世纪里彻底接受了绝对权威与无差别的平等观念，以至于人民已经无法与新体系(封建制度)协调”[12](p431)。所以法国人的“目标是平等”，在1789年，它“试图清除条顿种族带来的不平等因素”[12](p432)。而美国人以启蒙学派的三权分立原则立国的鲜活例子也预示了自由无限广阔的前景。西耶斯以先知般的口吻说道：“第三等级现在是什么?是一切，是被束缚被压迫的一切。没有特权等级，第三等级将会是什么?是一切，是自由的欣欣向荣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成；没有特权等级，一切将更为顺利。”[13](p22)也无怪乎哲学家康德在听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第一次改变了他钟表一样准确的作息习惯，将这件事看成是“理性”的体现，赞扬法国人依照内心的“道德原则”发动革命的壮举。只有柏克，为了他所欣赏的“中世纪的贵族精神”能够延续，而置大多数人的自由幸福于不顾。潘恩也尖锐地指出，柏克反对法国革命，“仅仅因为法国人抛弃了他无限珍爱的、自由蕴含其中的——对法国人并非如此的传统”[14](p275)。换句话说，柏克的愚蠢在于他把法国的历史等同于英国的历史，欲使英国的经验作为普世真理推广到法国。革命爆发本身已无可置疑地表明法国君主政治完全而彻底的破产，但靠一套完美的抽象理论绝不可能引爆一场巨大的革命。法国人虽失去了传统的自由资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但他们还有理性设计自己的命运，有勇气去实现自己的设计，这正是法兰西民族的伟大。
事实上，法国的资产阶级也并不想走得太远，起初，他们只是要建立一个“有产者”的君主立宪国，与国王、贵族分享政治权利。但由于后者拒绝放弃自己的特权与权力，使得法国大革命逐渐走向深入。另外，也正是欧洲各国君主、贵族及柏克之辈对大革命的敌视，以及支持流亡贵族的叛乱活动，才使大革命走出法国国境，向四处传播。国内外的紧急局势促使革命派不得不依靠平民的力量来拯救革命，当然就不得不满足平民的要求，这使得法国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空前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法国革命是由反动力量造就的。曼内特(Manent)指出，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接受并赞扬法国革命，不仅其结果，而且其行动本身；由于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攻击，19世纪法国任何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去追随他，他们“在感情上与理智上都在革命派一边而反对旧制度”[15](p80)。
柏克也许有意忽略英国政治史并非光风霁月的一面。就在柏克之前的一个多世纪，英格兰人为了自由而与他们的国王拔刀相向，也有弑君(查理一世)之举；但这也没有让复辟的詹姆士二世变得聪明些，其恢复专制统治的行为使他后来不得不过流亡生活。柏克称颂的“光荣革命”则直接导致了辉格党“政治上的反动”，革命后的英国实行的是赤裸裸的寡头政治；臭名昭著的“保护人制(patronage)(注：实际上，柏克正是这一腐败制度的受益者(即作为前文罗金汉勋爵控制的选区的下院议员)，并为自己这样优秀的人物入选国会而自喜。)成了政府运转的润滑油”[16](p74)。柏克仍把捍卫国会政府作为拒绝进一步改革的借口，[7](p12)民主仍在遥遥无期的未来。阿克勒肖认为，1688年后，“辉格党的优势使辉格主义不再是一种反对派的意识形态，它转变为为现存政治秩序辩护，这一秩序支撑着——用J.H.Plumb教授的话——‘一个绅士们的天堂’”[7](p13)。而且，美洲独立战争反证了英国“光荣革命”以来腐败的议会政治的无能，它远非如柏克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缺。
此后的英国之所以避免了革命的发生，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英国广大的殖民地成了阻止革命的安全阀，遭受迫害的非国教派信徒和其他对前途绝望的人们大都移居(或被强制送往)北美或其他殖民地，这大大缓解了国内的政治压力。再则，若没有“蚱蜢们”(柏克对那些主张改革者的蔑称)和下层人的鼓动与强烈要求，英国缓慢的政治改革也不会发生。因为，对把权力当作谋取自己私利工具的统治者而言，任何变革都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这就使柏克主张的政治变革要由有经验的政治家来领导成为不可能，实际上几乎从未发生过，即使有，也从未有成功的例子。霍布豪斯指出，性格保守的边沁“晚年由于统治阶级漠视或敌视他的改革方案，被迫转向了激进主义”[17](p75)。在法国做了几年大使而深谙法国政治的杰斐逊也由温和转向激进，他更是一言中的：自由之树需经常由革命志士和暴君的血来浇灌才能保持常青。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法国人靠一次次的革命，决非当权者的改革，才使民主政治在法兰西最终确立，使平等、自由和民主之树得以在法兰西的大地上茁壮成长。
历史也从未见证仅凭改革就达到民主新大陆彼岸的民族，德国和日本是两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表面上看，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在几任普鲁士国王，尤其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苦心经营下获得了统一，成了欧洲一流强国，且是欧洲最早推行具有社会民主性质政策的国度。在日本，一批武士贵族效法德国推行“维新”政策，短时间内也跻身“大国”之列。但实质上，两国远未实现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变，二者仅仅在器物层面现代化了，也就是说成功地集合国家权力、借用近代科技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有了得以自卫、可以攻掠的物质力量，但它们都缺乏——更确切地说——它们无心经营一个民主的操作平台使这种强大的物质力量用于国内人民的福祉和国际间的互惠合作。一战、二战中德国和日本扮演的角色已有目共睹。历史证明：革命，真正的革命，是一个民族获得新生的起点，它能把一个一盘散沙的非政治民族整合为一个具有无比凝聚力的政治民族，而这一步对跨入现代国家门槛的民族是必不可少的。由于革命坚守那些对任何现代民族都不可或缺的终极价值如自由、平等、宽容、博爱等，经过革命的血与火洗礼的民族具有世界主义的宽阔胸怀，它们不会以武力攻掠别的国家，因为它们懂得暴政是人间最大的罪恶，在摆脱了本国暴政的枷锁之后，它们不会将其加于别的民族。
革命者的确会犯错误甚或制造暴行，这是由于在旧制度下，他们被禁止参与政治事务，导致他们缺少政治经验，因而革命期间犯一些错误在所难免。柏克一方面指责革命，另一方面对旧制度下的罪恶闭口不谈，这对前者是不公平的。事实上，旧制度制造的罪恶大大多于革命引发的罪恶，只是由于前者大都分散在漫长的时间进程中而不那么引人注目而已。法国的一个历史学家确信，仅仅在一代人之内(路易十四治下)，就有600万人死于饥寒。阿克顿对此评论道：“也许可以发现比路易十四更残忍、更邪恶、更狠毒的暴君，但没有人曾用自己的权力造成那么大的痛苦和不幸；路易十四时最杰出的人士发出的赞美，不过表明了专制主义的邪恶已使欧洲的良知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8](p72)即使就法国革命时的恐怖统治而言，勒费弗尔认为：“恐怖统治毕竟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强迫全民族服从这个政府，无套裤汉也不例外，这就是恐怖统治的实质。”[11](p362)勒费弗尔据格里尔的统计认为，实际死于恐怖统治的人数要远高于死刑判决(约17 000人)数，[11](p361)这与路易十四的专制罪恶相比要轻得多。况且，在和平时期，专制政府可以任意逮捕、绞杀政治异议人士；内战时，得到民众认可的革命政权对政敌的非常措施也并非不合法。改良也许少一些暴力，但不是没有代价：民族的创造力不仅长期受到严重的束缚，一代代人的生命也在长长的等待中被白白消耗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次革命也许不能实现它的目标，但也会使当权者收敛一点往昔的独断专行，所以，1815年复位的欧洲王公们的王座旁也都增加了一部叫做“宪法”的文件。革命目标指向全民的幸福与自由，它不以新的特权代替旧的特权，它要确立每个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历史也许能够原谅革命的过失。托克维尔尽管也强调传统的价值，但他对法国大革命仍赞扬有加：
我要和他们一起经历1789年的最初时期，那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他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自由的制度，而且要建立平等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项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让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10](前言)
四 结语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一国的经验对本民族也许不无教益，但对其他国家则不会有多大的推广价值。法国的几次革命不会发生在英国，正如英国后来的渐进改革不会发生在法国一样。“向自由朝圣”的道路不可以随意选择，但目标应该相同，即必须建立自由民主政体——尽管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能保证个人的幸福，保证一个民族健康而不竭的生命力。
柏克是英格兰的产物，对那些与英格兰历史、政治情境迥异的国家尤其中国而言，柏克的参考价值寥寥，这也许解释了柏克除英语国家外在别处一直受冷落的真正原因。
我们现在似乎可以说，在英国及其殖民地的政治事务上，柏克是自由主义的柏克；在法国革命问题上，柏克则是保守主义的柏克。
三 柏克与法国大革命
如果说柏克对英国的政治改革态度冷淡、支持有限，那么，对法国革命却始终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后，经过短暂的判断，柏克写了《法国革命论》(1890年11月出版)，表明自己的立场。该书首先抨击了英国国内一些主张政治改革、拥护法国革命的政治社团，赞扬了英国“光荣革命”的合理有节，对英国政治家表现出的守成、审慎和睿智给予极高的评价，然后浓墨重彩地攻击法国制宪会议所奉行的革命原则和采取的所有革命措施，这种攻击有时完全变成了谩骂。同时，他极力赞美欧洲传统社会的宗教、风俗、习惯和制度，悲叹它们的毁灭、式微。此书中抨击法国革命的部分远不如对英国的政治考察和对传统价值的认识更精彩和更有说服力。[9]
的确，由于启蒙学派此前已厘清了符合正义的政府与国民之间的新型关系，革命者现在的任务是设法建立这种关系(英国则不存在此问题，他们只需延续、维护及改良这一关系而已)，所以制宪议会做了大量如柏克所指责的清除旧制度和依照启蒙学说建立新制度的工作。法国人是想在他们自己与过去之间掘一道鸿沟，摆脱过去的一切束缚，“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10](p175)。这些法则在《人权宣言》中都有明确的体现。柏克指责革命的法国完全靠理想过活是不公平的，也是对革命的无知。研究大革命的著名学者乔治·勒费弗尔指出：“在《人权宣言》的每项条款背后，制宪议员们以及他们同时代的人心里都想着他们为之感到痛苦的具体事实。”[11](p131)在旧制度下，教士和贵族等级享有免缴几乎一切赋税的特权(特权的大量存在是法国人异常热烈地追求平等的主要现实原因)，占据国家职位要津而又无所事事，还独享“精神货币”——荣耀，他们成了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巨大赘疣。而在英国，托克维尔认为，因为贵族承担最沉重的公共负担，以便获准进行统治；在法国，贵族直到灭亡仍保持免税权，作为失掉统治权的补偿。[10](p136)也许恰恰由于法国贵族对统治权的放弃，导致了法国专制主义王权的建立。托克维尔又深刻地指出，自15世纪始，法国国王们不再与国民合作便擅自征税，逐渐蚕食中世纪法国人的自由。到路易国王时代，王权达到顶峰，政治自由荡然无存。(注：实际上，柏克也认识到了英国与法国政治发展的殊异，遗憾的是，一遇不同于他珍爱的英国式的政治变革，他就失去了判断力。)[10](p136)作为第三等级的农民、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要担负特权等级奢靡生活和国家运转所需的各种赋役，却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他们既然没有英国式的传统自由资源可以用来反抗专制和特权，只好借用启蒙理论；而18世纪的欧洲与法国已远远地走出了中世纪的蒙昧时代，启蒙运动之前已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些运动使越来越多的人们重新认识人与人类生活，并提出各种改进的可能方案。启蒙运动尤其坚信人类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改善生活，实现人生此世的幸福。当第三等级一旦认识到自己的力量、现实的不公和他们作为人应享有的权利时，他们便不再犹豫抛弃过去而努力争取一个更符合理性要求的社会，不仅要建立“自由的制度”，更要建立“平等的制度”。阿克顿认为，法国人热烈追求平等有更深远的历史原因：由于“罗马高卢在恺撒与克洛维之间的5个世纪里彻底接受了绝对权威与无差别的平等观念，以至于人民已经无法与新体系(封建制度)协调”[12](p431)。所以法国人的“目标是平等”，在1789年，它“试图清除条顿种族带来的不平等因素”[12](p432)。而美国人以启蒙学派的三权分立原则立国的鲜活例子也预示了自由无限广阔的前景。西耶斯以先知般的口吻说道：“第三等级现在是什么?是一切，是被束缚被压迫的一切。没有特权等级，第三等级将会是什么?是一切，是自由的欣欣向荣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成；没有特权等级，一切将更为顺利。”[13](p22)也无怪乎哲学家康德在听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第一次改变了他钟表一样准确的作息习惯，将这件事看成是“理性”的体现，赞扬法国人依照内心的“道德原则”发动革命的壮举。只有柏克，为了他所欣赏的“中世纪的贵族精神”能够延续，而置大多数人的自由幸福于不顾。潘恩也尖锐地指出，柏克反对法国革命，“仅仅因为法国人抛弃了他无限珍爱的、自由蕴含其中的——对法国人并非如此的传统”[14](p275)。换句话说，柏克的愚蠢在于他把法国的历史等同于英国的历史，欲使英国的经验作为普世真理推广到法国。革命爆发本身已无可置疑地表明法国君主政治完全而彻底的破产，但靠一套完美的抽象理论绝不可能引爆一场巨大的革命。法国人虽失去了传统的自由资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但他们还有理性设计自己的命运，有勇气去实现自己的设计，这正是法兰西民族的伟大。
事实上，法国的资产阶级也并不想走得太远，起初，他们只是要建立一个“有产者”的君主立宪国，与国王、贵族分享政治权利。但由于后者拒绝放弃自己的特权与权力，使得法国大革命逐渐走向深入。另外，也正是欧洲各国君主、贵族及柏克之辈对大革命的敌视，以及支持流亡贵族的叛乱活动，才使大革命走出法国国境，向四处传播。国内外的紧急局势促使革命派不得不依靠平民的力量来拯救革命，当然就不得不满足平民的要求，这使得法国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空前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法国革命是由反动力量造就的。曼内特(Manent)指出，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接受并赞扬法国革命，不仅其结果，而且其行动本身；由于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攻击，19世纪法国任何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去追随他，他们“在感情上与理智上都在革命派一边而反对旧制度”[15](p80)。
柏克也许有意忽略英国政治史并非光风霁月的一面。就在柏克之前的一个多世纪，英格兰人为了自由而与他们的国王拔刀相向，也有弑君(查理一世)之举；但这也没有让复辟的詹姆士二世变得聪明些，其恢复专制统治的行为使他后来不得不过流亡生活。柏克称颂的“光荣革命”则直接导致了辉格党“政治上的反动”，革命后的英国实行的是赤裸裸的寡头政治；臭名昭著的“保护人制(patronage)(注：实际上，柏克正是这一腐败制度的受益者(即作为前文罗金汉勋爵控制的选区的下院议员)，并为自己这样优秀的人物入选国会而自喜。)成了政府运转的润滑油”[16](p74)。柏克仍把捍卫国会政府作为拒绝进一步改革的借口，[7](p12)民主仍在遥遥无期的未来。阿克勒肖认为，1688年后，“辉格党的优势使辉格主义不再是一种反对派的意识形态，它转变为为现存政治秩序辩护，这一秩序支撑着——用J.H.Plumb教授的话——‘一个绅士们的天堂’”[7](p13)。而且，美洲独立战争反证了英国“光荣革命”以来腐败的议会政治的无能，它远非如柏克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缺。
此后的英国之所以避免了革命的发生，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英国广大的殖民地成了阻止革命的安全阀，遭受迫害的非国教派信徒和其他对前途绝望的人们大都移居(或被强制送往)北美或其他殖民地，这大大缓解了国内的政治压力。再则，若没有“蚱蜢们”(柏克对那些主张改革者的蔑称)和下层人的鼓动与强烈要求，英国缓慢的政治改革也不会发生。因为，对把权力当作谋取自己私利工具的统治者而言，任何变革都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这就使柏克主张的政治变革要由有经验的政治家来领导成为不可能，实际上几乎从未发生过，即使有，也从未有成功的例子。霍布豪斯指出，性格保守的边沁“晚年由于统治阶级漠视或敌视他的改革方案，被迫转向了激进主义”[17](p75)。在法国做了几年大使而深谙法国政治的杰斐逊也由温和转向激进，他更是一言中的：自由之树需经常由革命志士和暴君的血来浇灌才能保持常青。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法国人靠一次次的革命，决非当权者的改革，才使民主政治在法兰西最终确立，使平等、自由和民主之树得以在法兰西的大地上茁壮成长。
历史也从未见证仅凭改革就达到民主新大陆彼岸的民族，德国和日本是两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表面上看，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在几任普鲁士国王，尤其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苦心经营下获得了统一，成了欧洲一流强国，且是欧洲最早推行具有社会民主性质政策的国度。在日本，一批武士贵族效法德国推行“维新”政策，短时间内也跻身“大国”之列。但实质上，两国远未实现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变，二者仅仅在器物层面现代化了，也就是说成功地集合国家权力、借用近代科技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有了得以自卫、可以攻掠的物质力量，但它们都缺乏——更确切地说——它们无心经营一个民主的操作平台使这种强大的物质力量用于国内人民的福祉和国际间的互惠合作。一战、二战中德国和日本扮演的角色已有目共睹。历史证明：革命，真正的革命，是一个民族获得新生的起点，它能把一个一盘散沙的非政治民族整合为一个具有无比凝聚力的政治民族，而这一步对跨入现代国家门槛的民族是必不可少的。由于革命坚守那些对任何现代民族都不可或缺的终极价值如自由、平等、宽容、博爱等，经过革命的血与火洗礼的民族具有世界主义的宽阔胸怀，它们不会以武力攻掠别的国家，因为它们懂得暴政是人间最大的罪恶，在摆脱了本国暴政的枷锁之后，它们不会将其加于别的民族。
革命者的确会犯错误甚或制造暴行，这是由于在旧制度下，他们被禁止参与政治事务，导致他们缺少政治经验，因而革命期间犯一些错误在所难免。柏克一方面指责革命，另一方面对旧制度下的罪恶闭口不谈，这对前者是不公平的。事实上，旧制度制造的罪恶大大多于革命引发的罪恶，只是由于前者大都分散在漫长的时间进程中而不那么引人注目而已。法国的一个历史学家确信，仅仅在一代人之内(路易十四治下)，就有600万人死于饥寒。阿克顿对此评论道：“也许可以发现比路易十四更残忍、更邪恶、更狠毒的暴君，但没有人曾用自己的权力造成那么大的痛苦和不幸；路易十四时最杰出的人士发出的赞美，不过表明了专制主义的邪恶已使欧洲的良知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8](p72)即使就法国革命时的恐怖统治而言，勒费弗尔认为：“恐怖统治毕竟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强迫全民族服从这个政府，无套裤汉也不例外，这就是恐怖统治的实质。”[11](p362)勒费弗尔据格里尔的统计认为，实际死于恐怖统治的人数要远高于死刑判决(约17 000人)数，[11](p361)这与路易十四的专制罪恶相比要轻得多。况且，在和平时期，专制政府可以任意逮捕、绞杀政治异议人士；内战时，得到民众认可的革命政权对政敌的非常措施也并非不合法。改良也许少一些暴力，但不是没有代价：民族的创造力不仅长期受到严重的束缚，一代代人的生命也在长长的等待中被白白消耗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次革命也许不能实现它的目标，但也会使当权者收敛一点往昔的独断专行，所以，1815年复位的欧洲王公们的王座旁也都增加了一部叫做“宪法”的文件。革命目标指向全民的幸福与自由，它不以新的特权代替旧的特权，它要确立每个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历史也许能够原谅革命的过失。托克维尔尽管也强调传统的价值，但他对法国大革命仍赞扬有加：
我要和他们一起经历1789年的最初时期，那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他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自由的制度，而且要建立平等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项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让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10](前言)
四 结语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一国的经验对本民族也许不无教益，但对其他国家则不会有多大的推广价值。法国的几次革命不会发生在英国，正如英国后来的渐进改革不会发生在法国一样。“向自由朝圣”的道路不可以随意选择，但目标应该相同，即必须建立自由民主政体——尽管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能保证个人的幸福，保证一个民族健康而不竭的生命力。
柏克是英格兰的产物，对那些与英格兰历史、政治情境迥异的国家尤其中国而言，柏克的参考价值寥寥，这也许解释了柏克除英语国家外在别处一直受冷落的真正原因。
我们现在似乎可以说，在英国及其殖民地的政治事务上，柏克是自由主义的柏克；在法国革命问题上，柏克则是保守主义的柏克。
参考资料：[1]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volumeⅡ[Z].Chicago:EncyclopediaBritannica Inc.,1993.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