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谥号比较特殊，是我国古代独有的在人死后根据其生前的行为事迹而给予的评价。这就代表着谥号有着盖棺定论的作用，谁能得美谥，谁会得恶谥，都是大有学问的。
清随明制，在谥号上也基本沿袭了明代。简单来讲有拟谥、议谥、定谥和赐谥四个步骤，首先是礼部上奏请旨，由皇帝批准后交给内阁，或者是由皇帝下旨，总之这拟谥和议谥的决定权都在黄寺身上，官员是否能得谥号，得什么谥号，都得皇帝说了算。虽然有内阁议谥的过程，但因为都要凭皇帝喜好，所以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当然谥号准确到哪一个字，皇帝不会是亲自查的，所以会交给内阁会选定好几个谥号交给皇帝，皇帝中意哪个谥号，就会在哪个上面盖上御印。这也就是定谥。这个过程也会有例外，如大学士福敏逝世，乾隆下旨评价了福敏品行学问等，之后内阁就揣度旨意，对应福敏曾任大学士为“文”，旨意中的“品行端严”为“端”，所以拟谥文端。最终乾隆果然在众多备选谥号中，选择了文端。定谥结束后就是最后的赐谥了，清代的赐谥主要是以上谕的形式颁布，内容包括介绍得谥者的生平功绩，取消生前处分，赐予谥号及其他赏赐等等。
在清代大臣中的谥字中，忠排在第一位，有危身奉上的谥解。像左宗棠和李鸿章的“文”，虽排在了忠、孝、纯、诚的后面，但“文”在诸臣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在清代诸臣中最看重的是“文正”，因为像古代的圣君贤臣死后都谥为“文”，使得“文”字具有一种特殊的声誉。另一方面“正”虽排名不靠前，但“文正”二字和宋朝道学相向，整个清朝也只有八个人获得“文正的”谥号，这八个人都是文官，出身翰林，更重要的是都当过帝师。
再来看一下李鸿章的“忠”和左宗棠的“襄”，前面说了忠是最高的标准了，按照常理来说李鸿章的谥号比左宗棠的要高，可是“襄”虽然排名不高，甚至垫底，有“辟地有德、因事有功”的谥解。
可是在晚清时期，又对“襄”字颇为看重。“咸丰三年，祁文端公面奉上谕，文武大臣或阵亡，或军营病故，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拟用‘襄’字。”这样一来“襄”的身价就提上去了，内阁在拟谥“襄”字时十分谨慎，从这时再到清末，也只有左宗棠和张之洞两个有文武之功的才得到“文襄”谥号。左宗棠获得“文襄”谥号时已可与“文正”媲美，所以其“文襄”同样可比拟“文忠”，甚至还要高于“文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