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评价《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一、君权相权之论囿于“君主立宪”的观念：
刚开始听“前言”的部分，听到钱穆反复强调中国古代政治也有很多优点，不能以现代的民主观念去简单粗暴地一律斥之为封建专制，觉得他很客观，然而仔细听下来，发现他其实还是落进自己所批评的“窠臼”，虽不是以西方的民主观念去套中国的古代政治，却是以“君主立宪”的观念去套。
从一开始对汉代的政府组织的分析，到唐、到宋、到明、到清，他始终贯彻这种观念，将君权与相权分立，认为宰相代表着政府，因此权力在相就认定为好制度，权力在君就认定为不好。
若如此，则为何要有君呢？说到底，在保留皇帝的前提下，君权与相权类似于现代公司制下的股东与经理，论产权必定是属于皇帝／股东，宰相／经理只是具体的经营者。
由于皇帝世袭，皇帝未必是一国之内最懂具体管理国家之道的人，犹如股东未必是最懂具体经营公司之道的人。
所以具体的经营权交给宰相／经理，主要并不是因为皇帝／股东不可能单凭一人之力做具体的经营管理之事，要知道宰相／经理同样是不可能单凭一人之力去做具体的经营管理之事。
钱穆一味强调君夺相权一定不好，却说不清君的作用为何，给我的感觉是他在生硬地用“君主立宪”的思想去套中国古代政治，而且还是用英国的“虚君”而不是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实君”去套。
不管怎样，钱穆就是基于这种“权力在相就是好制度，君夺相权一定不好”的观念，认为唐的政府制度比汉差，宋又差于唐，但都还算好。
到了明就非常糟糕了——然而明朝的“内阁制度”下明朝的皇帝长期不理事政府也照样运行如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接近“君主立宪”的时期。
这又如何说得通呢？钱穆从政治架构上辨析中国从明代起就没有了制度化的相权，张居正之所以被当时的朝臣目为僭越就是因为他名不正言不顺，可是如此非制度化的做法却长期实行，事实明显不支持“非制度化”之说。
而明朝的皇帝之所以不肯理事，正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权力太小，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连叫谁做爸爸都自己作不主），于是索性来个消极怠工以示抗议，这跟钱穆认定从明朝开始皇权侵夺相权又是截然相反的矛盾。
二、地方政府的优劣：
除了中央政府的制度之外，钱穆还认定地方政府制度的优劣也是如出一辙地走出一条从汉代最优、唐差于汉、宋又差于唐、明清跌到低谷的每况愈下的路线。先不细论这观点的对错，只说一点：从唐开始，地方政府的制度就比汉要差。
则为何这个趋势会一直延续至明清？我发现钱穆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他认为错误的地方，往往都是只有批评，没有解释。例如后面说到明清时关于胥吏也是有批判没解释。
我听下来觉得这胥吏跟《是的，大臣》中描写的英国公务员相当类似，但显然英国公务员与政治家的区别与流品无关。
说回地方政府的制度，钱穆一味只说汉唐之后如何如何的不好，但为什么中国还要选择这样糟糕的制度呢？要知道早就有汉唐的好经验在前，并没有信息费用的问题啊。这其中必有局限条件的约束，导致无法“复古”。
钱穆对汉朝无限推崇，给人的感觉就有如古人崇尚周朝一般，完全没有解释为什么制度往坏而不是好的方向变化，难道是要归咎于“人心不古”？
再具体地看他的分析，他认为汉代的地方政府制度最优，是因为当时地方政府首脑的权力、地位最高，然而这种观念岂不是与中央集权相冲突吗？于是我突然明白了，汉代的地方政府首脑权力、地位最高可不是因为汉朝人知道这是最好的制度。
于是采用之，而是当时的中央集权程度还不强——迟至汉武帝之前都还要削藩，汉初更像是郡国制而不是郡县制，比周朝的封建制唯一更集权的表现只是“非刘不王”而已。
刘姓王的权力那么大，与之相应的地方政府首脑的地位当然也跟着水涨船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