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或重大、或悲惨、或荣耀的历史事件,也有无数被淹没在“大事”中的“小事”,被史官们忽视,被历史的洪流冲刷。中国铁路史上就有这样一件悲剧,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津沽铁路,是中国历史上较早修成的铁路之一,起点为天津终点为塘沽,由伍廷芳主持的津沽铁路公司于1887年修建,1888年通车,中国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曾参与修建。
或许是因为当时的清朝有太多所谓的重大事件,或许是因为人们总是选择性地忽视负面报道,这件交通事故仿佛并没有引起国民的视线,甚至于,在很多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这一事件。但实际上,这场事故却是中国铁路交通史上的首次重大事故,对于中国的铁路发展来说意义深远。
今天,我们就来真实地还原一下这次铁路事故。1889年3月25日夜晚,两列火车在津沽铁路军粮城站迎面对撞,剧烈撞击引发了大火,造成了数十人伤亡,其中,不少人被大火活活烧死,现场十分惨烈。造成这一重大灾难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一系列的违章操作成为了车祸的导火线。
3月25日傍晚,按照列车行次表,会有两列火车在军粮城交汇。军粮城位于天津市东丽区,唐代为了防止北方的游牧民族突袭,在这里屯兵,转运军粮,因此得名。津沽铁路从军粮城中间穿过,是京畿交通的要道。
这两辆列车,其中一辆从天津开往塘沽,被媒体简称为“天津火车”,这辆列车是一列客车,共有4节车厢,司机是个英国人,叫贾维斯(Jarvis)。
另一辆列车从唐山开往天津,中间经过塘沽,媒体报道时简称为“塘沽火车”。这是一辆货车,车上主要装载的是一些煤矿、砂石等,最后,留了一节客车车厢。
“天津火车”的发车时间是下午4:35,“塘沽火车”的发车时间是下午4:40,两辆列车相向驾驶,按照规定,两车将于5:28在军粮城会和。
但是,“天津火车”准时到达了军粮城之后,“塘沽火车”却迟迟没有到来,后来,据媒体报道,“塘沽火车”在塘沽站卸货的时候,司机擅自离开岗位,端起枪去打鸟,结果,把自己的手弄伤了,司机被送到医院,车站只能临时找别的司机代替。这么看来,火车司机擅离职守是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
可是,仔细一想,在火车迟迟不出现的时候,为什么两个车站之间没有联络呢?难道要另一辆车一直等下去吗?有人可能会说,也许那个年代没有通讯设备?其实,并不是。
早在1877年,李鸿章就修建了从天津机器局到城内总督衙门的电报线,这是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电报线。车祸发生的这一天,没有极端天气,也没有任何通讯技术问题,只是因为两个车站的工作人员忘记联络沟通,导致悲剧发生。
“天津火车”的英国司机贾维斯(Jarvis)一直等了整整三个小时,实在等不下去了,于是,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在晚上8:30的时候擅自发车开往塘沽。根据某英国编年史记载,当时有一位华人司机曾经劝阻过英国司机,但是,并没有成功。也有媒体报道说,当时这名司机在等待期间,喝得酩酊大醉,英国司机的“违反条例”和“醉酒驾驶”也是导致灾难的重要原因。
当“天津火车”行驶没多久,“塘沽火车”就从对面开了过来,眼看两辆火车将要相撞,喝醉了的贾维斯(Jarvis)似乎没有反应过来,“塘沽火车”却紧急刹车,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天津火车”没有减速,直直地撞了上去,两车的锅炉发生了剧烈爆炸。
那个年代火车的车速只有30——50公里/时,其实,速度并不快,两辆火车相撞后,由于“塘沽火车”紧急刹车,前面二十多列车厢也全都是货车,最后一列客车车厢受到的冲击并不大。而“天津火车”虽然没有紧急刹车,但是,在当时的行驶速度下,也不应该造成重大伤亡。
但是,祸不单行,除了醉酒驾驶、违反规定以外,“天津火车”的照明灯也出了问题,按照铁路规定,为了防止火灾,车厢内的照明都应该使用鱼油,但是,出发前,“天津火车”的鱼油用完了,于是,违反规定使用了煤油。煤油极易引发火灾,两车相撞后,煤油溢出,瞬间引起大火,乘客们的最后一丝生还希望也被烧没了。
关于这次车祸的死亡人数,众口不一,据《申报》笼统地报道,总共的死亡人数有几十人,大概是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过大,其它外媒也没有报道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可想而知,这确实是一场死伤惨烈的车祸。
事情发生之后,虽然,政府没有发声,但是,媒体却出了不少报道,尤其是当时最大的中文报纸《申报》,发表多篇新闻评论,抨击中国司机不守规矩,没有时间观念。然而,这两辆火车里,司机主要是外国人,只有个别中国人。而且,在外国铁路交通事故也没少发生,造成重大伤亡的也很多,《申报》这种妄自菲薄的偏向性言论,在如今看来,倒有些崇洋媚外的意思。
在火车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另一座铁路桥修建完工,但是,刚刚完工就引发了当地船民们的抗议,理由是这座桥影响了船只的通过。可是,事实上,这座桥的高度民船通过绰绰有余。船民们的抗议愈演愈烈,李鸿章为了安抚人心,只好将修好的铁路桥炸毁。而这一炸,中国铁路总公司承受了近8万两的巨额损失。
无论是铁路车祸,还是抗议铁路桥,李鸿章所代表的清政府,都采取了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希望负面事件尽快平定。
原因在于,这一历史阶段的特殊性——中央正处于权力交替阶段。两辆火车相撞前一个月,光绪帝完成大婚,相撞后21天,慈禧宣布退居二线,由光绪帝亲政。表面看来是慈禧的放权,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慈禧不仅搬往了太上皇住的宁寿宫,还经常传唤皇帝。但不管怎样,形式上是光绪帝掌权,朝中的大臣为了自己的前途,纷纷开始站队。
这时候,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建议,在修建完津沽铁路后,他建议向西延展,将铁路修建到通州。然而,朝中大臣趁机诋毁李鸿章,认为将铁路修到通州意味着京城“门户大开”,一旦形势有变,敌人便会沿着铁路快速入侵,一时间,李鸿章被扣上了“通敌卖国”的大帽子。
不过,李鸿章并不害怕,在醇亲王奕譞的支持下,李鸿章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修建铁路是强兵富国的重要举措,当今天下并不太平,铁路干线的完善也是国防的重要一环。两种观点对立,李鸿章建议中央和各级官员就此事在朝中展开讨论。
对于地方官员而言,修建铁路是增加政绩的好机会,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李鸿章发起讨论就是要逼这些人表态,来缓解自己承担的压力。慈禧太后看了李鸿寨的奏折后,明确表示支持铁路建设,朝中的讨论逐渐从“是否修建铁路”转变为了“先修建哪条铁路”... ...
于是,在这一阶段发生的津沽铁路惨案,是注定要被迅速淡化的。这件惨案发生一个多月后,中央明确了修建铁路的重要性,并批准了包括津通铁路在内的多条铁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