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红楼梦环境描写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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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环境描写赏析1
1、《红楼梦》第十一回中描写宁国府秋色: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翻,疏林如画。西风乍紧,初罢莺啼。暖日当暄,又添蛩语。
2、《红楼梦》第十七回描写大观园景致:往前一望,看白石崚嶒,或如鬼怪,或如猛兽,纵横拱立,上面苔藓成斑,藤萝掩映,其中微露羊肠小径。
3、《红楼梦》第四十五回潇湘夜雨: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霖霢霢,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且阴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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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进贾府
人物描写与环境描写交插进行,配合自然,相得益彰
小说中的典型环境——贾府,是通过林黛玉的眼睛来描写的:
1、宏伟的外观:
处于繁华街市、阜盛人烟之中的贾府建筑,在林黛玉的眼中,仅就外观,就突出地感觉到它“大”:门前蹲着两个大石狮子;门是三间兽头大门;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写着五个大字。几个“大”字不但表现了贾府建筑的宏伟富丽,而且也暗示了贾府显赫高贵的社会地位。
2、讲究的布局:
贾府建筑的布局十分讲究,比如贾母所住的正房大院,就设置了一个垂花门、两边抄手游廊和一个安放着大理石插屏的空堂做掩映,既庄严肃穆,又表现出豪门贵族气派。
就是贾赦的住处,虽不似贾母正房那样,却也有仪门和厢庑游廊作映衬。至于“荣禧堂”的五间大正房,被仪门、耳房、穿堂、甬道簇拥着,更是轩昂壮丽。
3、华贵的陈设:
对贾府华贵陈设的描写,主要以“荣禧堂”为重点:先以特写镜头详细介绍了堂屋中的匾额。无论是匾的质地花纹,匾上大字的规格,还是匾上的题字与印玺,都显示着主人的社会地位。
室内陈设的大紫檀雕螭案、青绿古铜鼎、待漏随朝墨龙大画、金屏彝、玻璃盒、楠木交椅以及镶着錾银字迹的乌木对联,都说明了主人的富贵豪华。
就是耳房内的陈设和器物也颇为华贵:洋罽、靠背、引枕、条褥,都饰以龙蟒,小几、香盒、酒觚、茗碗乃至痰盒都各具特色。吃穿用度,的确“与别家不同”。
红楼梦环境描写赏析2
在这一回中,作为《红楼梦》主要人物的日常生活居所贾府第一次正面示人,而且书中许多主要人物第一次登场,宝黛第一回相见,所以第三回可以说是《红楼梦》书序幕的重要一环,小说中的三要素在这一回里尽数登场。这一回我想主要说说第三回的环境描写。所谓典型环境其实也是为刻画人物服务的,它不只是人物活动、故事发生的场所,而且表现出时代风貌、社会制度、阶级状况、人与人间的关系。人都在一定的社会现实中生活,特定的典型环境产生特定的典型性格。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性格,能够表现出产生典型性格的社会基础,表现出典型性格的社会意义。
黛玉母亲新丧,应外祖母史太君之请来到贾府,之前贾敏曾对黛玉说过,“你外祖母家是处处与别家不同的”,而林黛玉如今要寄人篱下,时时小心,处处留意,生怕被别人耻笑了去,所以在初进贾府的过程中,观察的尤为细致。贾府的不同之处便是通过黛玉的眼睛展现出来的。林黛玉可以说出身不低。她的父亲林如海是前科探花,后任兰台寺大夫、钦点扬州巡盐御史,而且祖上曾世袭列侯,这样的出身绝对是够分量的,否则贾母有怎么会把唯一的女儿嫁给林如海呢?所以说作者借林黛玉的眼睛来为读者展示这个典型环境是很有匠心的,一来黛玉不是府中之人,一眼就能看到不同之处;二来林黛玉出身世家,也是见过世面的人物,所以这种不同从她的眼中心里透露出来就显得更有说服力了。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林黛玉眼中的贾府究竟有何不同。
这种不同从黛玉第一眼看见宁国府的大门便透露给我们了。看看大门是怎么写的:
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
贾府一出场就显出了与众不同的威严,普通人家的大门都只是一扇,贾府却是三间兽头大门,门前的仆役竟然就有十来个人之多,而且都华冠丽服——连仆役都是华冠丽服这个门后院落里的奢华可想而知。但更为与众不同的地方还是那块匾额,“敕造”是什么意思?皇帝下令建造的意思,原来贾府的宅院是皇帝亲自下令修建的。在封建社会里,“敕造”这两个字就足以说明贾家地位之尊贵,那大门的威严正是贾家尊贵身份的体现。
再跟着黛玉往荣国府里走去瞧瞧,荣国府跟宁国府一样的三间大门威严耸立,黛玉却是从西边的侧门进来的。轿夫抬着走了“一射之地”竟还没到主人的居所,足以看出贾府的建筑规模有多么宏大了。终于下了轿,过了垂花门入眼的是抄手游廊,紫檀架子的大理石屏风,三间小亭后面才是正房大院,都是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看到这里我们基本可以了解到一个情况,贾府的建筑从规模上来说可谓宏大,从结构上来说可谓复杂,雕梁画栋、抄手游廊,宏大中又见细致,单从这建筑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与众不同了。
这么一家院落里面的情况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从黛玉拜见两位母舅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先去拜见的当然是大舅,但宁国府这里是略写,咱们也暂且略过。但从出门坐车这个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出,贾府主人的生活的确处处透露着奢华。你想两个相邻的院落出门都要坐车,一是见出贾府规模的大小,二来就是要从生活习惯上表现一种奢华之气。
再去见的就是二舅,贾政是荣国府的主人,去荣国府又是坐车,下车转弯穿过东西的穿堂。
向南大厅之后,义门内大院落,上面五间大正房,两边厢房鹿顶耳房钻山,四通八达,轩昂壮丽,比贾母处不同。黛玉便知这方是正经正内室,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的。出入堂屋中,抬头迎面先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着斗大的三个大字,是“荣禧堂”,后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源”,又有“万几宸翰之宝”。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蜼彝,一边是玻璃haǐ。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对联,乃乌木联牌,镶着錾银的字迹,道是:座上珠玑昭明月,堂前黼黻焕烟霞。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
曹雪芹对于贾政这里的陈设描写的是极为细致的。贾政是荣国府的主人,正室内的陈设样样都显示出主人的地位是何等尊贵,御赐的匾额、郡王送的錾银对联、古铜大鼎、墨龙大画,这哪里是一般官宦人家能比的?分明透露着一种王侯将相的气派,这些奢华陈设透露出来的是一种威严和尊贵。
通过这几处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得出,贾府建筑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主人的地位也极其尊贵,但典型环境所包含的还不只这些,除了特定的空间环境,还要反映出时代风貌、社会制度、阶级状况、人与人间的关系。那么,贾府中的阶级状况和人与人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第三回,林黛玉在贾府中见到的人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奴才,一是主子。从初进贾府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宅院里,等级制度是非常森严的。第三回里是怎么写的?“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便将自己身边的一个二等丫头,名唤鹦哥者与了黛玉”,这样的叫法说明等级制度不单单是奴才和主子之间的事情,就连奴才与奴才之间也一样存在着极其严格的等级区别。黛玉初进贾府为什么要换轿夫?低等的奴才是不能进入内院的。所以初进贾府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众多不同的婆子、丫鬟和仆役,有的是跟在主子身边的贴身使唤,有的只能在门前院里侍立一旁。那么,主子与主子之间是不是也存在这种等级上的差异呢?我们来看一看“贾母赐饭”这一情节的描写。
于是,进入后房门,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见王夫人来了,方安设桌椅.贾珠之妻李氏捧饭,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边丫鬟执着拂尘,漱盂,巾帕.李,凤二人立于案旁布让.外间伺候之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寂然饭毕,各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当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养身,云饭后务待饭粒咽尽,过一时再吃茶,方不伤脾胃.今黛玉见了这里许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随的,少不得一一改过来,因而接了茶.早见人又捧过漱盂来,黛玉也照样漱了口.プ手毕,又捧上茶来,这方是吃的茶.贾母便说:"你们去罢,让我们自在说话儿."王夫人听了,忙起身,又说了两句闲话,方引凤,李二人去了.
从这一段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些人都是这个院落里的主人,但在贾母吃饭的时候又好像成了仆役,这里的等级差异不是很明显了吗?而且吃饭的时候外间伺候的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王夫人是贾政的妻子,按理说也是荣国府的女主人了,但贾母一声吩咐就忙起身去了。足见贾府的规矩之大。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是贾府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些规矩,贾府也就不能称之为不同了。
那么通过黛玉的眼睛看到了贾府主人的尊贵,建筑的宏大,陈设以及生活习惯的奢华,还有森严的等级制度,这都是贾府的不同之处。作者用这样的典型环境传达给我们的其实是奢华、威严、尊贵背后的堕落,是森严等级中本质上的阶级对立。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人也才会有着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和人生经历。
红楼梦环境描写赏析3
《红楼梦》在自然环境的描写方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从选材到表现方法都反映了民族的心理、欣赏习惯和艺术趣味、审美观点,继承了古典小说和诗画的传统手法,并有所刨造。特别是吸收了古典诗词的某些艺术经验,在精巧的艺术构思中发挥了新的作用。内容方面,不仅整部作品的自然环境形成一个统一的悲剧意境,而且许多具体的描写都富有诗味,具有精深含蓄、引人联想的特点。形式方面,许多地方运用诗词的剪裁和提炼的手法来描写,语言有些是诗词改造过来的,有时则直接用诗词的形式歌咏自然景物。总之,作者是在刨造性地继承古典诗词的艺术传统的基础上上形成独特的风格的,值得我们今天借鉴。最近报刊上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提出批评,我们古典文学研究者都应特别重视。只有大家参加讨论,肃清错误的资产阶级思想,才能把文学遗产研究工作推进并提高一步。
差不多从红楼梦一出世,马上就有所谓“红学”出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指出:袁枚“随园诗话”的“作者自叙”一说,其出现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页二五○)〔注一〕;中间种种“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为什么呢?个人以为,这正如鲁迅先生论列明末人情小说时所指出的:“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页二三○);“明小说之宣扬秽德者,人物每有所指,盖借文字以报夙雠”(页一九一);“讥刺之切,或逾锋刃,而西游补之外,每似集中于一人或一家”(页二三○)。嗣后揣测之说日多,说某相国、某公侯,说某皇帝弃位出家,说夺嫡,说“清代一大事”或说其他。总之,可以看出,中间贯穿着一个根本看法:与清代政治有关。到后来有些人更以为是暗写“排满思明”的民族意识,不管其索隐方法如何不当,但其为一个主要思想的发展,固甚显然。这一情形是值得注意的。
及至“红学”落到胡适和俞平伯手里,面目精神于是一变。主要变在哪里呢?胡适自己说,他作小说考证,是教给“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不要“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胡适文选自序)。而俞平伯竭力抽掉其中任何社会政治意义,使红楼梦只变为一个“情场”的好把戏,也是十分显明的。
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如果在解放前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又接触红楼梦这一题目,在考证方法上就会成为胡、俞二人的俘虏,笔者个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处处以小说中人物与曹家世系比附,说小说中日期与作者生活实际相合,说小说是“精剪细裁的生活实录”,就是最突出的明证。这固然因为我在从前写书时,主要还是想强调证明鲁迅先生的“写实”“自叙”说,借以摧破当时潜在势力还相当强的索隐说法;可是由于对现实主义的认识有错误,受胡、俞二人的方法影响很深,结果实际上还是导引读者加深对红楼梦的错误认识。不过,把红楼梦的研究由与社会政治结合引向与社会政治分家的道路,却不是我的目标;恰恰相反,我正是想在自己的学识理论的有限水平上,努力找寻红楼梦的社会政治意义,把红楼梦与社会政治更密切地结合起来看问题。我坚决反对把这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红楼梦当作某些人麻醉青年的工具和某些人“闹着顽”的无聊对象。
我们知道,“古典艺术通常是在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照例是不为这一制度作辩护的。最卓越的艺术作品,主要是在转变时代,即在与巨大的社会变革有关的时代出现的。因此,古典艺术总是这样或那样反对一切旧的、衰颓的、反动的东西,反对社会上的虚伪和罪恶,反对腐朽的恶劣的风气。”〔注二〕
因此,研究红楼梦,首先就必须对于曹雪芹时代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对他本人的生活现实,对他的发展了以前的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艺术传统的创作方法,对这一创作方法和他的世界观的关系等等,得到比较清楚的认识;否则,对曹雪芹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成就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是不可能的。然而,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了解还极其有限。
扼要地说,红楼梦的社会政治背景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统治阶级内部是有重重矛盾的,封建皇帝立在这些矛盾的尖端,他极需要爪牙耳目,来巩固他的宝座;这些爪牙耳目,一部分就是他最贴近的奴才,而且这些人直接影响当时的政治:明朝的阉官魏忠贤和乳 母客氏就是最好的例子。清初有鉴于此,裁抑宦官,设内务府〔注三〕,于是内务府包衣(皇室家奴)就掌握了原来太监执掌的各项执事。曹雪芹的先人,就是满洲包衣。曹寅以康熙乳 母的儿子,最获亲信,出掌织造、盐差、漕运。清室收入,除地丁银外,即以盐课为最大宗(岁收约七百五十万两),而两淮盐课是其主项(岁收约三百四十万两)。曹寅等人一年差事仅份内应得即可剩银五六十万两,加上搜刮所得,其数目之大足以惊人。这是统治剥削者的生活面貌之一小部分。
这样人家自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磨擦的参与者和促成者,于是营私结党,花样多端。我们知道,康熙时代三大朋党,是满官明珠派、汉官徐干学派、皇子胤祀派,三派又是互有关联的。可是曹家一派和这三派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矛盾最后集中体现为诸皇子争位事件。胤祀的死敌胤禛得胜后,屠戮胤祀派备极惨酷。曹家一派亲朋,都连带遭到压力;这派人,普遍对当时政治不满,有的企图颠覆它,还有其他表现为各种样式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反抗。曹雪芹本人家庭亲戚朋友,就是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命运是相似而且相连的。
清代的封建制度结构重重,最下层是汉族人民。满洲人入关以后,大规模强迫圈占近畿一带汉人房地,作为“旗产”,仅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庄田三项(不计驻防庄田)即达十六七万顷之多;旗人除作官的有薪俸外,还按人发给口粮,六岁以下半粮、以上全粮。这一统治剥削集团,就这样不事生产,游手好闲,鲜衣美食,穷奢极泰;赌博、听戏、唱曲、斗鸡走马、陈列玩器以及千奇百怪的刁钻癖好,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曹家就是这些人家里的一分子,曹雪芹所写的小说暴露了这样人家的生活。
中国资本主义幼芽已于明末出现,但旋即为清代严重的封建经济所扼煞;鸦片战争以前,整个清代经济是处于严格闭关封建经济停滞的时期。而曹雪芹正是生活在这个时期。他死于乾隆二十八年,即一七六 四年二月,下距鸦片战争爆发还有七十多年。就是说,曹雪芹生活于此一巨大历史事件之前整整一世纪。因此,他的作品对封建制度的反抗的程度和反抗的形式也就受着当时历史条件的规定。
可是,胡适之、俞平伯一派的“红学”家,却竭力企图把红楼梦化为一个小把戏,引导读者钻向琐碎趣味中去,模糊这一伟大古典现实主义名著的深刻意义。研究红楼梦足足三十年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总的认识是什么呢?我以为是三个字的回答:“不可知”。他在一九五○年十二月给“红楼梦研究”作“自序”时,就教导读者说:
至于红楼梦本身底疑问,使我每每发生误解的,
更无从说起。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胡涂。(著重点都是我加的,下同)(页二)这就是俞平伯对红楼梦研究了整整三十年以后的心得和总结。他因为对于这部小说书名、作者姓名之都有一大串,感到十分困惑,就又说:从这一点看,可知红楼梦的的确确不折不扣,是第一奇书,像我们这样凡夫,望洋兴叹,从何处去下笔呢!(页三)所以,俞平伯认为这部第一奇书有一个“根本的难题悬着”,不能解决。什么“根本的难题”呢?他没有说明,我想,该就是使俞平伯“越研究便越觉胡涂”的“不可知”。到一九五三年以来,他的许多新文章的典型代表作品“红楼梦简论”就直承着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简论”的引言说:为什么对别的小说都不发生,却对红楼梦便会有这样多的附会呢?其中也必有些原故。所以了解红楼梦、说明红楼梦都很不容易,在这儿好像通了,到那边又会碰壁。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认识原来就是这样一个玄妙的十足唯心的“不可知论”。他并且把这一心得向对他寄予重大期望的青年读者大肆宣传。
虽然他在“红楼梦研究”自序里最后表明: “我底红楼梦研究也还没有起头呢”,但实际上他是有目的地宣传了他的一套唯心观点。他在“红楼梦的风格”一节里,十分不满于水浒的“过火”,而推尊红楼梦的“温厚”;他“确定了”后者的“怨而不怒”的或“哀思”的“风格”,并说这就是红楼梦胜于一切旧小说的最可贵的特点。我们都知道,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是古人说诗的话,原是肯定政乖民困, “怨”而且“怒”,可是俞平伯主张“怨”得,“怒”不得,要“温厚”,这正是“小雅怨诽而不乱” “温柔敦厚”“止乎礼义”“止僻防邪”的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的“诗教”的老调子,防止人民“好乱犯上”的手段。这就无怪俞平伯不满于写农民作“乱”犯“上”的水浒,认为太“过火”了。俞平伯也说“红楼梦是一部极严重的悲剧”,但“悲”在哪里呢?他说得明白:不但宁荣两府之由盛而衰,十二钗之由荣而悴,能使读者为之怆然雪涕而已。(页一二二)提到巧姐结局,便说:这是写凤姐身后的凄凉,是写贾氏末路的光景,甚至于赫赫扬扬百年鼎盛的大族,不能荫庇一女,反借助于乡村中的老妪。这类文情是何等的感慨!(页一五五)此类话头,屡见不一,这如果是曹雪芹的思想还有可说,而这居然是俞平伯的思想,这就可见俞平伯看红楼梦,他的标尺是超阶级的什么“文情”(这字眼他最爱用的,例如反对人痛骂宝钗时,就说: “与事实(?)既不符,与文情亦不合”)。以上还可以说是“修改”旧稿未尽“妥当”的地方,但看他真正在一九五○年十月底的文字是如何说:凤姐结局很凄惨,令人悲感。(页二一五)可见抄没以后,贾氏诸人关进监牢,宝玉凤姐都在内。其时奴仆星散,却有昔年被逐之丫环犹知慰主,文情凄惋可想而知。(页二二一)多么明白啊!绕说他的“文情”标尺是“超”阶级的,恐怕还不大对头,因为假如俞平伯不是站在封建“主”子一边,如何欣赏赞叹这些知“恩”知 “义”的奴才的“犹知慰主”呢?俞平伯的阶级立场在这里不是很清楚吗?和俞平伯的阶级观点直接联系的就是他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见解,他曾说:所以红楼梦在我们文艺界中很有革命的精神。他所以能有这样的精神,却不定是有意与社会挑战,是由于凭依事实,出于势之不得不然,因为窠臼并非事实所有,事实是千变万化,那里有一个固定的型式呢?……我以为红楼梦作者第一大本领,只是肯说老实话,只是做一面公平的镜子。……看去如何平淡,红楼梦却成为我们中国过去文艺界中第一部奇书。(页一二○)再明白不过:俞平伯否认现实生活的客观规律性,有头脑的作者并不在此客观规律下生活感受,也无意批判社会,只是要给事实做一面无动于衷的“公平的镜子”,作者如何写,都是概不由己“不得不然”。李希凡、蓝翎两人的文章说俞平伯是自然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俞平伯自然也否认红楼梦里面反映着任何社会冲突。他虽然一方面承认“公众的意见毕竟是正确的”(红楼梦简论),另一方面却大肆讥笑这些 “公众”:社会上最喜欢有相反的对照。戏台上有一个红面孔,必跟着个黑面孔来陪他,所谓“一脸之红荣于华衮,一鼻之白严于斧钺”。在小说上必有一个忠臣,一个奸臣;…我小时候听人讲小说,必很急切地问道:“那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觉得这是小说中最重要,并且最精采的一点。社会上一般人底读书程度,正还和那时候的我差不许多。雪芹先生于是狠狠的对他们开一下玩笑。(页一二一)事实上恐怕是俞平伯对有正义感、爱憎分明的古今读者大众狠狠的开了一下玩笑。他们正是要分清好人坏人,“荣于华衮”“严于斧钺”正是他们的最严正的判决。我不知道俞平伯把这一主要社会意义从作品内容中抽出后,要剩些什么给它们。因此他反对人们痛骂宝钗袭人王夫人等一党,进而根据一条脂批,想把钗黛两个正反典型的形象合一,根本抹掉一切社会矛盾,诱导读者专从“情场”上去寻找某些趣味。他说那条批“却特别重要”,对读者 “是个新观点”,要使“三美合一”。
我觉得俞平伯这种观点和他自己提出的“进一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来分析它”的口号毫无共通之点,因此,我们说俞平伯的文学见解完全从唯心论思想出发,是有理由的。 为什么俞平伯说已经懂得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来对待红楼梦的时候,反而极力高唱起红楼梦的“不可知论”来了呢?我以为,这可能反映了俞平伯的唯心论思想和新事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正面接触的一个具体矛盾。俞平伯虽然一方面因为大家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不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可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与他的唯心论见解处处不对头,因此,他就宣扬起“不可知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