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余嘉锡先生的《寒食散考》和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

如题所述

建议如果想研究魏晋名士还可以参考余秋雨的《千古绝响》挺有意思的。
余嘉锡的那篇很长的,而且很不好看。只摘录到这些。据余嘉锡考证,从魏正始至唐天宝,五百年间,服散者可能多达数百万,因之殒命的无虑数十万。事实上,魏晋间服散者的成分相当广杂,决非仅限于名士。(名士服散,鲁文已详述,以下且列名士以外的服散人群。)

帝王服散。后秦姚兴、北魏道武帝,皆以服散发病,酿成家国之祸。不同的是,姚兴死于服散引发的疾病,而道武帝神经错乱,为子所弑。道武帝晚年喜怒无常,残忍暴戾,以至于手杀朝臣,陈尸狼藉,虽然有天性、权位之因素,但吸毒导致其“热烧肺腑”,无端躁怒,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北魏明元帝、孝文帝等均服散。其中明元帝还因服散而获疾,无力日理万机,提前退位。

军人服散。南齐的直阁将军房伯玉,有伤寒病,服药十许剂,无益,更怕冷,夏日著重衣。后冬日服散,以二十斛冷水浇头,气出如蒸,自此恒发热,不畏寒,冬日著单衣。

僧人服散。中国净土宗初祖、东晋名僧慧远就死于服散。当时,他服散过量,困笃萎顿,门人请饮酒,不喝,请饮米汁,也不喝,因为日已过中,按戒律不得饮此二物。门人又请饮蜜浆,慧远有点熬不住了,就吩咐人查阅戒律,看此物能饮否。方查阅间,他就挂了。慧远还有“送客不过虎溪”的著名段子,现在看来,也许是因为服散不堪远涉,并不一定是拿着高僧范儿。慧远之外,南朝宋僧释法度、梁僧释法护等,也均服散。

道士服散。道家本是炼丹重镇,道士爱吃各种乱七八糟的药,服散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就连道士的追随者,也多服散。王羲之全家都信奉五斗米道,王羲之本人又从道士许迈游,采药石不远千里。在他与道士、亲友的日常信札中,多处谈及服散、散发之事。

妇人服散。考王羲之诸贴,其妻女姊妹,多有服散。南朝陈代有个江总姬人,还曾写诗抱怨服散,“自悲行处绿苔生,何悟啼多红粉落”。看来服散之后妇人身体每多不适,以至于常哭哭啼啼。

要之,服散者多是贵人(僧侣道士当时也多属上流阶层),因为服散的成本不菲,需得有钱有闲,平民无力支撑。而服散也给当时社会习气带来变化,起自贵族,波及平民。譬如居丧期间,按当时礼法,本不应饮酒,但服散者一日要食冷食、饮热酒六七次(注意,必须是热酒,晋人裴秀就因当饮热酒而饮冷酒而死),饮酒为性命之本,否则不堪风冷。于是,即使在居丧期间,服散者也不能不饮酒。贵人既带头服丧期间饮酒,民间也乐得效仿。《抱朴子》记当时平民,不复居于丧位,常住别房,打炮,酗酒,声称“此京洛之法也”——首都的爷们儿干得,咱当然也干得。

服散还带来服饰风气、行为举止的变化。如鲁迅所讲,“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

服散既为贵族社会风尚,平民社会中也有山寨版。《太平广记》记,魏晋时有人诈作服散发热,在市门前打滚。人问,你爪子了?答:我石发。又问:何时服石?答:昨于米中得石,食之,今乃发。众人大笑。后来就少有人诈称服散了。

鲁讯
《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直接百度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1131074.htm#2追问

谢谢,我主要是对寒食散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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