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他曾经是 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并且参与 谋杀了 张灵甫;
我想问问 刘斐的一些情况,尤其是,最后的结局怎么样。
谢谢。
我父亲刘斐是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军令部次长等要职。1949年国共和谈时,与张治中、邵力子等5人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和谈破裂后,留在北平,没有返回,旋即去香港,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明令通缉。他在香港联络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正式宣布起义。
同年9月,父亲应邀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83年因病逝世,享年85岁。父亲去世以后,思念与悲痛之情与日俱增,今回忆其二三事,以志怀念。
少年读书时的聪明才智
父亲生于1898年(戊戌)10月25日,祖籍湖南醴陵姚家坝,今株洲县姚家坝乡。祖父阳庚公,有兄弟两人,家境贫寒,种田为业。我伯祖父生三子一女,念祖父中年无嗣,乃将第三子为章过继给他为子,他就是我的父亲。我祖母去世后.祖父续弦,又生—“子。同我的年龄差不多,这就是我的满叔宪章。我父有亲兄弟两人,嫡堂兄弟两人。两位伯父都在姚家坝乡下耕田。我父亲过继时,已7岁。祖父是日本留学生,为人老诚忠厚。虽有满腹经纶,但无背景,不但不能发挥其特长,连一席小教老师的职位都无法觅到,因此只好设私塾,教几个学生,后经人介绍到渌口镇上做点小事。父亲跟在祖父身边读书,到了渌口。及长,考取了醴陵县城朱子祠高等小学。朱子祠高小是醴陵县政府办的,10多位教师都是颇有名望的秀才、举人,学生有100余人;当时算是大学堂了。与我父同窗好友有朱克靖、杨东莼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朱子祠高等小学校风好,学生学习用心,老师执教严而认真,故教学质量较高。当时有位老秀才杨睿卿对父亲很赏识,曾说“为章有天份、有才华、有智谋、有胆略,将来是个有用之才。”他对父亲教导颇严,期望甚殷。父亲也说过,杨老师对他帮助很大,受益非浅。与父亲在朱子祠同学的江显明老伯曾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为章比我大,他读高五班。为章的语文老师就是我父江自忠,他是清末举人,李明灏、杨东莼都是他的学生。我父回家经常讲到为章、李明灏如何如何会读书,他们的作文还经常贴出来展览,让同学们学习。他们几个人经常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受表扬。”
朱子祠高等小学的校长叫张效良,醴陵关王庙(现株洲县鸿仙乡关王村)人,是个不学无术的公子少爷,凭背景才当上了校长。他架子很大,动辄训人。穿着也很讲究,冬天是长皮袍子,夏天是长纺绸衫,可谓“衣冠楚楚”。但同学们不怕他,父亲更不买他的帐,还对同学说:“别看校长仪表堂堂,其实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话传来传去。传到了县政府教育局,校长恨得要死。但父亲成绩好,又守校规,抓不到他的辫子。当时,县教育局对张效良也早有看法,听了同学们这些反映,为了挽回影响,示意要张辞去校长职务。张没法只好勉强打了辞呈,批准后,张效良如果知趣的话,应该马上就走,但他偏偏恋栈。父亲为此写了两句话:“三宿。而后出昼,学生庶几而留尔乎!”借用孟轲三宿而后出昼的故事,讽刺他不肯离校的行为,在老师、学生中传为笑谈。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少年时的聪明才智。
父亲在朱子祠高等小学毕业后,在家呆了两年,结了婚,生了我大姐沉刚,家里人口增加,生活越来越困难。我祖父有个朋友在沅陵厘金局工作,得知我家经济拮据,于是介绍我祖父到沅陵厘金局作稽征员,全家老小随祖父都到了沅陵,住在旷家楼上。父亲跟祖父学习,兼教旷的女儿旷璧城(后长沙一中副校长)读:书识字,成丁她的启蒙老师。旷璧城的父亲是我父亲的老师,这样祖孙三代成了世交。
进入军界之后
我外祖父邹亦经是有名的中医,也是醴陵人。他医术高超,在本地很有名气,在零陵、广西全县,一带几乎妇孺皆知,人称“邹神仙”。时零陵、广西边境瘟疫流行,死了不少人。我外祖父冒传染瘟病的危险,赴广西一带治病。后广西的部队也传染上了瘟疫,李宗仁、白崇禧派人请他去为部队治病。外祖父日夜操劳,既治又防,诊好了很多广西军官和士兵,也救活了很多乡亲父老,受到军民的普遍爱戴与尊敬。大约1920年左右,我父亲因外祖父的关系进了广西讲武堂学习。他聪颖过人,学习成绩优异,广西讲武堂毕业后,又被保送至广东西江讲武堂深造。父亲到广东后,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投身革命。北伐战争期间,他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主任参谋,副总参谋长为白崇禧。大革命失败后,父亲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步兵专科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主持广西民团干部训练工作。
力主长期抗战的高级将领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任国民党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长、作战厅长、军令部次长等职,是力主长期抗战的高级将领之一。
抗日战争初期,父亲从敌我力量这一客观实际出发,主张在战略上打持久的消耗战,不为一地一城的得失而争夺,主要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如南京的防守战,父亲主张避免与日军决战,而是机动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以赢得时间,然后抓住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有力打击。故主张不应在南京集结更多军队,适当防守之后,就主动撤离。在兵力部署上,父亲主张只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不利于机动。
对南京的防守问题,国民党军事最高当局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军事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我父提出的主张,白崇禧表示同意,并支持他的意见,何应钦、徐永昌也说颇有道理,蒋介也表示赞同。可是,他们从各自的利害出发,经过三次讨论,最后蒋介石否定了我父亲的意见,提出所谓“死守南京”的错误决策。台儿庄大捷,蒋介石接受了父亲的作战计划,并派他亲赴前线协助李宗仁,因而取得了这一仗的胜利,当时对中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父亲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曾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成绩优异,很受吉谷板元老师器重。中日战争期间,在武汉,父亲收到吉谷板元的一封密信,他以师生情谊为由。竟异想天开要我父提供军事情报,暗中帮助日本,诱他出卖祖国,充当汉奸。父亲接信后,认为是受到极大的侮辱,非常气愤地指责吉谷板元的卑鄙企图,并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当局。
旷璧城回忆1942年在重庆时,见到我父亲的一些情景。旷大姐说:“一见面刘老师就十分高兴地告诉我:‘苏联朱可夫将军作为中美英苏四国联合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苏联代表,来到重庆。我是军令部次长,主管作战事宜,与朱可夫接触较多。朱可夫有浓厚的大俄罗斯主义思想,在一次宴会上,他大言不惭地说,愿与任何人比试。此时在座的人面面相觑.无人应战。我对他骄横气焰非常气愤,起而与之交手,仅几个回合,就把他击倒在地。’”父亲后来对我谈及此事时说:“我当时起而应战,是因朱可夫蔑视中国的态度而气愤,想不到没费多大的劲。就把他击倒了。”
还有一件事是父亲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杨东莼伯伯开展白区工作。杨东莼伯伯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年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同父亲是小时的同学,对我象自己的儿女一样爱护和教诲,这是我一生难忘的。父亲同他的关系虽不同于一般,但为了掩护杨伯伯的活动,只能采取隐蔽的办法。记得1947年盛夏的一天,父亲打来电话要我马上回家去(我当时在南京湖南省银行工作),原来杨伯伯要来南京。为了他的安全,父亲要我坐他的车按时到机场接他。杨伯伯到南京后,只能住在我家里,由我亲自招待。南京是有名的火炉,天气炎热,我的住处条件不好,但杨伯伯因有要事要办,在我那里住了40多天,离开南京时又由我用车送到机场,飞机票是父亲先买好的。父亲一再叮嘱我,要等杨伯伯乘坐的飞机起飞15分钟后才能离开机场。
为反战和平奔走及参加国共和谈
抗战胜利后,父亲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由于不满蒋介石、陈诚一伙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屡次呈请辞职,先后达8次之多,于1948年秋,才获准辞去参谋次长职务。
离职后,他由南京经上海、杭州迂回长沙,借居长沙复兴银行董事会楼上。从此广泛联系各方爱好和平人士反蒋反内战,积极帮助程潜进行和平起义活动。当时父亲的许多活动并不瞒我,有些我曾参加,有些是他后来告诉我的。有几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1949年,蒋介石先声明求和,继而又声明下野。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李宗仁代理总统并声明愿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在那些日子里,父亲与程潜几乎天天见面。程对蒋历来是不满的,此时,程虽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实际上无实力,是光杆司令。在这之前,蒋介石的势力强大,程潜无可奈何,现局势变了,但反蒋又没有本钱,言论行动还多少受蒋系人员所控制;加之程过去同桂系有嫌隙,又不敢同李、白靠拢,处境困难,颇感苦恼。他对父亲说,现在只有不干,设法离开算了。父亲说,现在和平空气很浓厚,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蒋已下野,李宗仁主张和,你应该抓住时机与李、白一道主和,争取熄灭内战才好;并答应帮他疏通李、白的关系。程表示同意。
程召集湖南的耆宿士绅曹典球、仇鳌等开过一次会,征求他们对时局及省政方针的意见。 大家议论纷纷,总的趋势是主张和平,希望不要再打了。因此,当时湖南反对内战的空气颇为浓厚。
白崇禧在武汉,听说父亲到了长沙,曾接二连三打电话要他去武汉。父亲到武汉后。白不仅谈了当时的情况?还把李济深的一封密信给他看,大意是劝门崇禧反蒋,说共产党是革命的,不要怕共产党等等。父亲还记得信中有“革命者不怕革命”的话。父亲从白崇禧的谈节中分析,白这时也是非常苦闷的。白觉得桂军主力置于湖北太不利,希望通过湖南同广西老巢联成一片,这样可以进战退守,立于不败之地,故对湖南很重视。白主动问父亲。湖南扣情况怎样?程颂公能不能一道来搞和干反蒋运动……白又说。程颂公有什么表示吗?你在年沙同他谈过没有?这话正中下怀,父亲说:程对蒋是不满的,但他处境困难,现在不能公开有所表示,他曾有消极情绪,是我鼓了他的劲,要他同你们一道来搞和千反蒋运动,他同意了。我认为利用程来解决湖南问题,有许多好处,他资格老。在湖南处于家长的地位,但他本身是个光杆司令,要给他一点本钱才行。白说,那我调一个师归他指挥如何?父亲说,调一个师去固然好,能调一个湖南部队去就更好。我看把陈明仁调去如何?他同程潜是小同乡,与程关系很好。这次是你保他再起用的,他对蒋不满,现在可以要他去支持程潜的活动。经白同意,父亲再同程颂公、陈明仁商量,都表示同意后,又去武汉,白才下令调陈部往湖南。在作法上先把陈明仁部调到湖南境内的岳阳。
这样经过父亲在长沙、武汉之间几次往返.沟通了白与程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程潜有了本钱,才敢于公开反蒋主和。比如扣留中央银行想从湖南运走的准备基金。下令停止征兵等.为湖南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后父亲被任命为国共和谈代表.将离长赴平。程颂公考虑我父走后,如何与李、白接头。父亲告诉他:“我去北平后,与白的关系可由大闲(唐星)去办,我会关照的,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要天闲去就是,至于现在的局势还没有十分明朗化,白这时要你同他反蒋主和,如果和不成,又可能转过来要你同他一道主战,甚至会裹胁你同他去广西.那时你千万去不得。必要时,可以把部队往湘西躲一下,再相机起义。”程表示同意。
和谈破裂,父亲到香港后,程潜又先后派程星龄、刘岳厚带着他的信乘飞机来港要他去湖南。程在信中大咯说自己被胁迫一同备战,应付不了,希望我父回湖南去接受省主席职务,他好脱身。情词恳切。父亲复信说,不要辞职,事情仍照我们以前商量的相机办理,一方面与白崇禧虚与委蛇,同时移师暂避湘西,以便起义。
后来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只身潜入广州,当时负责接送我父亲的是复兴银行经理黎元明。据黎后来说,他送我父亲至机场,飞机刚起飞,国民党就派人追到机场,幸好他在约定的时间之前起飞走了,特务扑了一个空。父亲在广州时曾苦口婆心劝李、白回心转意,共商和平,与李、白谈了二天一夜,终因其冥顽不化,致使父亲的愿望未能实现。1965年,李宗仁由国外回北京定居时,我父亲曾到北京机场去接他。李见到父亲时悲喜交集,旧事重提,深悔当年没有把父亲的话听进去,铸成大错,今日费了很多周折,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才得如愿以偿。
父亲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国家的统一。在逝世前的3月28日,还奉劝台湾当局“应当以民族大义为重,尽早实现和谈,完成全国统一,争取在我们这一代人都健在的时候,大家欢聚—堂,共祖国的完全统一。”父亲虽然没有亲眼看到祖国的完全统—,但是我们坚信,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是一定会实现的,那时举国欢腾,我父遗愿一定能够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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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特立
出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同年9月,父亲应邀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83年因病逝世,享年85岁。父亲去世以后,思念与悲痛之情与日俱增,今回忆其二三事,以志怀念。
少年读书时的聪明才智
父亲生于1898年(戊戌)10月25日,祖籍湖南醴陵姚家坝,今株洲县姚家坝乡。祖父阳庚公,有兄弟两人,家境贫寒,种田为业。我伯祖父生三子一女,念祖父中年无嗣,乃将第三子为章过继给他为子,他就是我的父亲。我祖母去世后.祖父续弦,又生—“子。同我的年龄差不多,这就是我的满叔宪章。我父有亲兄弟两人,嫡堂兄弟两人。两位伯父都在姚家坝乡下耕田。我父亲过继时,已7岁。祖父是日本留学生,为人老诚忠厚。虽有满腹经纶,但无背景,不但不能发挥其特长,连一席小教老师的职位都无法觅到,因此只好设私塾,教几个学生,后经人介绍到渌口镇上做点小事。父亲跟在祖父身边读书,到了渌口。及长,考取了醴陵县城朱子祠高等小学。朱子祠高小是醴陵县政府办的,10多位教师都是颇有名望的秀才、举人,学生有100余人;当时算是大学堂了。与我父同窗好友有朱克靖、杨东莼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朱子祠高等小学校风好,学生学习用心,老师执教严而认真,故教学质量较高。当时有位老秀才杨睿卿对父亲很赏识,曾说“为章有天份、有才华、有智谋、有胆略,将来是个有用之才。”他对父亲教导颇严,期望甚殷。父亲也说过,杨老师对他帮助很大,受益非浅。与父亲在朱子祠同学的江显明老伯曾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为章比我大,他读高五班。为章的语文老师就是我父江自忠,他是清末举人,李明灏、杨东莼都是他的学生。我父回家经常讲到为章、李明灏如何如何会读书,他们的作文还经常贴出来展览,让同学们学习。他们几个人经常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受表扬。”
朱子祠高等小学的校长叫张效良,醴陵关王庙(现株洲县鸿仙乡关王村)人,是个不学无术的公子少爷,凭背景才当上了校长。他架子很大,动辄训人。穿着也很讲究,冬天是长皮袍子,夏天是长纺绸衫,可谓“衣冠楚楚”。但同学们不怕他,父亲更不买他的帐,还对同学说:“别看校长仪表堂堂,其实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话传来传去。传到了县政府教育局,校长恨得要死。但父亲成绩好,又守校规,抓不到他的辫子。当时,县教育局对张效良也早有看法,听了同学们这些反映,为了挽回影响,示意要张辞去校长职务。张没法只好勉强打了辞呈,批准后,张效良如果知趣的话,应该马上就走,但他偏偏恋栈。父亲为此写了两句话:“三宿。而后出昼,学生庶几而留尔乎!”借用孟轲三宿而后出昼的故事,讽刺他不肯离校的行为,在老师、学生中传为笑谈。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少年时的聪明才智。
父亲在朱子祠高等小学毕业后,在家呆了两年,结了婚,生了我大姐沉刚,家里人口增加,生活越来越困难。我祖父有个朋友在沅陵厘金局工作,得知我家经济拮据,于是介绍我祖父到沅陵厘金局作稽征员,全家老小随祖父都到了沅陵,住在旷家楼上。父亲跟祖父学习,兼教旷的女儿旷璧城(后长沙一中副校长)读:书识字,成丁她的启蒙老师。旷璧城的父亲是我父亲的老师,这样祖孙三代成了世交。
进入军界之后
我外祖父邹亦经是有名的中医,也是醴陵人。他医术高超,在本地很有名气,在零陵、广西全县,一带几乎妇孺皆知,人称“邹神仙”。时零陵、广西边境瘟疫流行,死了不少人。我外祖父冒传染瘟病的危险,赴广西一带治病。后广西的部队也传染上了瘟疫,李宗仁、白崇禧派人请他去为部队治病。外祖父日夜操劳,既治又防,诊好了很多广西军官和士兵,也救活了很多乡亲父老,受到军民的普遍爱戴与尊敬。大约1920年左右,我父亲因外祖父的关系进了广西讲武堂学习。他聪颖过人,学习成绩优异,广西讲武堂毕业后,又被保送至广东西江讲武堂深造。父亲到广东后,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投身革命。北伐战争期间,他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主任参谋,副总参谋长为白崇禧。大革命失败后,父亲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步兵专科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主持广西民团干部训练工作。
力主长期抗战的高级将领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任国民党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长、作战厅长、军令部次长等职,是力主长期抗战的高级将领之一。
抗日战争初期,父亲从敌我力量这一客观实际出发,主张在战略上打持久的消耗战,不为一地一城的得失而争夺,主要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如南京的防守战,父亲主张避免与日军决战,而是机动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以赢得时间,然后抓住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有力打击。故主张不应在南京集结更多军队,适当防守之后,就主动撤离。在兵力部署上,父亲主张只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不利于机动。
对南京的防守问题,国民党军事最高当局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军事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我父提出的主张,白崇禧表示同意,并支持他的意见,何应钦、徐永昌也说颇有道理,蒋介也表示赞同。可是,他们从各自的利害出发,经过三次讨论,最后蒋介石否定了我父亲的意见,提出所谓“死守南京”的错误决策。台儿庄大捷,蒋介石接受了父亲的作战计划,并派他亲赴前线协助李宗仁,因而取得了这一仗的胜利,当时对中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父亲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曾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成绩优异,很受吉谷板元老师器重。中日战争期间,在武汉,父亲收到吉谷板元的一封密信,他以师生情谊为由。竟异想天开要我父提供军事情报,暗中帮助日本,诱他出卖祖国,充当汉奸。父亲接信后,认为是受到极大的侮辱,非常气愤地指责吉谷板元的卑鄙企图,并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当局。
旷璧城回忆1942年在重庆时,见到我父亲的一些情景。旷大姐说:“一见面刘老师就十分高兴地告诉我:‘苏联朱可夫将军作为中美英苏四国联合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苏联代表,来到重庆。我是军令部次长,主管作战事宜,与朱可夫接触较多。朱可夫有浓厚的大俄罗斯主义思想,在一次宴会上,他大言不惭地说,愿与任何人比试。此时在座的人面面相觑.无人应战。我对他骄横气焰非常气愤,起而与之交手,仅几个回合,就把他击倒在地。’”父亲后来对我谈及此事时说:“我当时起而应战,是因朱可夫蔑视中国的态度而气愤,想不到没费多大的劲。就把他击倒了。”
还有一件事是父亲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杨东莼伯伯开展白区工作。杨东莼伯伯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年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同父亲是小时的同学,对我象自己的儿女一样爱护和教诲,这是我一生难忘的。父亲同他的关系虽不同于一般,但为了掩护杨伯伯的活动,只能采取隐蔽的办法。记得1947年盛夏的一天,父亲打来电话要我马上回家去(我当时在南京湖南省银行工作),原来杨伯伯要来南京。为了他的安全,父亲要我坐他的车按时到机场接他。杨伯伯到南京后,只能住在我家里,由我亲自招待。南京是有名的火炉,天气炎热,我的住处条件不好,但杨伯伯因有要事要办,在我那里住了40多天,离开南京时又由我用车送到机场,飞机票是父亲先买好的。父亲一再叮嘱我,要等杨伯伯乘坐的飞机起飞15分钟后才能离开机场。
为反战和平奔走及参加国共和谈
抗战胜利后,父亲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由于不满蒋介石、陈诚一伙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屡次呈请辞职,先后达8次之多,于1948年秋,才获准辞去参谋次长职务。
离职后,他由南京经上海、杭州迂回长沙,借居长沙复兴银行董事会楼上。从此广泛联系各方爱好和平人士反蒋反内战,积极帮助程潜进行和平起义活动。当时父亲的许多活动并不瞒我,有些我曾参加,有些是他后来告诉我的。有几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1949年,蒋介石先声明求和,继而又声明下野。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李宗仁代理总统并声明愿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在那些日子里,父亲与程潜几乎天天见面。程对蒋历来是不满的,此时,程虽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实际上无实力,是光杆司令。在这之前,蒋介石的势力强大,程潜无可奈何,现局势变了,但反蒋又没有本钱,言论行动还多少受蒋系人员所控制;加之程过去同桂系有嫌隙,又不敢同李、白靠拢,处境困难,颇感苦恼。他对父亲说,现在只有不干,设法离开算了。父亲说,现在和平空气很浓厚,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蒋已下野,李宗仁主张和,你应该抓住时机与李、白一道主和,争取熄灭内战才好;并答应帮他疏通李、白的关系。程表示同意。
程召集湖南的耆宿士绅曹典球、仇鳌等开过一次会,征求他们对时局及省政方针的意见。 大家议论纷纷,总的趋势是主张和平,希望不要再打了。因此,当时湖南反对内战的空气颇为浓厚。
白崇禧在武汉,听说父亲到了长沙,曾接二连三打电话要他去武汉。父亲到武汉后。白不仅谈了当时的情况?还把李济深的一封密信给他看,大意是劝门崇禧反蒋,说共产党是革命的,不要怕共产党等等。父亲还记得信中有“革命者不怕革命”的话。父亲从白崇禧的谈节中分析,白这时也是非常苦闷的。白觉得桂军主力置于湖北太不利,希望通过湖南同广西老巢联成一片,这样可以进战退守,立于不败之地,故对湖南很重视。白主动问父亲。湖南扣情况怎样?程颂公能不能一道来搞和干反蒋运动……白又说。程颂公有什么表示吗?你在年沙同他谈过没有?这话正中下怀,父亲说:程对蒋是不满的,但他处境困难,现在不能公开有所表示,他曾有消极情绪,是我鼓了他的劲,要他同你们一道来搞和千反蒋运动,他同意了。我认为利用程来解决湖南问题,有许多好处,他资格老。在湖南处于家长的地位,但他本身是个光杆司令,要给他一点本钱才行。白说,那我调一个师归他指挥如何?父亲说,调一个师去固然好,能调一个湖南部队去就更好。我看把陈明仁调去如何?他同程潜是小同乡,与程关系很好。这次是你保他再起用的,他对蒋不满,现在可以要他去支持程潜的活动。经白同意,父亲再同程颂公、陈明仁商量,都表示同意后,又去武汉,白才下令调陈部往湖南。在作法上先把陈明仁部调到湖南境内的岳阳。
这样经过父亲在长沙、武汉之间几次往返.沟通了白与程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程潜有了本钱,才敢于公开反蒋主和。比如扣留中央银行想从湖南运走的准备基金。下令停止征兵等.为湖南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后父亲被任命为国共和谈代表.将离长赴平。程颂公考虑我父走后,如何与李、白接头。父亲告诉他:“我去北平后,与白的关系可由大闲(唐星)去办,我会关照的,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要天闲去就是,至于现在的局势还没有十分明朗化,白这时要你同他反蒋主和,如果和不成,又可能转过来要你同他一道主战,甚至会裹胁你同他去广西.那时你千万去不得。必要时,可以把部队往湘西躲一下,再相机起义。”程表示同意。
和谈破裂,父亲到香港后,程潜又先后派程星龄、刘岳厚带着他的信乘飞机来港要他去湖南。程在信中大咯说自己被胁迫一同备战,应付不了,希望我父回湖南去接受省主席职务,他好脱身。情词恳切。父亲复信说,不要辞职,事情仍照我们以前商量的相机办理,一方面与白崇禧虚与委蛇,同时移师暂避湘西,以便起义。
后来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只身潜入广州,当时负责接送我父亲的是复兴银行经理黎元明。据黎后来说,他送我父亲至机场,飞机刚起飞,国民党就派人追到机场,幸好他在约定的时间之前起飞走了,特务扑了一个空。父亲在广州时曾苦口婆心劝李、白回心转意,共商和平,与李、白谈了二天一夜,终因其冥顽不化,致使父亲的愿望未能实现。1965年,李宗仁由国外回北京定居时,我父亲曾到北京机场去接他。李见到父亲时悲喜交集,旧事重提,深悔当年没有把父亲的话听进去,铸成大错,今日费了很多周折,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才得如愿以偿。
父亲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国家的统一。在逝世前的3月28日,还奉劝台湾当局“应当以民族大义为重,尽早实现和谈,完成全国统一,争取在我们这一代人都健在的时候,大家欢聚—堂,共祖国的完全统一。”父亲虽然没有亲眼看到祖国的完全统—,但是我们坚信,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是一定会实现的,那时举国欢腾,我父遗愿一定能够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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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特立
出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参考资料:http://www.rwabc.com/diqurenwu/diqudanyirenwu.asp?people_id=5168&p_name=%C1%F5%EC%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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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6-08-27
我父亲刘斐是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军令部次长等要职。1949年国共和谈时,与张治中、邵力子等5人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和谈破裂后,留在北平,没有返回,旋即去香港,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明令通缉。他在香港联络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正式宣布起义。
同年9月,父亲应邀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83年因病逝世,享年85岁。父亲去世以后,思念与悲痛之情与日俱增,今回忆其二三事,以志怀念。
少年读书时的聪明才智
父亲生于1898年(戊戌)10月25日,祖籍湖南醴陵姚家坝,今株洲县姚家坝乡。祖父阳庚公,有兄弟两人,家境贫寒,种田为业。我伯祖父生三子一女,念祖父中年无嗣,乃将第三子为章过继给他为子,他就是我的父亲。我祖母去世后.祖父续弦,又生—“子。同我的年龄差不多,这就是我的满叔宪章。我父有亲兄弟两人,嫡堂兄弟两人。两位伯父都在姚家坝乡下耕田。我父亲过继时,已7岁。祖父是日本留学生,为人老诚忠厚。虽有满腹经纶,但无背景,不但不能发挥其特长,连一席小教老师的职位都无法觅到,因此只好设私塾,教几个学生,后经人介绍到渌口镇上做点小事。父亲跟在祖父身边读书,到了渌口。及长,考取了醴陵县城朱子祠高等小学。朱子祠高小是醴陵县政府办的,10多位教师都是颇有名望的秀才、举人,学生有100余人;当时算是大学堂了。与我父同窗好友有朱克靖、杨东莼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朱子祠高等小学校风好,学生学习用心,老师执教严而认真,故教学质量较高。当时有位老秀才杨睿卿对父亲很赏识,曾说“为章有天份、有才华、有智谋、有胆略,将来是个有用之才。”他对父亲教导颇严,期望甚殷。父亲也说过,杨老师对他帮助很大,受益非浅。与父亲在朱子祠同学的江显明老伯曾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为章比我大,他读高五班。为章的语文老师就是我父江自忠,他是清末举人,李明灏、杨东莼都是他的学生。我父回家经常讲到为章、李明灏如何如何会读书,他们的作文还经常贴出来展览,让同学们学习。他们几个人经常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受表扬。”
朱子祠高等小学的校长叫张效良,醴陵关王庙(现株洲县鸿仙乡关王村)人,是个不学无术的公子少爷,凭背景才当上了校长。他架子很大,动辄训人。穿着也很讲究,冬天是长皮袍子,夏天是长纺绸衫,可谓“衣冠楚楚”。但同学们不怕他,父亲更不买他的帐,还对同学说:“别看校长仪表堂堂,其实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话传来传去。传到了县政府教育局,校长恨得要死。但父亲成绩好,又守校规,抓不到他的辫子。当时,县教育局对张效良也早有看法,听了同学们这些反映,为了挽回影响,示意要张辞去校长职务。张没法只好勉强打了辞呈,批准后,张效良如果知趣的话,应该马上就走,但他偏偏恋栈。父亲为此写了两句话:“三宿。而后出昼,学生庶几而留尔乎!”借用孟轲三宿而后出昼的故事,讽刺他不肯离校的行为,在老师、学生中传为笑谈。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少年时的聪明才智。
父亲在朱子祠高等小学毕业后,在家呆了两年,结了婚,生了我大姐沉刚,家里人口增加,生活越来越困难。我祖父有个朋友在沅陵厘金局工作,得知我家经济拮据,于是介绍我祖父到沅陵厘金局作稽征员,全家老小随祖父都到了沅陵,住在旷家楼上。父亲跟祖父学习,兼教旷的女儿旷璧城(后长沙一中副校长)读:书识字,成丁她的启蒙老师。旷璧城的父亲是我父亲的老师,这样祖孙三代成了世交。
进入军界之后
我外祖父邹亦经是有名的中医,也是醴陵人。他医术高超,在本地很有名气,在零陵、广西全县,一带几乎妇孺皆知,人称“邹神仙”。时零陵、广西边境瘟疫流行,死了不少人。我外祖父冒传染瘟病的危险,赴广西一带治病。后广西的部队也传染上了瘟疫,李宗仁、白崇禧派人请他去为部队治病。外祖父日夜操劳,既治又防,诊好了很多广西军官和士兵,也救活了很多乡亲父老,受到军民的普遍爱戴与尊敬。大约1920年左右,我父亲因外祖父的关系进了广西讲武堂学习。他聪颖过人,学习成绩优异,广西讲武堂毕业后,又被保送至广东西江讲武堂深造。父亲到广东后,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投身革命。北伐战争期间,他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主任参谋,副总参谋长为白崇禧。大革命失败后,父亲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步兵专科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主持广西民团干部训练工作。
力主长期抗战的高级将领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任国民党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长、作战厅长、军令部次长等职,是力主长期抗战的高级将领之一。
抗日战争初期,父亲从敌我力量这一客观实际出发,主张在战略上打持久的消耗战,不为一地一城的得失而争夺,主要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如南京的防守战,父亲主张避免与日军决战,而是机动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以赢得时间,然后抓住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有力打击。故主张不应在南京集结更多军队,适当防守之后,就主动撤离。在兵力部署上,父亲主张只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不利于机动。
对南京的防守问题,国民党军事最高当局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军事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我父提出的主张,白崇禧表示同意,并支持他的意见,何应钦、徐永昌也说颇有道理,蒋介也表示赞同。可是,他们从各自的利害出发,经过三次讨论,最后蒋介石否定了我父亲的意见,提出所谓“死守南京”的错误决策。台儿庄大捷,蒋介石接受了父亲的作战计划,并派他亲赴前线协助李宗仁,因而取得了这一仗的胜利,当时对中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父亲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曾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成绩优异,很受吉谷板元老师器重。中日战争期间,在武汉,父亲收到吉谷板元的一封密信,他以师生情谊为由。竟异想天开要我父提供军事情报,暗中帮助日本,诱他出卖祖国,充当汉奸。父亲接信后,认为是受到极大的侮辱,非常气愤地指责吉谷板元的卑鄙企图,并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当局。
旷璧城回忆1942年在重庆时,见到我父亲的一些情景。旷大姐说:“一见面刘老师就十分高兴地告诉我:‘苏联朱可夫将军作为中美英苏四国联合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苏联代表,来到重庆。我是军令部次长,主管作战事宜,与朱可夫接触较多。朱可夫有浓厚的大俄罗斯主义思想,在一次宴会上,他大言不惭地说,愿与任何人比试。此时在座的人面面相觑.无人应战。我对他骄横气焰非常气愤,起而与之交手,仅几个回合,就把他击倒在地。’”父亲后来对我谈及此事时说:“我当时起而应战,是因朱可夫蔑视中国的态度而气愤,想不到没费多大的劲。就把他击倒了。”
还有一件事是父亲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杨东莼伯伯开展白区工作。杨东莼伯伯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年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同父亲是小时的同学,对我象自己的儿女一样爱护和教诲,这是我一生难忘的。父亲同他的关系虽不同于一般,但为了掩护杨伯伯的活动,只能采取隐蔽的办法。记得1947年盛夏的一天,父亲打来电话要我马上回家去(我当时在南京湖南省银行工作),原来杨伯伯要来南京。为了他的安全,父亲要我坐他的车按时到机场接他。杨伯伯到南京后,只能住在我家里,由我亲自招待。南京是有名的火炉,天气炎热,我的住处条件不好,但杨伯伯因有要事要办,在我那里住了40多天,离开南京时又由我用车送到机场,飞机票是父亲先买好的。父亲一再叮嘱我,要等杨伯伯乘坐的飞机起飞15分钟后才能离开机场。
为反战和平奔走及参加国共和谈
抗战胜利后,父亲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由于不满蒋介石、陈诚一伙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屡次呈请辞职,先后达8次之多,于1948年秋,才获准辞去参谋次长职务。
离职后,他由南京经上海、杭州迂回长沙,借居长沙复兴银行董事会楼上。从此广泛联系各方爱好和平人士反蒋反内战,积极帮助程潜进行和平起义活动。当时父亲的许多活动并不瞒我,有些我曾参加,有些是他后来告诉我的。有几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1949年,蒋介石先声明求和,继而又声明下野。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李宗仁代理总统并声明愿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在那些日子里,父亲与程潜几乎天天见面。程对蒋历来是不满的,此时,程虽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实际上无实力,是光杆司令。在这之前,蒋介石的势力强大,程潜无可奈何,现局势变了,但反蒋又没有本钱,言论行动还多少受蒋系人员所控制;加之程过去同桂系有嫌隙,又不敢同李、白靠拢,处境困难,颇感苦恼。他对父亲说,现在只有不干,设法离开算了。父亲说,现在和平空气很浓厚,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蒋已下野,李宗仁主张和,你应该抓住时机与李、白一道主和,争取熄灭内战才好;并答应帮他疏通李、白的关系。程表示同意。
程召集湖南的耆宿士绅曹典球、仇鳌等开过一次会,征求他们对时局及省政方针的意见。 大家议论纷纷,总的趋势是主张和平,希望不要再打了。因此,当时湖南反对内战的空气颇为浓厚。
白崇禧在武汉,听说父亲到了长沙,曾接二连三打电话要他去武汉。父亲到武汉后。白不仅谈了当时的情况?还把李济深的一封密信给他看,大意是劝门崇禧反蒋,说共产党是革命的,不要怕共产党等等。父亲还记得信中有“革命者不怕革命”的话。父亲从白崇禧的谈节中分析,白这时也是非常苦闷的。白觉得桂军主力置于湖北太不利,希望通过湖南同广西老巢联成一片,这样可以进战退守,立于不败之地,故对湖南很重视。白主动问父亲。湖南扣情况怎样?程颂公能不能一道来搞和干反蒋运动……白又说。程颂公有什么表示吗?你在年沙同他谈过没有?这话正中下怀,父亲说:程对蒋是不满的,但他处境困难,现在不能公开有所表示,他曾有消极情绪,是我鼓了他的劲,要他同你们一道来搞和千反蒋运动,他同意了。我认为利用程来解决湖南问题,有许多好处,他资格老。在湖南处于家长的地位,但他本身是个光杆司令,要给他一点本钱才行。白说,那我调一个师归他指挥如何?父亲说,调一个师去固然好,能调一个湖南部队去就更好。我看把陈明仁调去如何?他同程潜是小同乡,与程关系很好。这次是你保他再起用的,他对蒋不满,现在可以要他去支持程潜的活动。经白同意,父亲再同程颂公、陈明仁商量,都表示同意后,又去武汉,白才下令调陈部往湖南。在作法上先把陈明仁部调到湖南境内的岳阳。
这样经过父亲在长沙、武汉之间几次往返.沟通了白与程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程潜有了本钱,才敢于公开反蒋主和。比如扣留中央银行想从湖南运走的准备基金。下令停止征兵等.为湖南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后父亲被任命为国共和谈代表.将离长赴平。程颂公考虑我父走后,如何与李、白接头。父亲告诉他:“我去北平后,与白的关系可由大闲(唐星)去办,我会关照的,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要天闲去就是,至于现在的局势还没有十分明朗化,白这时要你同他反蒋主和,如果和不成,又可能转过来要你同他一道主战,甚至会裹胁你同他去广西.那时你千万去不得。必要时,可以把部队往湘西躲一下,再相机起义。”程表示同意。
和谈破裂,父亲到香港后,程潜又先后派程星龄、刘岳厚带着他的信乘飞机来港要他去湖南。程在信中大咯说自己被胁迫一同备战,应付不了,希望我父回湖南去接受省主席职务,他好脱身。情词恳切。父亲复信说,不要辞职,事情仍照我们以前商量的相机办理,一方面与白崇禧虚与委蛇,同时移师暂避湘西,以便起义。
后来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只身潜入广州,当时负责接送我父亲的是复兴银行经理黎元明。据黎后来说,他送我父亲至机场,飞机刚起飞,国民党就派人追到机场,幸好他在约定的时间之前起飞走了,特务扑了一个空。父亲在广州时曾苦口婆心劝李、白回心转意,共商和平,与李、白谈了二天一夜,终因其冥顽不化,致使父亲的愿望未能实现。1965年,李宗仁由国外回北京定居时,我父亲曾到北京机场去接他。李见到父亲时悲喜交集,旧事重提,深悔当年没有把父亲的话听进去,铸成大错,今日费了很多周折,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才得如愿以偿。
父亲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国家的统一。在逝世前的3月28日,还奉劝台湾当局“应当以民族大义为重,尽早实现和谈,完成全国统一,争取在我们这一代人都健在的时候,大家欢聚—堂,共祖国的完全统一。”父亲虽然没有亲眼看到祖国的完全统—,但是我们坚信,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是一定会实现的,那时举国欢腾,我父遗愿一定能够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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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特立 点击次数:468
出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发表日期:1996
同年9月,父亲应邀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83年因病逝世,享年85岁。父亲去世以后,思念与悲痛之情与日俱增,今回忆其二三事,以志怀念。
少年读书时的聪明才智
父亲生于1898年(戊戌)10月25日,祖籍湖南醴陵姚家坝,今株洲县姚家坝乡。祖父阳庚公,有兄弟两人,家境贫寒,种田为业。我伯祖父生三子一女,念祖父中年无嗣,乃将第三子为章过继给他为子,他就是我的父亲。我祖母去世后.祖父续弦,又生—“子。同我的年龄差不多,这就是我的满叔宪章。我父有亲兄弟两人,嫡堂兄弟两人。两位伯父都在姚家坝乡下耕田。我父亲过继时,已7岁。祖父是日本留学生,为人老诚忠厚。虽有满腹经纶,但无背景,不但不能发挥其特长,连一席小教老师的职位都无法觅到,因此只好设私塾,教几个学生,后经人介绍到渌口镇上做点小事。父亲跟在祖父身边读书,到了渌口。及长,考取了醴陵县城朱子祠高等小学。朱子祠高小是醴陵县政府办的,10多位教师都是颇有名望的秀才、举人,学生有100余人;当时算是大学堂了。与我父同窗好友有朱克靖、杨东莼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朱子祠高等小学校风好,学生学习用心,老师执教严而认真,故教学质量较高。当时有位老秀才杨睿卿对父亲很赏识,曾说“为章有天份、有才华、有智谋、有胆略,将来是个有用之才。”他对父亲教导颇严,期望甚殷。父亲也说过,杨老师对他帮助很大,受益非浅。与父亲在朱子祠同学的江显明老伯曾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为章比我大,他读高五班。为章的语文老师就是我父江自忠,他是清末举人,李明灏、杨东莼都是他的学生。我父回家经常讲到为章、李明灏如何如何会读书,他们的作文还经常贴出来展览,让同学们学习。他们几个人经常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受表扬。”
朱子祠高等小学的校长叫张效良,醴陵关王庙(现株洲县鸿仙乡关王村)人,是个不学无术的公子少爷,凭背景才当上了校长。他架子很大,动辄训人。穿着也很讲究,冬天是长皮袍子,夏天是长纺绸衫,可谓“衣冠楚楚”。但同学们不怕他,父亲更不买他的帐,还对同学说:“别看校长仪表堂堂,其实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话传来传去。传到了县政府教育局,校长恨得要死。但父亲成绩好,又守校规,抓不到他的辫子。当时,县教育局对张效良也早有看法,听了同学们这些反映,为了挽回影响,示意要张辞去校长职务。张没法只好勉强打了辞呈,批准后,张效良如果知趣的话,应该马上就走,但他偏偏恋栈。父亲为此写了两句话:“三宿。而后出昼,学生庶几而留尔乎!”借用孟轲三宿而后出昼的故事,讽刺他不肯离校的行为,在老师、学生中传为笑谈。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少年时的聪明才智。
父亲在朱子祠高等小学毕业后,在家呆了两年,结了婚,生了我大姐沉刚,家里人口增加,生活越来越困难。我祖父有个朋友在沅陵厘金局工作,得知我家经济拮据,于是介绍我祖父到沅陵厘金局作稽征员,全家老小随祖父都到了沅陵,住在旷家楼上。父亲跟祖父学习,兼教旷的女儿旷璧城(后长沙一中副校长)读:书识字,成丁她的启蒙老师。旷璧城的父亲是我父亲的老师,这样祖孙三代成了世交。
进入军界之后
我外祖父邹亦经是有名的中医,也是醴陵人。他医术高超,在本地很有名气,在零陵、广西全县,一带几乎妇孺皆知,人称“邹神仙”。时零陵、广西边境瘟疫流行,死了不少人。我外祖父冒传染瘟病的危险,赴广西一带治病。后广西的部队也传染上了瘟疫,李宗仁、白崇禧派人请他去为部队治病。外祖父日夜操劳,既治又防,诊好了很多广西军官和士兵,也救活了很多乡亲父老,受到军民的普遍爱戴与尊敬。大约1920年左右,我父亲因外祖父的关系进了广西讲武堂学习。他聪颖过人,学习成绩优异,广西讲武堂毕业后,又被保送至广东西江讲武堂深造。父亲到广东后,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投身革命。北伐战争期间,他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主任参谋,副总参谋长为白崇禧。大革命失败后,父亲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步兵专科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主持广西民团干部训练工作。
力主长期抗战的高级将领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任国民党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长、作战厅长、军令部次长等职,是力主长期抗战的高级将领之一。
抗日战争初期,父亲从敌我力量这一客观实际出发,主张在战略上打持久的消耗战,不为一地一城的得失而争夺,主要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如南京的防守战,父亲主张避免与日军决战,而是机动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以赢得时间,然后抓住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有力打击。故主张不应在南京集结更多军队,适当防守之后,就主动撤离。在兵力部署上,父亲主张只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不利于机动。
对南京的防守问题,国民党军事最高当局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军事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我父提出的主张,白崇禧表示同意,并支持他的意见,何应钦、徐永昌也说颇有道理,蒋介也表示赞同。可是,他们从各自的利害出发,经过三次讨论,最后蒋介石否定了我父亲的意见,提出所谓“死守南京”的错误决策。台儿庄大捷,蒋介石接受了父亲的作战计划,并派他亲赴前线协助李宗仁,因而取得了这一仗的胜利,当时对中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父亲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曾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成绩优异,很受吉谷板元老师器重。中日战争期间,在武汉,父亲收到吉谷板元的一封密信,他以师生情谊为由。竟异想天开要我父提供军事情报,暗中帮助日本,诱他出卖祖国,充当汉奸。父亲接信后,认为是受到极大的侮辱,非常气愤地指责吉谷板元的卑鄙企图,并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当局。
旷璧城回忆1942年在重庆时,见到我父亲的一些情景。旷大姐说:“一见面刘老师就十分高兴地告诉我:‘苏联朱可夫将军作为中美英苏四国联合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苏联代表,来到重庆。我是军令部次长,主管作战事宜,与朱可夫接触较多。朱可夫有浓厚的大俄罗斯主义思想,在一次宴会上,他大言不惭地说,愿与任何人比试。此时在座的人面面相觑.无人应战。我对他骄横气焰非常气愤,起而与之交手,仅几个回合,就把他击倒在地。’”父亲后来对我谈及此事时说:“我当时起而应战,是因朱可夫蔑视中国的态度而气愤,想不到没费多大的劲。就把他击倒了。”
还有一件事是父亲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杨东莼伯伯开展白区工作。杨东莼伯伯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年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同父亲是小时的同学,对我象自己的儿女一样爱护和教诲,这是我一生难忘的。父亲同他的关系虽不同于一般,但为了掩护杨伯伯的活动,只能采取隐蔽的办法。记得1947年盛夏的一天,父亲打来电话要我马上回家去(我当时在南京湖南省银行工作),原来杨伯伯要来南京。为了他的安全,父亲要我坐他的车按时到机场接他。杨伯伯到南京后,只能住在我家里,由我亲自招待。南京是有名的火炉,天气炎热,我的住处条件不好,但杨伯伯因有要事要办,在我那里住了40多天,离开南京时又由我用车送到机场,飞机票是父亲先买好的。父亲一再叮嘱我,要等杨伯伯乘坐的飞机起飞15分钟后才能离开机场。
为反战和平奔走及参加国共和谈
抗战胜利后,父亲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由于不满蒋介石、陈诚一伙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屡次呈请辞职,先后达8次之多,于1948年秋,才获准辞去参谋次长职务。
离职后,他由南京经上海、杭州迂回长沙,借居长沙复兴银行董事会楼上。从此广泛联系各方爱好和平人士反蒋反内战,积极帮助程潜进行和平起义活动。当时父亲的许多活动并不瞒我,有些我曾参加,有些是他后来告诉我的。有几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1949年,蒋介石先声明求和,继而又声明下野。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李宗仁代理总统并声明愿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在那些日子里,父亲与程潜几乎天天见面。程对蒋历来是不满的,此时,程虽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实际上无实力,是光杆司令。在这之前,蒋介石的势力强大,程潜无可奈何,现局势变了,但反蒋又没有本钱,言论行动还多少受蒋系人员所控制;加之程过去同桂系有嫌隙,又不敢同李、白靠拢,处境困难,颇感苦恼。他对父亲说,现在只有不干,设法离开算了。父亲说,现在和平空气很浓厚,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蒋已下野,李宗仁主张和,你应该抓住时机与李、白一道主和,争取熄灭内战才好;并答应帮他疏通李、白的关系。程表示同意。
程召集湖南的耆宿士绅曹典球、仇鳌等开过一次会,征求他们对时局及省政方针的意见。 大家议论纷纷,总的趋势是主张和平,希望不要再打了。因此,当时湖南反对内战的空气颇为浓厚。
白崇禧在武汉,听说父亲到了长沙,曾接二连三打电话要他去武汉。父亲到武汉后。白不仅谈了当时的情况?还把李济深的一封密信给他看,大意是劝门崇禧反蒋,说共产党是革命的,不要怕共产党等等。父亲还记得信中有“革命者不怕革命”的话。父亲从白崇禧的谈节中分析,白这时也是非常苦闷的。白觉得桂军主力置于湖北太不利,希望通过湖南同广西老巢联成一片,这样可以进战退守,立于不败之地,故对湖南很重视。白主动问父亲。湖南扣情况怎样?程颂公能不能一道来搞和干反蒋运动……白又说。程颂公有什么表示吗?你在年沙同他谈过没有?这话正中下怀,父亲说:程对蒋是不满的,但他处境困难,现在不能公开有所表示,他曾有消极情绪,是我鼓了他的劲,要他同你们一道来搞和千反蒋运动,他同意了。我认为利用程来解决湖南问题,有许多好处,他资格老。在湖南处于家长的地位,但他本身是个光杆司令,要给他一点本钱才行。白说,那我调一个师归他指挥如何?父亲说,调一个师去固然好,能调一个湖南部队去就更好。我看把陈明仁调去如何?他同程潜是小同乡,与程关系很好。这次是你保他再起用的,他对蒋不满,现在可以要他去支持程潜的活动。经白同意,父亲再同程颂公、陈明仁商量,都表示同意后,又去武汉,白才下令调陈部往湖南。在作法上先把陈明仁部调到湖南境内的岳阳。
这样经过父亲在长沙、武汉之间几次往返.沟通了白与程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程潜有了本钱,才敢于公开反蒋主和。比如扣留中央银行想从湖南运走的准备基金。下令停止征兵等.为湖南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后父亲被任命为国共和谈代表.将离长赴平。程颂公考虑我父走后,如何与李、白接头。父亲告诉他:“我去北平后,与白的关系可由大闲(唐星)去办,我会关照的,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要天闲去就是,至于现在的局势还没有十分明朗化,白这时要你同他反蒋主和,如果和不成,又可能转过来要你同他一道主战,甚至会裹胁你同他去广西.那时你千万去不得。必要时,可以把部队往湘西躲一下,再相机起义。”程表示同意。
和谈破裂,父亲到香港后,程潜又先后派程星龄、刘岳厚带着他的信乘飞机来港要他去湖南。程在信中大咯说自己被胁迫一同备战,应付不了,希望我父回湖南去接受省主席职务,他好脱身。情词恳切。父亲复信说,不要辞职,事情仍照我们以前商量的相机办理,一方面与白崇禧虚与委蛇,同时移师暂避湘西,以便起义。
后来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只身潜入广州,当时负责接送我父亲的是复兴银行经理黎元明。据黎后来说,他送我父亲至机场,飞机刚起飞,国民党就派人追到机场,幸好他在约定的时间之前起飞走了,特务扑了一个空。父亲在广州时曾苦口婆心劝李、白回心转意,共商和平,与李、白谈了二天一夜,终因其冥顽不化,致使父亲的愿望未能实现。1965年,李宗仁由国外回北京定居时,我父亲曾到北京机场去接他。李见到父亲时悲喜交集,旧事重提,深悔当年没有把父亲的话听进去,铸成大错,今日费了很多周折,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才得如愿以偿。
父亲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国家的统一。在逝世前的3月28日,还奉劝台湾当局“应当以民族大义为重,尽早实现和谈,完成全国统一,争取在我们这一代人都健在的时候,大家欢聚—堂,共祖国的完全统一。”父亲虽然没有亲眼看到祖国的完全统—,但是我们坚信,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是一定会实现的,那时举国欢腾,我父遗愿一定能够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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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发表日期: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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