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人生病了要看医生，国家陷入了困境就要改革。正确的改革是去除积弊的良药，是推陈出新的保证。然而中国古代王朝的官吏们却是因循守旧的多，主张变法的少；得过且过的多，锐意进取的少。由此可见王安石变法的难能可贵。王安石企图通过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王安石或是在思想上，或是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这次改革，历来受到历史学家们的重视。王安石变法更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引起了众多的讨论。可惜，王安石变法的收效却不大，宋朝并未因变法而强大起来。宋神宗死后（1085年）新法尽废，又42年后，北宋灭亡。
我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 改革未切中时弊
宋神宗是北宋第六个皇帝，当宋神宗即位时，国家已面临严峻的形势了。首先是财政危机，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宋仁宗庆历时期，财政支大于出已达三百多万缗。宋英宗治平二年，这一数字更是达到了一千五百多万缗。其次是外族连年入侵威胁严重。大宋朝的军旗从未在北方草原上展开过。自宋太宗赵光义先是兵败高粱河，后又收复幽燕十六州失败之后，宋朝在军事上彻底丧失了主动权。多次被西夏和辽击败。1004年，檀渊之盟后，宋王朝年年以“岁币”买平安，不但北方的军事威胁没有消失，还加重了财政危机。再次是农民起义不断，大大动摇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时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宋仁宗时更是大大小小的起义多如牛毛。大的有王伦、张海、王则起义、戌兵起义，至于几十人、几百人一股的小规模农民起义则是数不胜数。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造成这样局势的原因有这么几点：一是冗吏太多，造成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为了防止再出现“藩镇之祸”，采用了“分化事权”的方法。宋代的宰相有名无实，只管政事，无权过问经济与军事，军事由枢密院管。财政由三司管。三个部门之间互不相问，造成的结果是：行政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大家互相牵制，互相推诿。三司、枢密院、中书省之下又各有一套机构，一批官员。而原来的六部、九寺、五监等机构又还存在，造成严重的机构重叠。时人谓“吏部闲了，事归审官院；户部闲了，事归三司；兵部闲了，事归枢密院”。由此增加了大量的官吏。宋真宗时（1004—1007年）官员达一万多人，宋仁宗时（1049—1053年）官员又达两万多人。而当时全国的人口不过才几千万。官员多了不说，宋代又奉行“高薪养廉”，光官员的俸禄就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二是冗兵。宋代兵制，军队分为禁军与厢军两种。禁军护卫中央，厢军负责地方。禁军数量要与厢军数量相等，，也就是厢军每添一人，禁军也要添一人。将领率军，却“将不专兵”，又只有枢密院才有发兵权，以至将领无法有效统帅与训练军队，所以宋军战斗力极为低下。一方面为应付西夏、辽的军事压力，宋军只好追求数量优势，保持庞大的军额；另一方面，每遇灾荒之年，又要吸收大量饥民进入军队以防止农民起义。这样一来，军队人数逐渐成为天文数字。太祖时只有军队22万人，到宋英宗治平年间竟增加到1162000人。数量庞大的宋军无法弥补质量上的劣势，宋军始终不是骠悍的夏、辽骑兵的对手，既无法打破军事压力，又增加了财政负担。按蔡襄计算，军费占当时国家收入的六分之五，按朱熹计算，军费占国家支出的十分之七八。连宋神宗都说：“穷吾国者，兵也”。三是土地兼并严重。一方面宋代时国家对土地兼并不加干涉，地主阶级尤其是大地主阶层得以大量占有土地。另一方面，大地主们利用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势，得以偷税、漏税，而把国家财政负担大部分转到贫苦百姓头上。为了应付财政赤字，宋王朝大量征税。朱熹以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俱备”。使得大批农民纷纷将田地卖给大地主，沦为佃户。贫富分化日宜加剧。由此可见大宋王朝面临的主要问题是：1、财政支出过重。2、军事体制不合理。
但王安石不从此入手改革，忽视财政支出过重这一问题，不以节流为第一要务，却以开源为己任。在《与马运判书》中，王安石指出：一个人关上门与自己儿子做买卖，即使把儿子的钱都赚过来，对于一家来说，还照旧一样，并没有富足，王安石认为：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只有生产发展了，全天下人都富足了，国家才能真正地富足，王安石希望就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清除财政赤字。也许在今天人眼中，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很伟大，是现代化的。然而在当时却大大超前了。在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的古代社会中，要想一下子迅速发展生产，提高国家经济总量，这是不可能的。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固然伟大，却无法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实现。所以尽管王安石变法对大宋王朝的财政收入有所补益，却无法解决问题，犹如南辕北辙。
至于军事体制问题，由于宋王朝建国时就把防备武人造反视为第一要务，不可能放手懂军事的人发展军事，赵氏家法所限，王安石不可能在军事体制问题上有大动作。
二、 王安石用人不当
王安石性格执拗是有名的，缺乏政治家的气质。王安石刚愎自用，在变法过程中他很少能够听取他人的意见。王安石本人就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议论不足恤。”前两句当然是对的，但那么后一句呢？如果议论错了当然不足恤，但如果议论是对的呢？当时反对新法的大臣，如欧阳修、韩琦、苏轼、司马光等并非是完全的守旧。这些人都参与过“庆历新政”，是曾经主持过改革的人。在推行新法之中，他们看到了实际中新法的不足与错误，提出了不少意见，其中一部分是完全正确的。如果王安石能认真考虑这些意见，搞好团结，修改一些条例，也许变法会有成效的。然而王安石却无容人之量，熙宁二年，王安石刚担任参知政事后不久，吕诲卿上书弹劾王安石，王安石就立即上疏乞辞，撂挑子了。熙宁三年，韩琦上书指责青苗法，王安石又“称疾家居”，又撂挑子了。熙宁七年，由于曾布反对市易法，王安石坚决辞相，如此意气用事，不是一个主持改革的政治家所应有的举动。
要变法、要改革，首先要有变法之人、改革之人。从用人上看，王安石可以说是用人不当，这也是历来被史学家们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韩绛、吕惠卿、吕嘉问都是王安石亲自选拔的人才，又是变法派的骨干力量。但是最后，有的人被使用不当，有的人背叛了改革。如：韩绛一介书生，对军事一窍不通，却自愿前往总督西夏军事，结果一败涂地。熙宁四年（1071年），西夏攻陷宁浚城，韩绛罢知邓州。吕嘉问被王安石任以市易司，执行市易法。吕嘉问却大搞贪污腐败，对商人强买强卖，中饱私囊。事情败露后，王安石还一个劲地袒护吕嘉问，可谓不知人矣。吕惠卿原本集贤院校勘，一个小官。他为了满足个人野心，声称支持变法。在王安石的举荐下，平步青云直至参知政事。当了参知政事后的吕惠卿都处处与王安石为难，阻碍变法。
三、 新法本身问题多多
从熙宁二年至熙宁五年，在王安石的主持下一共出台了六项新法。为了保证青黄不接时，农民可以生存下去，刺激生产、打击高利贷资本、阻止土地兼并、稳定粮价，熙宁二年九月开始实行青苗法。其主要内容是：⒈将常平广惠仓的粮米兑换成现钱，将现钱借贷给城乡居民；⒉各路设常平官员管理此事；⒊借贷的具体办法是：①以当地前十年的平均粮价为标准，一年两次进行借贷；②城乡居民除游手好闲之人均可借贷；③按家资多少限额借贷；④归还时另加20%的利息。
至王安石时，宋代的常平广惠仓早已虚有其名，仓中粮食太少，根本起不到稳定粮价、救济百姓的作用，，所以改行青苗法。青苗法是实质是：以金融手段稳定粮价，以政府代替私人放贷，帮助百姓渡过青黄不接的困难时期，阻止大地主趁火打劫进行土地兼并。然而这次新法实行起来却有许多的问题。第一、以常平广惠仓的粮米兑换现钱作为本钱，似乎太少。以粮米来稳定粮价，粮米不够，兑换为现钱就够了吗？第二是在具体借贷过程中有许多的技术问题，在当时无法解决。农民们如有余钱就用不着借贷，借贷的农民借钱是为了买粮渡过青黄不接的时期，秋收后卖粮还钱，如果丰收了尚可还钱，如果欠收怎么办？是延长贷款时间？还是以呆帐处理？当时的政府根本无法像今日银行那样处理问题。第三，20%的利息虽算不上高利贷，利率也不低了。现代人借款可以用来投资、扩大再生产，获取更多的钱财，而当时农民只能拿有限的钱财用于购买生活用品，并不能用于扩大再生产，所以在还钱时，20%的利息对于农民们来说是很高额的一笔债务，更何况如果秋收后粮价下跌，就等于变相提高利率；第四，在青苗法中规定城乡居民自由借贷，但由于青苗法获利甚大，实际上大部分的地方官都强制农民借贷，连王安石自己也承认：“抑配诚恐有之”。所以青苗法名为救百姓于青黄不接之时，实是政府放贷取利。欧阳修曾批评道：“何名济阙，直为放债取利耳！”韩琦也说：“官放息钱也，与元勒抑兼并，济匮乏之意绝相违戾”。可见青苗法并未达到抑兼并的目的，不过是政府放债取利。这样的结果与王安石的本意恐怕是相违的。
宋代时各路设转运使将一切财物除留于地方所必需的外，一律运送京城，结果常常造成：物资太多，物品积压，物价下跌。而同时大商人趁机而入，将物品购买后运送至物资缺乏的地区高价销售，给国家造成了财政损失。为此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发布了均输法，其主要内容是：⒈设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财赋；⒉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购物，希望以此来减轻东南六路百姓的负担，稳定京城物价，制止投机商赚取差价。
这种经济调控手段的提出体现了王安石超前的伟大思想，然而在当时却无法实现预定目的。试问：发运使如何能在没有现代化通讯工具的情况下，迅速了解各地区的物价；即使知道了，又如何能知道该购买多少物品来稳定物价（这个数字的计算对于今天的经济学家们来说都是很复杂的）在当时苏轼就认为均输法不过是与民争利。范纯仁也说：“均输法将笼诸路杂货，买贱卖贵，渔夺商人毫末之利。”这项法令大大抑制了当时民间商业的发展。
宋代大商人往往控制了一些行业，形成垄断。垄断的结果必然是虚抬物价，使小商人处于不公平的竞争中，然后大量破产。为此熙宁五年（1072年）出台了市易法，其主要内容是：1、设市易务（后改为市易司）2、由市易司购买滞销货物，由小商人以金银作为抵压从市易司借贷货物或现钱。归还时加20%的利息。
市易法本意是打击商人，平稳物价，帮助小商人。但事实上没有达到如此效果，第一设市易司不过是由国家代替大商人把持市场，搞垄断罢了。市场被垄断的局面依然不变，物价不可能会平稳。第二，由官吏们控制商业，很可能在交易时凭借权势压价购买，高价出售，例如：管理市易司的吕嘉问就是这样干的。这样一来便大大打击了民间商业，连最处倡行市易法的魏继宗都说：“愤惋自陈，以消市易主者摧固培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
除以上新法外，还先后推行了免役法以代替原来的差役法，解除了强制性劳役；推行方田均税法，进行清丈土地，平均赋税；推行农田水利法，鼓励兴修水利。这些新法多多少少都有积极作用，但由于王安石当政不稳，地方官员对推行新法不尽心尽力，大官僚又大为阻挠，这些新法取得的效果并不大。如方田均税法要求清丈土地，平均赋税。但实际上由于豪强地主的反对，清丈不了了之。总的看来，这些新法并未起到发展生产，扩大国家经济总量的目的，而是加深了对人民的搜刮。
人生病了要看医生，国家陷入了困境就要改革。正确的改革是去除积弊的良药，是推陈出新的保证。然而中国古代王朝的官吏们却是因循守旧的多，主张变法的少；得过且过的多，锐意进取的少。由此可见王安石变法的难能可贵。王安石企图通过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王安石或是在思想上，或是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这次改革，历来受到历史学家们的重视。王安石变法更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引起了众多的讨论。可惜，王安石变法的收效却不大，宋朝并未因变法而强大起来。宋神宗死后（1085年）新法尽废，又42年后，北宋灭亡。
我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 改革未切中时弊
宋神宗是北宋第六个皇帝，当宋神宗即位时，国家已面临严峻的形势了。首先是财政危机，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宋仁宗庆历时期，财政支大于出已达三百多万缗。宋英宗治平二年，这一数字更是达到了一千五百多万缗。其次是外族连年入侵威胁严重。大宋朝的军旗从未在北方草原上展开过。自宋太宗赵光义先是兵败高粱河，后又收复幽燕十六州失败之后，宋朝在军事上彻底丧失了主动权。多次被西夏和辽击败。1004年，檀渊之盟后，宋王朝年年以“岁币”买平安，不但北方的军事威胁没有消失，还加重了财政危机。再次是农民起义不断，大大动摇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时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宋仁宗时更是大大小小的起义多如牛毛。大的有王伦、张海、王则起义、戌兵起义，至于几十人、几百人一股的小规模农民起义则是数不胜数。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造成这样局势的原因有这么几点：一是冗吏太多，造成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为了防止再出现“藩镇之祸”，采用了“分化事权”的方法。宋代的宰相有名无实，只管政事，无权过问经济与军事，军事由枢密院管。财政由三司管。三个部门之间互不相问，造成的结果是：行政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大家互相牵制，互相推诿。三司、枢密院、中书省之下又各有一套机构，一批官员。而原来的六部、九寺、五监等机构又还存在，造成严重的机构重叠。时人谓“吏部闲了，事归审官院；户部闲了，事归三司；兵部闲了，事归枢密院”。由此增加了大量的官吏。宋真宗时（1004—1007年）官员达一万多人，宋仁宗时（1049—1053年）官员又达两万多人。而当时全国的人口不过才几千万。官员多了不说，宋代又奉行“高薪养廉”，光官员的俸禄就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二是冗兵。宋代兵制，军队分为禁军与厢军两种。禁军护卫中央，厢军负责地方。禁军数量要与厢军数量相等，，也就是厢军每添一人，禁军也要添一人。将领率军，却“将不专兵”，又只有枢密院才有发兵权，以至将领无法有效统帅与训练军队，所以宋军战斗力极为低下。一方面为应付西夏、辽的军事压力，宋军只好追求数量优势，保持庞大的军额；另一方面，每遇灾荒之年，又要吸收大量饥民进入军队以防止农民起义。这样一来，军队人数逐渐成为天文数字。太祖时只有军队22万人，到宋英宗治平年间竟增加到1162000人。数量庞大的宋军无法弥补质量上的劣势，宋军始终不是骠悍的夏、辽骑兵的对手，既无法打破军事压力，又增加了财政负担。按蔡襄计算，军费占当时国家收入的六分之五，按朱熹计算，军费占国家支出的十分之七八。连宋神宗都说：“穷吾国者，兵也”。三是土地兼并严重。一方面宋代时国家对土地兼并不加干涉，地主阶级尤其是大地主阶层得以大量占有土地。另一方面，大地主们利用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势，得以偷税、漏税，而把国家财政负担大部分转到贫苦百姓头上。为了应付财政赤字，宋王朝大量征税。朱熹以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俱备”。使得大批农民纷纷将田地卖给大地主，沦为佃户。贫富分化日宜加剧。由此可见大宋王朝面临的主要问题是：1、财政支出过重。2、军事体制不合理。
但王安石不从此入手改革，忽视财政支出过重这一问题，不以节流为第一要务，却以开源为己任。在《与马运判书》中，王安石指出：一个人关上门与自己儿子做买卖，即使把儿子的钱都赚过来，对于一家来说，还照旧一样，并没有富足，王安石认为：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只有生产发展了，全天下人都富足了，国家才能真正地富足，王安石希望就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清除财政赤字。也许在今天人眼中，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很伟大，是现代化的。然而在当时却大大超前了。在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的古代社会中，要想一下子迅速发展生产，提高国家经济总量，这是不可能的。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固然伟大，却无法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实现。所以尽管王安石变法对大宋王朝的财政收入有所补益，却无法解决问题，犹如南辕北辙。
至于军事体制问题，由于宋王朝建国时就把防备武人造反视为第一要务，不可能放手懂军事的人发展军事，赵氏家法所限，王安石不可能在军事体制问题上有大动作。
二、 王安石用人不当
王安石性格执拗是有名的，缺乏政治家的气质。王安石刚愎自用，在变法过程中他很少能够听取他人的意见。王安石本人就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议论不足恤。”前两句当然是对的，但那么后一句呢？如果议论错了当然不足恤，但如果议论是对的呢？当时反对新法的大臣，如欧阳修、韩琦、苏轼、司马光等并非是完全的守旧。这些人都参与过“庆历新政”，是曾经主持过改革的人。在推行新法之中，他们看到了实际中新法的不足与错误，提出了不少意见，其中一部分是完全正确的。如果王安石能认真考虑这些意见，搞好团结，修改一些条例，也许变法会有成效的。然而王安石却无容人之量，熙宁二年，王安石刚担任参知政事后不久，吕诲卿上书弹劾王安石，王安石就立即上疏乞辞，撂挑子了。熙宁三年，韩琦上书指责青苗法，王安石又“称疾家居”，又撂挑子了。熙宁七年，由于曾布反对市易法，王安石坚决辞相，如此意气用事，不是一个主持改革的政治家所应有的举动。
要变法、要改革，首先要有变法之人、改革之人。从用人上看，王安石可以说是用人不当，这也是历来被史学家们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韩绛、吕惠卿、吕嘉问都是王安石亲自选拔的人才，又是变法派的骨干力量。但是最后，有的人被使用不当，有的人背叛了改革。如：韩绛一介书生，对军事一窍不通，却自愿前往总督西夏军事，结果一败涂地。熙宁四年（1071年），西夏攻陷宁浚城，韩绛罢知邓州。吕嘉问被王安石任以市易司，执行市易法。吕嘉问却大搞贪污腐败，对商人强买强卖，中饱私囊。事情败露后，王安石还一个劲地袒护吕嘉问，可谓不知人矣。吕惠卿原本集贤院校勘，一个小官。他为了满足个人野心，声称支持变法。在王安石的举荐下，平步青云直至参知政事。当了参知政事后的吕惠卿都处处与王安石为难，阻碍变法。
三、 新法本身问题多多
从熙宁二年至熙宁五年，在王安石的主持下一共出台了六项新法。为了保证青黄不接时，农民可以生存下去，刺激生产、打击高利贷资本、阻止土地兼并、稳定粮价，熙宁二年九月开始实行青苗法。其主要内容是：⒈将常平广惠仓的粮米兑换成现钱，将现钱借贷给城乡居民；⒉各路设常平官员管理此事；⒊借贷的具体办法是：①以当地前十年的平均粮价为标准，一年两次进行借贷；②城乡居民除游手好闲之人均可借贷；③按家资多少限额借贷；④归还时另加20%的利息。
至王安石时，宋代的常平广惠仓早已虚有其名，仓中粮食太少，根本起不到稳定粮价、救济百姓的作用，，所以改行青苗法。青苗法是实质是：以金融手段稳定粮价，以政府代替私人放贷，帮助百姓渡过青黄不接的困难时期，阻止大地主趁火打劫进行土地兼并。然而这次新法实行起来却有许多的问题。第一、以常平广惠仓的粮米兑换现钱作为本钱，似乎太少。以粮米来稳定粮价，粮米不够，兑换为现钱就够了吗？第二是在具体借贷过程中有许多的技术问题，在当时无法解决。农民们如有余钱就用不着借贷，借贷的农民借钱是为了买粮渡过青黄不接的时期，秋收后卖粮还钱，如果丰收了尚可还钱，如果欠收怎么办？是延长贷款时间？还是以呆帐处理？当时的政府根本无法像今日银行那样处理问题。第三，20%的利息虽算不上高利贷，利率也不低了。现代人借款可以用来投资、扩大再生产，获取更多的钱财，而当时农民只能拿有限的钱财用于购买生活用品，并不能用于扩大再生产，所以在还钱时，20%的利息对于农民们来说是很高额的一笔债务，更何况如果秋收后粮价下跌，就等于变相提高利率；第四，在青苗法中规定城乡居民自由借贷，但由于青苗法获利甚大，实际上大部分的地方官都强制农民借贷，连王安石自己也承认：“抑配诚恐有之”。所以青苗法名为救百姓于青黄不接之时，实是政府放贷取利。欧阳修曾批评道：“何名济阙，直为放债取利耳！”韩琦也说：“官放息钱也，与元勒抑兼并，济匮乏之意绝相违戾”。可见青苗法并未达到抑兼并的目的，不过是政府放债取利。这样的结果与王安石的本意恐怕是相违的。
宋代时各路设转运使将一切财物除留于地方所必需的外，一律运送京城，结果常常造成：物资太多，物品积压，物价下跌。而同时大商人趁机而入，将物品购买后运送至物资缺乏的地区高价销售，给国家造成了财政损失。为此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发布了均输法，其主要内容是：⒈设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财赋；⒉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购物，希望以此来减轻东南六路百姓的负担，稳定京城物价，制止投机商赚取差价。
这种经济调控手段的提出体现了王安石超前的伟大思想，然而在当时却无法实现预定目的。试问：发运使如何能在没有现代化通讯工具的情况下，迅速了解各地区的物价；即使知道了，又如何能知道该购买多少物品来稳定物价（这个数字的计算对于今天的经济学家们来说都是很复杂的）在当时苏轼就认为均输法不过是与民争利。范纯仁也说：“均输法将笼诸路杂货，买贱卖贵，渔夺商人毫末之利。”这项法令大大抑制了当时民间商业的发展。
宋代大商人往往控制了一些行业，形成垄断。垄断的结果必然是虚抬物价，使小商人处于不公平的竞争中，然后大量破产。为此熙宁五年（1072年）出台了市易法，其主要内容是：1、设市易务（后改为市易司）2、由市易司购买滞销货物，由小商人以金银作为抵压从市易司借贷货物或现钱。归还时加20%的利息。
市易法本意是打击商人，平稳物价，帮助小商人。但事实上没有达到如此效果，第一设市易司不过是由国家代替大商人把持市场，搞垄断罢了。市场被垄断的局面依然不变，物价不可能会平稳。第二，由官吏们控制商业，很可能在交易时凭借权势压价购买，高价出售，例如：管理市易司的吕嘉问就是这样干的。这样一来便大大打击了民间商业，连最处倡行市易法的魏继宗都说：“愤惋自陈，以消市易主者摧固培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
除以上新法外，还先后推行了免役法以代替原来的差役法，解除了强制性劳役；推行方田均税法，进行清丈土地，平均赋税；推行农田水利法，鼓励兴修水利。这些新法多多少少都有积极作用，但由于王安石当政不稳，地方官员对推行新法不尽心尽力，大官僚又大为阻挠，这些新法取得的效果并不大。如方田均税法要求清丈土地，平均赋税。但实际上由于豪强地主的反对，清丈不了了之。总的看来，这些新法并未起到发展生产，扩大国家经济总量的目的，而是加深了对人民的搜刮。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9-12-28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样韩琦的道德无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问题了，在北宋西夏国之间的战争他是定难战区的司令官。他有个特点，就是屡战屡败，纵观宋史研究，就会发现韩琦的智商有些问题。在他的那个著名的“七条例”中的内容实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认为放弃植树国防（当然指变法后），放弃于高丽通商，护城河随它淤塞，城墙随它倒塌，人民随它痛苦，就会使辽国欢欣，不再找北宋麻烦。赵顼远小人奸佞（王安市）亲正人君子（他与司马光）就会使天下太平。我们真搞不明白一个爱国者为何用这样的措辞。文彦博，这个人没有民本思想，赵顼曾经对他说“小民们支持变法”。文彦博说“陛下是靠小民治国还是靠士大夫治国“。目光短浅之本质暴露无遗，我们真搞不明白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坚持者为什末会如此反对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诤臣，原因很简单，在北宋胡说八道的最严厉惩罚不过是远离中央，贬为地方官。这更可能是一种奖励，不仅既得利益不受损，而且还得到正值等好名声。这点宋做的不如唐，因为在唐朝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那个年代出现魏征才是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事。 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范仲淹的人品我一直有些怀疑，在语文书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个忠心爱国，敢于抗击西夏人的文戎双料英雄，其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范仲淹在军事上是个外门汉，但对内宣传能力举世无双，他到定难战区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宣传“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万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
结果在他与韩琦的带领下宋军大败。范仲淹执政颇为玲珑，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弃了（为了避免人身攻击)它可比王安石差远了。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谓的杰出的人不懂得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单导致的结果很严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可能连西夏都对付不了）后来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军事天才王韶，他是带领变法后的军队击败了西夏，收复了实现土番国200年的领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样韩琦的道德无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问题了，在北宋西夏国之间的战争他是定难战区的司令官。他有个特点，就是屡战屡败，纵观宋史研究，就会发现韩琦的智商有些问题。在他的那个著名的“七条例”中的内容实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认为放弃植树国防（当然指变法后），放弃于高丽通商，护城河随它淤塞，城墙随它倒塌，人民随它痛苦，就会使辽国欢欣，不再找北宋麻烦。赵顼远小人奸佞（王安市）亲正人君子（他与司马光）就会使天下太平。我们真搞不明白一个爱国者为何用这样的措辞。文彦博，这个人没有民本思想，赵顼曾经对他说“小民们支持变法”。文彦博说“陛下是靠小民治国还是靠士大夫治国“。目光短浅之本质暴露无遗，我们真搞不明白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坚持者为什末会如此反对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诤臣，原因很简单，在北宋胡说八道的最严厉惩罚不过是远离中央，贬为地方官。这更可能是一种奖励，不仅既得利益不受损，而且还得到正值等好名声。这点宋做的不如唐，因为在唐朝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那个年代出现魏征才是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事。 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范仲淹的人品我一直有些怀疑，在语文书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个忠心爱国，敢于抗击西夏人的文戎双料英雄，其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范仲淹在军事上是个外门汉，但对内宣传能力举世无双，他到定难战区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宣传“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万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
结果在他与韩琦的带领下宋军大败。范仲淹执政颇为玲珑，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弃了（为了避免人身攻击)它可比王安石差远了。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谓的杰出的人不懂得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单导致的结果很严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可能连西夏都对付不了）后来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军事天才王韶，他是带领变法后的军队击败了西夏，收复了实现土番国200年的领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第2个回答 2009-12-28
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导致地主阶级的激烈反抗而失败。
1、变法本身存在极大弊端，被贪官污吏利用，成为其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这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2、用人不当，使得许多趋炎附势的奸佞小人成为变法的中坚力量。而这些人只不过是打着变法的幌子为自己谋求利益；
3、失去民心。具有极大纰漏的新法加重了广大劳苦人民的负担，使老百姓深受其害；（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4、在新法扰民害民的情况下，普通知识分子对王安石的新法产生敌视；
5、目睹了改革的失败，北宋的精英分子开始反对变法，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加激烈；
6、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但这一点对变法的失败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7、在变法期间，北宋王朝遭到了两次极为严重的自然灾难；（这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的两次罢相并严重动摇了改革派对变法的信心）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1、变法本身存在极大弊端，被贪官污吏利用，成为其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这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2、用人不当，使得许多趋炎附势的奸佞小人成为变法的中坚力量。而这些人只不过是打着变法的幌子为自己谋求利益；
3、失去民心。具有极大纰漏的新法加重了广大劳苦人民的负担，使老百姓深受其害；（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4、在新法扰民害民的情况下，普通知识分子对王安石的新法产生敌视；
5、目睹了改革的失败，北宋的精英分子开始反对变法，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加激烈；
6、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但这一点对变法的失败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7、在变法期间，北宋王朝遭到了两次极为严重的自然灾难；（这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的两次罢相并严重动摇了改革派对变法的信心）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3个回答 2009-12-28
1、改革派人心不齐，王安石本人性格偏执，为小人利用，除他本人真心变法以外，其他人只是投机者，为自己的官运仕途而奋斗而非国家百姓。
2、变法内容缺乏持续性、可行性，并未充分采纳民意，改革力度过大，造成一定的社会动荡，具体实施过程中又出现偏差和错误，成为暴吏和贪官横征暴敛的工具，激起民怨。
3、北宋受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夹击，积贫积弱，此局面非改革可以挽救。
4、朝中保守派反对改革，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人士一直不赞同改革，即使这一派被逐一瓦解，但影响力尚存，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改革的进程。
2、变法内容缺乏持续性、可行性，并未充分采纳民意，改革力度过大，造成一定的社会动荡，具体实施过程中又出现偏差和错误，成为暴吏和贪官横征暴敛的工具，激起民怨。
3、北宋受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夹击，积贫积弱，此局面非改革可以挽救。
4、朝中保守派反对改革，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人士一直不赞同改革，即使这一派被逐一瓦解，但影响力尚存，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改革的进程。
第4个回答 2012-09-17
1、变法本身存在极大弊端，被贪官污吏利用，成为其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这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2、用人不当，使得许多趋炎附势的奸佞小人成为变法的中坚力量。而这些人只不过是打着变法的幌子为自己谋求利益；
3、失去民心。具有极大纰漏的新法加重了广大劳苦人民的负担，使老百姓深受其害；（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4、在新法扰民害民的情况下，普通知识分子对王安石的新法产生敌视；
5、目睹了改革的失败，北宋的精英分子开始反对变法，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加激烈；
6、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但这一点对变法的失败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7、在变法期间，北宋王朝遭到了两次极为严重的自然灾难；（这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的两次罢相并严重动摇了改革派对变法的信心）
2、用人不当，使得许多趋炎附势的奸佞小人成为变法的中坚力量。而这些人只不过是打着变法的幌子为自己谋求利益；
3、失去民心。具有极大纰漏的新法加重了广大劳苦人民的负担，使老百姓深受其害；（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4、在新法扰民害民的情况下，普通知识分子对王安石的新法产生敌视；
5、目睹了改革的失败，北宋的精英分子开始反对变法，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加激烈；
6、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但这一点对变法的失败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7、在变法期间，北宋王朝遭到了两次极为严重的自然灾难；（这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的两次罢相并严重动摇了改革派对变法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