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和土木堡之变，都对历史文化造成了什么影响？

靖康之变和土木堡之变，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皇帝被俘，北宋徽宗、钦宗两位皇帝被金兵俘虏至北方，明英宗被瓦剌军所俘。

说到靖康之变和土木堡之变对历史文化的影响，那简直是大相径庭，前者是一个皇朝的结束，北宋因靖康之变走向灭亡，亡国之痛，对后世的影响延续甚久。后者只是皇位的更替，土木堡之变后的大明皇朝在景泰帝和于谦等忠臣组织的北京保卫战下击退敌军，江山依然完好。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是南宋岳飞将军的《满江红》。哪怕北宋早已灭亡，但靖康之变的耻辱，仍然深深地印在大宋子民心中，急切渴望能雪洗。国破家亡后的岳飞，满怀壮志，渴望在战场上饿了就吃敌人的肉，谈笑渴了就喝敌人的鲜血。这大概就是最高级别的痛恨了，正是靖康之变带来的。

导致北宋灭亡，最主要的原因还在宋徽宗赵佶身上。话说回来，赵佶是一个被皇位耽误了的艺术家，满身艺术细胞的他被错误地放在了大宋皇位上。他根本没有治国才能，有的是采集名花异石，饮酒作乐，写诗作画，他的这些雅好正是大宋百姓的灾难。

徽宗好音乐，蔡京便为他建起一个庞大的乐队，广招音乐家， 改造乐律、乐器，翻造新谱。徽宗好游玩，佞臣便为他在宫中开市，令官女扮作茶坊商女，皇帝装成乞丐贫儿逗乐取乐。徽宗自己爱玩也就算了，但好歹也得把国家交给可靠之人来管理吧！但他没有，他所重用的大臣都是蔡京、童贯、高俅等奸佞之辈。

徽宗时期，始终是蔡京及其党羽把持朝政，他们不管国家安危，不顾百姓死活，巧立名目，搜刮民财，贿赂公行，卖官鬻爵。为了阻止其他官员的议论，诏书也不走正规途径，而是请徽宗亲书后颁行，称为“御笔手诏”，甚至请宦官杨球代书，号称“书杨”，以达到他们胡作非为的目的。

徽宗的昏庸无能导致朝廷日益千疮百孔，朝廷上下一片乌烟瘴气，如此这般，怎经得起骁勇善战的女真族金朝的攻打。公元1125年，金兵大举南下，尽管大宋百姓万众一心抗击金兵，奈何懦弱主张投降议和的朝廷一再示弱，导致1127年金兵攻下北宋首都东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

靖康之变对历史文化最大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大宋子民沦为亡国奴，我国的妇女贞洁观，也在此后被逐渐强化。到了明清，民间女性的贞节牌坊日益增多，在生存与贞节之间，封建思想统治下的女性们只能选择后者。

这是因为，靖康之变后不仅宋徽宗和宋钦宗被虏至北方，北宋朝廷的后宫嫔妃、宗室女子均被掳往北方，在遭受百般凌辱后，她们沦落为奴，有的甚至成为娼妓。这个耻辱使道学家们舍弃了北宋时期重生存轻贞节的观念，转而大力提倡妇女舍生命保贞节。

土木堡之变后，在兵部侍郎于谦的力谏下，“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太后立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为皇帝，即为景泰帝。朝廷上下一心，组织北京保卫战，也先数次南侵，损兵折将，最后只得与明朝议和，送回英宗。可以说，土木堡之变反而激发了明军的士气和民族气节，在北京保卫战中，明军勇气倍增，斗志昂扬，与瓦剌军拼死战斗。

永乐末年，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起来，也先继位后，数次侵扰明朝辽东、宣府、大同等边镇，以致明朝连年边警不断。此时，明朝正是宦官王振专权，他为求边境的安宁，对瓦剌的贡使有求必应，致使朝廷此项费用与年俱增。

正统十四年( 1449)春，也先亲率人马攻打大同，又分兵骚扰辽东、宣府、甘肃。在王振的极力怂恿下，英宗御驾亲征，带着文武官员、将士共五十余万人出发。明大军出居庸关后，一路风雨交加，士气低落，而前方战事却越来越吃紧。随行的大臣不断请求英宗留下，不能深入，但王振一意孤行，英宗也只听王振。

八月初，大军到达大同，王振还想北进，这时，前方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英宗和王振这才慌慌张张地赶紧回师，行至土木堡，被日夜兼程的瓦剌骑兵追上围困在土木堡，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英宗被瓦剌军所俘，明军死伤几十万。

消息传回北京后，太后在于谦的建议下另立新帝，景泰帝继位后，立即着手北京保卫战，并最终战胜了瓦剌军。景泰元年（1450）八月，在外流落一年的英宗被迎回京，以太上皇的身份居住南宫。

土木堡之变守住了大明江山，在不割地，不赔款的情况下，也把英宗朱祁镇弄回来了，但明朝国力也因此严重下滑。

可以说，土木堡之变和靖康之耻没有可比性，虽然都是皇帝被俘，但前者只是朝廷的一场危机，而且被很好地化解了，被俘皇帝安全回京；后者带来的则是亡国之痛，被俘的皇帝最后客死他乡，后宫妃嫔宗室妇女为奴为娼，从而强化了妇女贞洁观，对北宋后的汉族女子带上了沉重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