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政策用 嘿嘿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
十七届四中全会认真总结党执政以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深入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研究和部署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重点突出，总结过去客观实在，分析形势深入透彻，部署任务具体明确，符合我国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政治性和指导性，是当前和今后指导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对于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纵观了我们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领导改革开放30年来的艰辛历程，分析了新形势下当前我们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概括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基本经验，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党的十七大关于党的建设总体部署的全面展开和深化，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纲领性文件，是新形势下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总的来说就是明确了目标、彰显了决心、敲响了警钟、总结了经验、指明了方向、制定了路径）。
1、面临新的形势任务。
当今世情是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义务论、威胁论、危机论此起彼伏，遏制与反遏制、渗透与反渗透、分化与反分化从未间断。
当今国情表现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在一个矛盾凸显期，发展中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
当今党情是我党从1921年建党到现在，走过了八十八个春秋光辉历程，不断发展壮大，从最初的53人，发展成现在拥有7500多万党员的大党（我们湘潭18万多人），改革开放后入党近3000万，其中知识分子，青年党员，各阶层党员的理论素养都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部分年轻党员干部缺乏理论功底。党员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党员队伍结构、组织设置方式、党员思想理念发生了新变化。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新的伟大事业，任务比过去都更为繁重和紧迫。
2、处在新的历史方位。
过去我们通常讲“两个转变”，即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次《决定》对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行了新的阐述、新的拓展，延伸为“三个转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社会更加繁荣，更加开放、更加民主，更加复杂，在这么一个党所处的地位、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顺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为必然。
3、肩负新的使命责任。新的伟大工程推进新的伟大事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是当前我们肩负着并必须解决的“四个课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做到“三个始终成为”，永葆先进性，即就是要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4、有着新的目标要求。《决定》深刻提出了“四个着眼于”总体要求，即着眼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着眼于增强全党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着眼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四个着眼于”点明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着力点，体现了党的建设同党领导的事业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决定》全面总结了“六条基本经验”，即六个坚持：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决定》用六个“坚持”科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60年执政党建设实践中积累的基本经验。这是继党的十六大科学总结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科学总结党执政55年的主要经验后，第一次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总结基本经验我们今后长期指导工作的方针和原则。《决定》详细阐释了六个战略重点：一是建设学习型政党，打造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执政党；二是搞好党内民主，激发党的活力，维护党的高度集中统一；三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四是抓好基层基础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五是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六是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斗争，以反腐新成效以取信于民。这些既是新目标，也是新要求，既是新举措也是新任务，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必须一以贯之，身体力行。
十七届四中全会认真总结党执政以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深入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研究和部署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重点突出，总结过去客观实在，分析形势深入透彻，部署任务具体明确，符合我国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政治性和指导性，是当前和今后指导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对于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纵观了我们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领导改革开放30年来的艰辛历程，分析了新形势下当前我们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概括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基本经验，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党的十七大关于党的建设总体部署的全面展开和深化，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纲领性文件，是新形势下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总的来说就是明确了目标、彰显了决心、敲响了警钟、总结了经验、指明了方向、制定了路径）。
1、面临新的形势任务。
当今世情是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义务论、威胁论、危机论此起彼伏，遏制与反遏制、渗透与反渗透、分化与反分化从未间断。
当今国情表现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在一个矛盾凸显期，发展中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
当今党情是我党从1921年建党到现在，走过了八十八个春秋光辉历程，不断发展壮大，从最初的53人，发展成现在拥有7500多万党员的大党（我们湘潭18万多人），改革开放后入党近3000万，其中知识分子，青年党员，各阶层党员的理论素养都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部分年轻党员干部缺乏理论功底。党员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党员队伍结构、组织设置方式、党员思想理念发生了新变化。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新的伟大事业，任务比过去都更为繁重和紧迫。
2、处在新的历史方位。
过去我们通常讲“两个转变”，即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次《决定》对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行了新的阐述、新的拓展，延伸为“三个转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社会更加繁荣，更加开放、更加民主，更加复杂，在这么一个党所处的地位、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顺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为必然。
3、肩负新的使命责任。新的伟大工程推进新的伟大事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是当前我们肩负着并必须解决的“四个课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做到“三个始终成为”，永葆先进性，即就是要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4、有着新的目标要求。《决定》深刻提出了“四个着眼于”总体要求，即着眼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着眼于增强全党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着眼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四个着眼于”点明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着力点，体现了党的建设同党领导的事业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决定》全面总结了“六条基本经验”，即六个坚持：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决定》用六个“坚持”科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60年执政党建设实践中积累的基本经验。这是继党的十六大科学总结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科学总结党执政55年的主要经验后，第一次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总结基本经验我们今后长期指导工作的方针和原则。《决定》详细阐释了六个战略重点：一是建设学习型政党，打造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执政党；二是搞好党内民主，激发党的活力，维护党的高度集中统一；三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四是抓好基层基础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五是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六是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斗争，以反腐新成效以取信于民。这些既是新目标，也是新要求，既是新举措也是新任务，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必须一以贯之，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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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0-01-16
邢理建：海南开发与南海经略
新年伊始，新华社全文公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不是一份单纯为了推进该地国际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指导“意见”，而是中国政府开发海南，经略南海的重大战略部署。很可惜，国内诸多媒体包括财经类传媒，未能为读者提供一份揭示“国际旅游业”背后所隐含的长远战略意图的“思想套餐”——哪怕只是点到为止。相反�国内媒体过分纠缠于海南是否开放博彩业甚至于建立跑马场等枝节末梢反复炒作，迫使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省长罗保铭在多个场合正经其事作出否定。
海南省面积3.4万平方公里�人口860万，GDP1459亿元。1989年海南“撤地建省”，成为国内迄今惟一以省为单位的“经济特区”。20世纪90年代初，海南大开发由“走私起步”，“改革大将”雷宇因汽车走私大案被摘除乌纱，海南大开发出师不利、首战告挫。再战房地产又因楼市泡沫破灭而将海南摔成重伤。从此，海南元气大伤。进入新世纪，海南开发定位几经调整，整体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依然是锅“温吞水”。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在付出了惨痛的探索和“折腾”代价后，海南产业结构定位、发展目标定位、发展支持政策定位最终成型。上述“三个定位”，以南海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定位作为基础，服从并服务于新世纪中国和平崛起必须深度融入海洋，并拥有海洋话语权之宏伟国家战略，这才是包藏在建设“东方夏威夷”背后之“意见”的本真价值。
在“建设世界一流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的华丽外套下，“意见”将2020年的海南经济结构规划为六个大项:亚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全国四季花园和全球国际旅游岛；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开放平台；现代港口服务业和现代物流基地；面向东南亚的航运中转枢纽；南海资源开发的服务保障基地……
以上六个大项所描绘的蓝图，亦是未来十年间海南“大开发”所要达到的六个阶段性目标。以“惯常视野”观之，前四项乃“经济的”和“民生的”，后两项尤其是最后一项，既是“经济的”和“民生的”，更系中国经略南海必须提前营造的前置基础条件。
打开当代中国版图，向北、向西，均属亚洲大陆的高寒贫脊之腹地，可供中国腾挪、合作、耕耘的地理空间相对有限，而向南——义无反顾地向南，西拐可连贯印度洋和大西洋，东拐则融入太平洋，直冲可进入南太平洋，以全球化作为“地缘坐标”，可供中国运作的地理空间可谓海阔天高。对“21世纪是中国海洋世纪”的战略定位，国内目前已很少再有人提出异议，把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象的行动，开发海南、经略南海恰是我们的起步台阶。
中国与东盟已形成“10＋1”合作机制，继而又在新年岁首开启了CAFTA自由贸易区。19亿人口，6万亿美元GDP，4.5万亿美元区域贸易总额(以上为2008年底的数据)，从今年起的未来十年，区域贸易额受区域内零关税的刺激，“有可能以平均40%－45%的额度增长”(泰国驻华公使语)……国人不妨想一想，如此规模和增长势头下的区域贸易发展态势，所生成的深度利益互融、互补、互倚，以及“10＋1”很大程度上视同于“众星拱月”——中国为“月”，贸易区内其他10国为“星”的现实格局，意味着在未来的东南亚地区，即便考虑到美国重新返回(实际操作并不那么容易)的因素，中国的“轴心国”地位及由此所产生的向心力只会不断增强而不是逐渐削弱。经济基础——决定南海主权命运的物质基础。
经济贸易是通过国家、政党、市场主体、双边或多边合作、交易主体、制度对接和制度包容、人文交往得以实现的。而彼此的各种交往越广越深——彼此翻脸的代价则越难以承受，假以时日，解决南海问题对谁有利，答案其实已提前给定。另外，经济贸易的交往既靠有形的市场，又依赖无形的“势场”。在CAFTA的范畴内，“势场”的中心在中国。当该“势场”的向心力足够大，由此产生的利益交换达致“众星”们难以弃舍时，中国实现南海主权的努力必然呈现新的气象——变被动为主动。
建立于上述分析，对于中国经略南海的远大战略追求，海南大开发之时代的迫切性和不可或缺性已一目了然。如果认识到每个历史发展阶段地理范畴内的确存在区域“势场”，那么，未来10年海南大开发的六项阶段性开发目标尤其是后两项关键目标一经达致，意味着“中国势场”的中心位置将从中国大陆直接嵌入至“天涯海角”……就当代中国领导层极富远见的、长期经略南海的深谋远虑，为眼前利益而铢锱铢必较的民间社会也许继续无动于衷，浮躁的媒体也许仍浑然不觉(只对报道是否开放“博彩”感兴趣)，已经先期植入“海洋基因”的国人当为之肯定和赞许。
行文至此，国家将投资1400亿元兴建横跨琼洲海峡的陆路大通道的消息已然公布，哦，南海——你真正姓“中”的时间也许不再那么遥远。
邓为：国家最高科技奖需要年轻人
1月11日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颁发了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为谷超豪、孙家栋两位院士。获奖者的奖金额为500万元人民币。(1月11日《人民网》)
国家最高科技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除2004年空缺外，共有吴文俊、袁隆平等16位科学家荣膺这一奖项。这些科学家以其非凡的研究成果和卓越的科学探索精神，不仅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后人留下了享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不过，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大多都是老科学家，甚至是耄耋老人。在16位获奖者之中，生于上世纪30年代以前的就有吴文俊、叶笃正、刘东生等13人，最年轻的是2001年得奖的王选教授，获奖时64岁，今年的谷超豪和孙家栋院士年龄也分别为84岁和81岁。
在最高科技奖得主的名单上，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60岁以下的“年轻人”，是年轻科学家尚没有脱颖而出，还是科学成果须经过漫长时间检验后才能把相关奖项颁给科学家本人。
相比较而言，诺贝尔奖的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则不乏“年轻人”，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劳伦斯·布拉格，他在1915年和自己的父亲分享了当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只有25岁。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中，杨振宁教授获奖时35岁，李振道教授获奖时31岁。
2001年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王选教授曾经多次表示，当他26岁处于第一个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等到50多岁以后，反而获得越来越多的荣誉。尽管这其中多有王选教授的谦逊之词，但也并非毫无道理，有人研究科学成果与科学家群体年龄的关系，科学家的最佳年龄，平均为37岁。
“江山代有才人出”，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应该多多出现年轻人的身影。
陶短房：跨国公司在印度的滑铁卢
谷歌宣称或将撤出中国市场，这在跨国公司的运营历史中并不是孤例。
譬如可口可乐和肯德基这两大国际知名品牌在印度就曾经退出——— 甚至多次退出。可以说，任何一个跨国公司都不可能忽视印度市场，那是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庞大市场，消费潜力不言而喻。但任何一个跨国公司在开拓印度市场时都会小心翼翼。
可口可乐公司在二战时期即进入印度市场，但1977年却因印度政府逼迫其公开独家配方，不得不宣布退出印度市场达16年之久。1993年，在印度政府“不再索要秘方”的默认下，可口可乐重返印度，但仅过了10年，就被卷入所谓“杀虫剂门”事件，尽管印度联邦政府权衡利弊后采取了“消毒”措施，但多达5个邦对可口可乐下达了全部或部分禁令，导致可口可乐在印度销量大减，差点再次退出。
肯德基的情况则更加曲折。“山德士上校”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进军印度，但因为“情况”不断，到2000年不得不宣布退出印度市场。尽管肯德基只过了3年就重返印度，但此后3年发展举步维艰，而直到今天，经过3年“高速增长”后，肯德基在印度的分店也仅有45家，还不足上海一个城市分店数的零头(2009年为166家)。
究竟是何原因，让可口可乐和肯德基这样的“老江湖”、大手笔，不得不自己认栽，匆匆退出印度市场？
首先是当地政策的“不咬弦”。
可口可乐公司退出的1977年，恰逢印度历史上第一个非国大党政府———德赛的人民党政府上台，该政府之所以能击败国大党和英迪拉甘地，靠的就是民族主义号召，排斥外国品牌，以支持民族企业。对可口可乐的配方要求，正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事实上，一些当地标榜“纯印度”、“纯手工”的所谓“印度义理主义者”，已摩拳擦掌，声称开发出足以替代可口可乐的“民族饮料”了。在那一次“民族化”狂潮中，被迫退出的不仅仅是可口可乐，另一个著名品牌IBM也同时退出，原因是印度政府强令其将股份转让给某本土企业。
可口可乐的第二次挫折，和肯德基的退出，则与某些印度地方政府的限制、排斥有关。所谓“杀虫剂门”最后被印度联邦卫生部判为“合格”，而根据独立机构的化验，由于印度大量使用杀虫剂，因此从牛奶到果汁，几乎所有印度食品的杀虫剂含量都超标，而使用境外原料则会遭致更多责难，但多个印度邦对此置若罔闻，执意将可口可乐驱赶出境；肯德基在店面扩张中也遇到类似问题，许多城市以种种名目，不让肯德基分店在旺市开张，令其长期发展停滞。
更重要的，是被激化和畸变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杀虫剂门”爆发后，一些印度教团体，如“湿婆军”、“世界印度教徒大会”利用舆论大肆渲染，对于可口可乐的杀虫剂“超标”添油加醋，而对于其实所有食品、饮料都有类似问题则只字不提，甚至虚构各种绘声绘色的“可乐害人”传说，在这种狂热氛围驱使下，人们上街砸可乐瓶，甚至围攻替可口可乐代言的板球、曲棍球明星和电影明星，斥责他们为“民族罪人”。
在肯德基落户印度的早期，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更是传得沸反盈天，如肯德基食物中有苍蝇、肯德基炸鸡块所用的鸡被“虐待”，一些班加罗尔农民在激进民族主义组织的唆使下，于1996年捣毁了当地的肯德基分店，而著名的“印度义理主义组织”国民自愿服务团，更连续多年专门选择肯德基营业状况最好的2月14日“情人节”，举行游行，甚至干脆打碎肯德基和其它“非印度餐厅”的窗户。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可口可乐和肯德基只能选择忍痛“止损”，可口可乐曾就此总结道，十几亿人口，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些看似诱人的市场前景，倘若没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和适宜的市场氛围，最终只能是一钱不值。
随着印度“西化”的中产阶级崛起，可口可乐和肯德基重返印度，但它们只能在“精英的印度”获得一席之地，而近10亿印度贫民对这些国际品牌而言，其实仍然相距遥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考验中国世界治理能力
自从1840年以来，恢复政治和经济强国地位始终是中国的民族意志，目前中国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正在努力向政治和经济强国进军；而一个经济强国绝不仅仅表现在生产、收入等硬指标上，更表现在能够为国际经济运行提出并实施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可行的规则，并通过实践证实其可行性，这是一个大国世界治理能力（国际关系学者张文木先生的词汇）的体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出并从2010年开始运行，正是对中国世界治理能力的一大考验。
毫无疑问，率先提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并使之成为现实，已经显示了至少近十年来中国决策层的洞察力和执行能力，中国在制定规则方面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初步展示。接下来，中国需要进一步展示自己制定规则和实施的能力，以克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路途上的下述重重障碍:
首要，阻碍力量在于区域内各国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各国之间存在众多现实和潜在的冲突。
其次，东亚各经济体发展水平落差巨大，从发达国家（日本）、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四小龙）、正在起飞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等）到柬埔寨等落后国家，4个层次样样齐全。发展水平落差过大，导致短期合作目标不一致，发达国家看重经济贸易自由化，以期实现比较利益最大化；发展层次较低的国家更重视经济技术合作。这种不同的利益需求必然会带来矛盾与摩擦，不利于合作开展。
第三，东亚经济体多数正处于经济赶超时期，产业结构竞争较多而水平分工较少，经济一体化使它们的利益受限，潜在冲击则较大，也使得它们在遭遇经济冲击时，一体化进程容易发生倒退。
第四，东亚经济体、特别是主要经济体普遍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而且这种增长模式难以迅速转变，区域内相应缺乏容量足够巨大的进口吸纳中心，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不利的。中国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但需要时间。
第五，东亚各国内部政治、社会问题妨碍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区域内民主化政治极不成熟，菲律宾明星执政成风，韩国因弹劾总统、进口牛肉等问题而引发接连不断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泰国红衫军、黄衫军之争，所有这些，导致政策常常缺乏深思熟虑且易反易复；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上升；日本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因而不敢、也难以摆平国内利益集团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切都在妨碍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即使是中国，在走向区域进口吸纳中心的进程中，进口与国内部分相关产业、长远整体利益与当前局部利益之间的冲突也会日益显现，对中国政府“摆平”国内争议的能力形成日益强烈的考验。
最后，第三国干预和外部压力将时刻影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区域外政治势力对东亚区域内的控制和影响十分强大。为此，一方面美国会时刻警惕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威胁其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区域内某些国家和地区会企图挟美自重，遏制其他国家，特别是遏制被美国某些势力视为最大潜在竞争对手的中国。
任何一个区域经济组织要想成功推进，都需要拥有作为凝聚核心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类似欧盟那样内部决策机制高度“民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必然效率低下，这一点已经为数十年来欧共体/欧盟的历史所证实，如同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作为凝聚核心，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方能显示出较高效率。即使是现行决策、执行机制“民主”过度而缺乏行动能力的欧盟，其经济一体化能发展到目前的程度，也主要靠法德轴心推动。东盟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潜力、综合国力及其一体化程度决定了东盟绝无可能担当此项重任，只有中日两国有可能成为凝聚核心；中日两国任何一方目前都不具备全面优势，但即使不考虑中国率先提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显示出来的更胜一筹的远见，在综合国力对比上中国也更具后来居上之势。“君子修德以怀远”，我们希望自己的国家用实际行动证实自己更具有作为东亚凝聚核心的能力，也希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成为中国展示自己世界治理能力的成功第一步。
周子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意味着什么？
据上海证券报 据商务部高层透露的信息，今年我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会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这个信息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是挑战和压力。
在经历了自二战以来最严峻的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贸易整体萎缩，受国际市场需求的持续萎缩，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出现了大幅下滑，在国家出台一系列保出口措施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国的外贸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平稳的局势。这个局面来之不易。
但是从当前国际经济的整体形势来看，我们依然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而且各国所采取的措施也相差甚远，其复苏的基础相当脆弱，需求并没有因为形势好转而得到回升。因此虽然我国的外贸进出口局势在2009年岁末出现了大幅回升的局面，但2010年将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出口形势。所以，对于外贸出口企业来说，需要提早预见到国际市场的风险，尽早做好防备的措施，防患于未然。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全球性的贸易保护虽然没有全面实施，但是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扩张。而这些措施的实施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全球贸易量的萎缩。根据WTO的统计，2009年第一季度全球贸易额下降了40%。虽然国际贸易形势自第二季度开始好转，降幅收窄，但仍然高达两位数。WTO预计，2009年全球贸易量将萎缩10%，其中发达国家下降14%，发展中国家下降7%。
我国外贸也出现高达两成的深度萎缩。这样的局面使得我国在内需市场无法全面启动的时候，整个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是来自就业等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压力。另一方面，尽管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指标有所改善，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而曲折，各国保护国内市场和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也将日趋激烈，国际贸易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我国部分产业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同质性趋强，竞争面扩大，也会产生贸易摩擦。
这次危机的本身就是由于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所造成，为了缓解危机，各国都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宽松政策。例如美国2009财年财政赤字达到1.4万亿美元，创二战以来新高。德、法等国财政赤字率均超过3%的控制目标，日本财政赤字率达到9.4%。各国基准利率也处于历史低位。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对金融机构等实施广泛的去杠杆化，在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这进一步地压缩了居民消费，所以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短时间内难以出现大幅反弹。
在全球经济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时候，只能继续以传统的投资模式来促进经济走出困境。而在全球贸易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会继续处于历史高位，从而形成巨大压力。美国虽然提出了庞大的新能源计划，但是其国内失业率仍高达10%，即使其经济复苏形势较好，也要经过几年才能使失业率降到较低水平。因此，在国内的就业以及政治压力下，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扩大内需受阻的情况下，纷纷提出通过扩大出口来促进经济尽快复苏，甚至通过本币大幅贬值、增加各种形式补贴等手段提高本国产品竞争力，千方百计争夺国际市场，以维持其国内的经济增长。
而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总体竞争力进一步上升，我国传统低端优势产品领域将面临更多挑战和强有力竞争，同时也将使中国在中高端产品领域面对发达国家的直接竞争。为此，我国外贸企业需尽早提出积极的应对措施，进一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主动争取产业升级，从而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新年伊始，新华社全文公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不是一份单纯为了推进该地国际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指导“意见”，而是中国政府开发海南，经略南海的重大战略部署。很可惜，国内诸多媒体包括财经类传媒，未能为读者提供一份揭示“国际旅游业”背后所隐含的长远战略意图的“思想套餐”——哪怕只是点到为止。相反�国内媒体过分纠缠于海南是否开放博彩业甚至于建立跑马场等枝节末梢反复炒作，迫使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省长罗保铭在多个场合正经其事作出否定。
海南省面积3.4万平方公里�人口860万，GDP1459亿元。1989年海南“撤地建省”，成为国内迄今惟一以省为单位的“经济特区”。20世纪90年代初，海南大开发由“走私起步”，“改革大将”雷宇因汽车走私大案被摘除乌纱，海南大开发出师不利、首战告挫。再战房地产又因楼市泡沫破灭而将海南摔成重伤。从此，海南元气大伤。进入新世纪，海南开发定位几经调整，整体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依然是锅“温吞水”。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在付出了惨痛的探索和“折腾”代价后，海南产业结构定位、发展目标定位、发展支持政策定位最终成型。上述“三个定位”，以南海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定位作为基础，服从并服务于新世纪中国和平崛起必须深度融入海洋，并拥有海洋话语权之宏伟国家战略，这才是包藏在建设“东方夏威夷”背后之“意见”的本真价值。
在“建设世界一流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的华丽外套下，“意见”将2020年的海南经济结构规划为六个大项:亚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全国四季花园和全球国际旅游岛；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开放平台；现代港口服务业和现代物流基地；面向东南亚的航运中转枢纽；南海资源开发的服务保障基地……
以上六个大项所描绘的蓝图，亦是未来十年间海南“大开发”所要达到的六个阶段性目标。以“惯常视野”观之，前四项乃“经济的”和“民生的”，后两项尤其是最后一项，既是“经济的”和“民生的”，更系中国经略南海必须提前营造的前置基础条件。
打开当代中国版图，向北、向西，均属亚洲大陆的高寒贫脊之腹地，可供中国腾挪、合作、耕耘的地理空间相对有限，而向南——义无反顾地向南，西拐可连贯印度洋和大西洋，东拐则融入太平洋，直冲可进入南太平洋，以全球化作为“地缘坐标”，可供中国运作的地理空间可谓海阔天高。对“21世纪是中国海洋世纪”的战略定位，国内目前已很少再有人提出异议，把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象的行动，开发海南、经略南海恰是我们的起步台阶。
中国与东盟已形成“10＋1”合作机制，继而又在新年岁首开启了CAFTA自由贸易区。19亿人口，6万亿美元GDP，4.5万亿美元区域贸易总额(以上为2008年底的数据)，从今年起的未来十年，区域贸易额受区域内零关税的刺激，“有可能以平均40%－45%的额度增长”(泰国驻华公使语)……国人不妨想一想，如此规模和增长势头下的区域贸易发展态势，所生成的深度利益互融、互补、互倚，以及“10＋1”很大程度上视同于“众星拱月”——中国为“月”，贸易区内其他10国为“星”的现实格局，意味着在未来的东南亚地区，即便考虑到美国重新返回(实际操作并不那么容易)的因素，中国的“轴心国”地位及由此所产生的向心力只会不断增强而不是逐渐削弱。经济基础——决定南海主权命运的物质基础。
经济贸易是通过国家、政党、市场主体、双边或多边合作、交易主体、制度对接和制度包容、人文交往得以实现的。而彼此的各种交往越广越深——彼此翻脸的代价则越难以承受，假以时日，解决南海问题对谁有利，答案其实已提前给定。另外，经济贸易的交往既靠有形的市场，又依赖无形的“势场”。在CAFTA的范畴内，“势场”的中心在中国。当该“势场”的向心力足够大，由此产生的利益交换达致“众星”们难以弃舍时，中国实现南海主权的努力必然呈现新的气象——变被动为主动。
建立于上述分析，对于中国经略南海的远大战略追求，海南大开发之时代的迫切性和不可或缺性已一目了然。如果认识到每个历史发展阶段地理范畴内的确存在区域“势场”，那么，未来10年海南大开发的六项阶段性开发目标尤其是后两项关键目标一经达致，意味着“中国势场”的中心位置将从中国大陆直接嵌入至“天涯海角”……就当代中国领导层极富远见的、长期经略南海的深谋远虑，为眼前利益而铢锱铢必较的民间社会也许继续无动于衷，浮躁的媒体也许仍浑然不觉(只对报道是否开放“博彩”感兴趣)，已经先期植入“海洋基因”的国人当为之肯定和赞许。
行文至此，国家将投资1400亿元兴建横跨琼洲海峡的陆路大通道的消息已然公布，哦，南海——你真正姓“中”的时间也许不再那么遥远。
邓为：国家最高科技奖需要年轻人
1月11日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颁发了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为谷超豪、孙家栋两位院士。获奖者的奖金额为500万元人民币。(1月11日《人民网》)
国家最高科技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除2004年空缺外，共有吴文俊、袁隆平等16位科学家荣膺这一奖项。这些科学家以其非凡的研究成果和卓越的科学探索精神，不仅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后人留下了享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不过，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大多都是老科学家，甚至是耄耋老人。在16位获奖者之中，生于上世纪30年代以前的就有吴文俊、叶笃正、刘东生等13人，最年轻的是2001年得奖的王选教授，获奖时64岁，今年的谷超豪和孙家栋院士年龄也分别为84岁和81岁。
在最高科技奖得主的名单上，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60岁以下的“年轻人”，是年轻科学家尚没有脱颖而出，还是科学成果须经过漫长时间检验后才能把相关奖项颁给科学家本人。
相比较而言，诺贝尔奖的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则不乏“年轻人”，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劳伦斯·布拉格，他在1915年和自己的父亲分享了当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只有25岁。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中，杨振宁教授获奖时35岁，李振道教授获奖时31岁。
2001年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王选教授曾经多次表示，当他26岁处于第一个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等到50多岁以后，反而获得越来越多的荣誉。尽管这其中多有王选教授的谦逊之词，但也并非毫无道理，有人研究科学成果与科学家群体年龄的关系，科学家的最佳年龄，平均为37岁。
“江山代有才人出”，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应该多多出现年轻人的身影。
陶短房：跨国公司在印度的滑铁卢
谷歌宣称或将撤出中国市场，这在跨国公司的运营历史中并不是孤例。
譬如可口可乐和肯德基这两大国际知名品牌在印度就曾经退出——— 甚至多次退出。可以说，任何一个跨国公司都不可能忽视印度市场，那是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庞大市场，消费潜力不言而喻。但任何一个跨国公司在开拓印度市场时都会小心翼翼。
可口可乐公司在二战时期即进入印度市场，但1977年却因印度政府逼迫其公开独家配方，不得不宣布退出印度市场达16年之久。1993年，在印度政府“不再索要秘方”的默认下，可口可乐重返印度，但仅过了10年，就被卷入所谓“杀虫剂门”事件，尽管印度联邦政府权衡利弊后采取了“消毒”措施，但多达5个邦对可口可乐下达了全部或部分禁令，导致可口可乐在印度销量大减，差点再次退出。
肯德基的情况则更加曲折。“山德士上校”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进军印度，但因为“情况”不断，到2000年不得不宣布退出印度市场。尽管肯德基只过了3年就重返印度，但此后3年发展举步维艰，而直到今天，经过3年“高速增长”后，肯德基在印度的分店也仅有45家，还不足上海一个城市分店数的零头(2009年为166家)。
究竟是何原因，让可口可乐和肯德基这样的“老江湖”、大手笔，不得不自己认栽，匆匆退出印度市场？
首先是当地政策的“不咬弦”。
可口可乐公司退出的1977年，恰逢印度历史上第一个非国大党政府———德赛的人民党政府上台，该政府之所以能击败国大党和英迪拉甘地，靠的就是民族主义号召，排斥外国品牌，以支持民族企业。对可口可乐的配方要求，正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事实上，一些当地标榜“纯印度”、“纯手工”的所谓“印度义理主义者”，已摩拳擦掌，声称开发出足以替代可口可乐的“民族饮料”了。在那一次“民族化”狂潮中，被迫退出的不仅仅是可口可乐，另一个著名品牌IBM也同时退出，原因是印度政府强令其将股份转让给某本土企业。
可口可乐的第二次挫折，和肯德基的退出，则与某些印度地方政府的限制、排斥有关。所谓“杀虫剂门”最后被印度联邦卫生部判为“合格”，而根据独立机构的化验，由于印度大量使用杀虫剂，因此从牛奶到果汁，几乎所有印度食品的杀虫剂含量都超标，而使用境外原料则会遭致更多责难，但多个印度邦对此置若罔闻，执意将可口可乐驱赶出境；肯德基在店面扩张中也遇到类似问题，许多城市以种种名目，不让肯德基分店在旺市开张，令其长期发展停滞。
更重要的，是被激化和畸变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杀虫剂门”爆发后，一些印度教团体，如“湿婆军”、“世界印度教徒大会”利用舆论大肆渲染，对于可口可乐的杀虫剂“超标”添油加醋，而对于其实所有食品、饮料都有类似问题则只字不提，甚至虚构各种绘声绘色的“可乐害人”传说，在这种狂热氛围驱使下，人们上街砸可乐瓶，甚至围攻替可口可乐代言的板球、曲棍球明星和电影明星，斥责他们为“民族罪人”。
在肯德基落户印度的早期，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更是传得沸反盈天，如肯德基食物中有苍蝇、肯德基炸鸡块所用的鸡被“虐待”，一些班加罗尔农民在激进民族主义组织的唆使下，于1996年捣毁了当地的肯德基分店，而著名的“印度义理主义组织”国民自愿服务团，更连续多年专门选择肯德基营业状况最好的2月14日“情人节”，举行游行，甚至干脆打碎肯德基和其它“非印度餐厅”的窗户。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可口可乐和肯德基只能选择忍痛“止损”，可口可乐曾就此总结道，十几亿人口，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些看似诱人的市场前景，倘若没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和适宜的市场氛围，最终只能是一钱不值。
随着印度“西化”的中产阶级崛起，可口可乐和肯德基重返印度，但它们只能在“精英的印度”获得一席之地，而近10亿印度贫民对这些国际品牌而言，其实仍然相距遥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考验中国世界治理能力
自从1840年以来，恢复政治和经济强国地位始终是中国的民族意志，目前中国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正在努力向政治和经济强国进军；而一个经济强国绝不仅仅表现在生产、收入等硬指标上，更表现在能够为国际经济运行提出并实施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可行的规则，并通过实践证实其可行性，这是一个大国世界治理能力（国际关系学者张文木先生的词汇）的体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出并从2010年开始运行，正是对中国世界治理能力的一大考验。
毫无疑问，率先提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并使之成为现实，已经显示了至少近十年来中国决策层的洞察力和执行能力，中国在制定规则方面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初步展示。接下来，中国需要进一步展示自己制定规则和实施的能力，以克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路途上的下述重重障碍:
首要，阻碍力量在于区域内各国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各国之间存在众多现实和潜在的冲突。
其次，东亚各经济体发展水平落差巨大，从发达国家（日本）、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四小龙）、正在起飞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等）到柬埔寨等落后国家，4个层次样样齐全。发展水平落差过大，导致短期合作目标不一致，发达国家看重经济贸易自由化，以期实现比较利益最大化；发展层次较低的国家更重视经济技术合作。这种不同的利益需求必然会带来矛盾与摩擦，不利于合作开展。
第三，东亚经济体多数正处于经济赶超时期，产业结构竞争较多而水平分工较少，经济一体化使它们的利益受限，潜在冲击则较大，也使得它们在遭遇经济冲击时，一体化进程容易发生倒退。
第四，东亚经济体、特别是主要经济体普遍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而且这种增长模式难以迅速转变，区域内相应缺乏容量足够巨大的进口吸纳中心，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不利的。中国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但需要时间。
第五，东亚各国内部政治、社会问题妨碍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区域内民主化政治极不成熟，菲律宾明星执政成风，韩国因弹劾总统、进口牛肉等问题而引发接连不断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泰国红衫军、黄衫军之争，所有这些，导致政策常常缺乏深思熟虑且易反易复；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上升；日本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因而不敢、也难以摆平国内利益集团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切都在妨碍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即使是中国，在走向区域进口吸纳中心的进程中，进口与国内部分相关产业、长远整体利益与当前局部利益之间的冲突也会日益显现，对中国政府“摆平”国内争议的能力形成日益强烈的考验。
最后，第三国干预和外部压力将时刻影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区域外政治势力对东亚区域内的控制和影响十分强大。为此，一方面美国会时刻警惕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威胁其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区域内某些国家和地区会企图挟美自重，遏制其他国家，特别是遏制被美国某些势力视为最大潜在竞争对手的中国。
任何一个区域经济组织要想成功推进，都需要拥有作为凝聚核心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类似欧盟那样内部决策机制高度“民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必然效率低下，这一点已经为数十年来欧共体/欧盟的历史所证实，如同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作为凝聚核心，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方能显示出较高效率。即使是现行决策、执行机制“民主”过度而缺乏行动能力的欧盟，其经济一体化能发展到目前的程度，也主要靠法德轴心推动。东盟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潜力、综合国力及其一体化程度决定了东盟绝无可能担当此项重任，只有中日两国有可能成为凝聚核心；中日两国任何一方目前都不具备全面优势，但即使不考虑中国率先提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显示出来的更胜一筹的远见，在综合国力对比上中国也更具后来居上之势。“君子修德以怀远”，我们希望自己的国家用实际行动证实自己更具有作为东亚凝聚核心的能力，也希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成为中国展示自己世界治理能力的成功第一步。
周子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意味着什么？
据上海证券报 据商务部高层透露的信息，今年我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会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这个信息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是挑战和压力。
在经历了自二战以来最严峻的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贸易整体萎缩，受国际市场需求的持续萎缩，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出现了大幅下滑，在国家出台一系列保出口措施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国的外贸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平稳的局势。这个局面来之不易。
但是从当前国际经济的整体形势来看，我们依然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而且各国所采取的措施也相差甚远，其复苏的基础相当脆弱，需求并没有因为形势好转而得到回升。因此虽然我国的外贸进出口局势在2009年岁末出现了大幅回升的局面，但2010年将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出口形势。所以，对于外贸出口企业来说，需要提早预见到国际市场的风险，尽早做好防备的措施，防患于未然。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全球性的贸易保护虽然没有全面实施，但是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扩张。而这些措施的实施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全球贸易量的萎缩。根据WTO的统计，2009年第一季度全球贸易额下降了40%。虽然国际贸易形势自第二季度开始好转，降幅收窄，但仍然高达两位数。WTO预计，2009年全球贸易量将萎缩10%，其中发达国家下降14%，发展中国家下降7%。
我国外贸也出现高达两成的深度萎缩。这样的局面使得我国在内需市场无法全面启动的时候，整个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是来自就业等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压力。另一方面，尽管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指标有所改善，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而曲折，各国保护国内市场和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也将日趋激烈，国际贸易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我国部分产业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同质性趋强，竞争面扩大，也会产生贸易摩擦。
这次危机的本身就是由于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所造成，为了缓解危机，各国都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宽松政策。例如美国2009财年财政赤字达到1.4万亿美元，创二战以来新高。德、法等国财政赤字率均超过3%的控制目标，日本财政赤字率达到9.4%。各国基准利率也处于历史低位。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对金融机构等实施广泛的去杠杆化，在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这进一步地压缩了居民消费，所以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短时间内难以出现大幅反弹。
在全球经济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时候，只能继续以传统的投资模式来促进经济走出困境。而在全球贸易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会继续处于历史高位，从而形成巨大压力。美国虽然提出了庞大的新能源计划，但是其国内失业率仍高达10%，即使其经济复苏形势较好，也要经过几年才能使失业率降到较低水平。因此，在国内的就业以及政治压力下，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扩大内需受阻的情况下，纷纷提出通过扩大出口来促进经济尽快复苏，甚至通过本币大幅贬值、增加各种形式补贴等手段提高本国产品竞争力，千方百计争夺国际市场，以维持其国内的经济增长。
而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总体竞争力进一步上升，我国传统低端优势产品领域将面临更多挑战和强有力竞争，同时也将使中国在中高端产品领域面对发达国家的直接竞争。为此，我国外贸企业需尽早提出积极的应对措施，进一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主动争取产业升级，从而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第2个回答 2010-01-16
含有敏感词汇 不宜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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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第3个回答 2010-01-12
大哥，网上搜呗！
第4个回答 2010-01-12
这学生太懒了，估计是学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