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印度、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之争,巴以冲突吗?任选一个事件谈谈你的看法
一、印巴克什米尔之争:
克什米尔争端是指印度和巴基斯坦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主权纷争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克什米尔争端是英殖民主义在1947年撤出印度时留下的。独立前的印度,行政上由两大部分组成:英属印度和土邦。英属印度包括11个省,而在这些省中间,夹杂着大约550个的土邦。克什米尔就是最大的土邦之一。根据1947年6月公布的“蒙巴顿方案 ”,土邦地区归属则由当地的王公来决定,但是土邦必须考虑所在地区的地理因素。
克什米尔情况很特殊,它处于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地理因素”的考虑在这里不起作用。而克什米尔的王公是印度教徒,但居民中将近80%却是穆斯林。按照分治方案中多数决定原则,应该归入巴基斯坦;但按照土邦的王公决定原则,显然印度会被优先考虑。因此印巴分治时,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在南亚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印巴关系的好坏从根本上决定着南亚安全环境的好坏。两国独立这么多年,意识形态的对立依然如故,安全疑惧有增无减,紧张对峙的局面没有明显改变。显然,双方长期的武力对峙和激烈争夺严重影响了两国经济与安全等现实主义者所看重的利益,严重地损害了两国形象,并无缘分享区域合作的利好。究其原因,印巴矛盾的无法缓和主要与双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与作法有关。为什么唇齿相依的印巴两国,不能通过互利互让在克什米尔实现和平呢?透过物质层面而深入到政治文化领域,或许能给我们理解印巴关系中的一些沉疴以诸多启示。
一、印巴分治与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
印度与巴基斯坦本来是“古印度母亲”的两个孩子,在漫长的岁月中尽管经常“阋于墙”,却也能外御其侮。直至英殖民统治者进入印度之前,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来没有发展到强烈排斥和互不相容的地步。英国殖民者来到印度以后,逐渐利用印度的社会分裂及宗教矛盾对印度实行统治,从而有意地放大了印度社会的分裂性和文化的多元性。而且他们发现,宗教分歧最便于英国“分而治之”政策发挥作用。直到1858年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开始之前,所有印度人并未熟悉到,英国人对他们祖国的统治是对他们爱国心的公开挑战,也是对他们有能力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维持自己生存的否定,他们仍以自己的宗教派别和文化属地作为其归属的向心力。民族主义、国家主权等这些新鲜和进步的概念随着英国的统治进入了印度人的视野。在反殖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一方面,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成为一种凝聚力鼓舞和引导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另一方面,印、穆相异的宗教信仰与价值体系却导致印、穆之间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开始滋生并一步步恶化,逐渐形成代表彼此利益的组织和集团,最终尖锐地表现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建国理念及其政治实践上。
随着世界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沿着两条线行进,其各自的目标是政治文化相异的印度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尽管有德高望重的甘地和尼赫鲁这样的宗教宽容者和崇尚世俗主义政治的领导人的协调,随着双方政治理念的越走越远,印度教派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使印度濒于内战的边缘,分治是唯一能和平解决矛盾的方式。无论是英国政府为了挑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种族仇恨以便其火中取栗,还是面对印度复杂、紧张的局势无力回天之时急于扔掉印度这个炙手的山芋。1947年6月3日英国政府公布的《蒙巴顿方案》和7月4日英国议会制定的《印度独立法案》,(1)(P185~188)使巴基斯坦和印度成为了英联邦内两个新的享有主权的成员国。在两国人民沉浸于独立的幸福中时,谁曾料到,由于“蒙巴顿方案”简单地以教民的多少将英属印度划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因而无疑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埋下了宗教分歧和仇杀的火种。
在国际关系层面,印巴之间的矛盾主要围绕克什米尔主权问题展开。克什米尔全称查谟-克什米尔,位于南亚次大陆北部山区。1947年印巴分治前是一个土邦,面积约为22万平方千米,人口约400万,穆斯林占人口的77%,印度教徒占20%。虽然克什米尔的多数人口为穆斯林,但土邦王公却是印度教徒。按照《蒙巴顿方案》的规定,克什米尔土邦自由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公布独立,但事实上独立是不可能的。在归属问题上克什米尔土邦内部也发生了权力之争。印巴之间围绕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分别于1947年、1965年和1972年进行了三次战争。克什米尔问题使印巴关系时紧时驰,尽管双方政府进行了多次磋商,但直至目前,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充其量说只是“两国冰冷关系出现解冻的开始”,离解决迫在眉睫的一些现实问题仍遥遥无期。
与克什米尔主权争端相伴随的是双方间激烈的军事竞赛,从常规武器至核武器,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消耗双方有限的发展经济的资金,造成国内问题突出。尼克松曾对此做过评述,他说:“尼赫鲁最大特点是:过多地把他那无可否认的出众天才和精力用于印度同巴基斯坦的冲突。假如他还活着,他能够而且也有力量在巴基斯坦问题上忍痛做出牺牲,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然而不幸的是,终其一生他都未能使自己做到这一点。印巴冲突是战后历史上无谓的军事开支中一个最可悲的例子。”(2)(P313)直到今天,克什米尔问题已成为严重制约印巴关系改善的因素,印巴间的任何和平或军事行动,都会与克什米尔问题关联起来。
我们在追踪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历史过程中,可以明显地感到印巴双方立场的强硬。那么,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他们不惜损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去争夺这一地区呢?经济和安全原因固然十分重要,但双方在此地的誓死相争反而大大增加了双方的安全威胁和经济负担。因此,除经济与安全因素之外,克什米尔争端的后面还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一般来说,文化经常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隐性因素,我们不妨主要从政治文化视角做些解读。二、克什米尔问题关涉到印巴建国理念的存废
印巴分治带来的最大恶果是克什米尔问题。克什米尔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作用对印巴双方来说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克什米尔的得失还牵涉到不可小觑的民族感情和国家立国理念等政治文化因素。假如克什米尔归巴基斯坦,就意味着印度承认了“两个民族理论”,也就否定了印度的“世俗主义”建国原则,即与尼赫鲁等政治精英所言的印度是各宗教和平相处和宗教因素不介入政治的原则相背,与尼赫鲁想以“大印度联邦”形式全盘继续英帝国殖民遗产实现大国目标的政治意愿背道而驰。因此,尼赫鲁把克什米尔归附印度看作一种手段,通过谢赫·阿卜杜勒的努力,在印度联邦内的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建立起世俗的邦,以此向“两个民族理论”提出挑战,证实按宗教分为两个民族的理论是不成立的。(3)(P106)尼赫鲁认为,听任克什米尔归属巴基斯坦,不但使大国梦想遥遥无期,关键是有可能招致印度国内印度教徒的强烈不满,引发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种族仇杀,导致印度分裂。相反,假如一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与印度合并,那么就更加符合尼赫鲁所主张的建立“世俗化印度”的目标,并以此反对以宗教信仰作为民族的分野。因此,尼赫鲁也把克什米尔归属印度看作是他所提倡的“世俗主义的象征”(4)(P15)。这样,其建立“大印度联邦”或“有声有色的大国”的努力不会受到宗教和“两个民族理论”的影响,可以放手在南亚实施其大国目标。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态度可以表明印度在南亚地区争取实现大国地位的政治决心和力量。
但对巴基斯坦来说,印度占有克什米尔就意味着其建国合法性被否定,而且,假如巴基斯坦承认穆斯林占多数的克什米尔地区为印度的领土,也就否定了自己赖以立国的根本原则——“两个民族理论”。阿里·真纳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则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无论按照什么样的民族定义和检验标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是两大民族。……无论根据什么样的国际法准则,穆斯林都是一个民族。(5)(P257~273)他认为两种文明基本上是建立在相互冲突的思想观念上的,穆斯林一定要同印度教徒决裂以成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真纳曾说:“统一的而似乎又是民主的印度,那是不可能的。印度在不同的时期曾被印度教徒、穆塞尔曼(他总说穆塞尔曼,而不说穆斯林)和英国人用武力统一过,这种统一只有在专制政体(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下才有可能,它从来不是也不能是以人民的真正统一为基础的。分歧太大太深,它们超过经济和社会的分歧。这种分歧是根深蒂固的。印度并非一国,它是个大陆或次大陆。它决不能只是一个国家。”(6)(P248)1944年3月23日,真纳在纪念“巴基斯坦日”的文告中说:“印度穆斯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巴基斯坦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解放、我们的命运。”真纳使巴基斯坦国成为现实,但他认为,印度图谋克什米尔,表明“印度一心要消灭他所建立的国家”。(7)此后历届巴基斯坦政府也无不认为,印度一定会不断挑战和否定“两个民族”理论,并要从根本上否定巴基斯坦立国的合法性,从而为其武力兼并巴基斯坦奠定思想和理论基础。巴基斯坦领导人的这种担忧在独立后的印巴关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因此,克什米尔问题在印巴双方看来,不仅仅出于战略和经济上的考虑,更为重要的是对双方立国理念和国家生存合法性的挑战,它已涉及到两国精神深处的政治文化积淀,是不能轻易妥协的。印巴由于政治文化不同而导致了相互间认同的差异,最后发展到双方立国理念的分歧,“统”、“分”之争最终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最后表现在“两个民族理论”这一核心问题上。该理论虽然强化了巴基斯坦的独立和特性,但它究竟与印度领袖们的建国理念和意愿背道而驰。这样,在民族独立斗争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不仅是宗教之间的冲突,而且是政治文化的冲突,“实际上是两种民族愿望之间的冲突——穆斯林为了生存,而印度教徒为了超人一等。”(5)(P257~273)克什米尔问题在巴基斯坦看来,影响其独立与主权;在印度看来,直接影响到其大国梦想的实现。
三、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强硬政策是其大国情结的负效应
大国诉求是影响印度外交决策与实践的最值得关注的政治文化内容之一。印度在南亚地区为实现其“印度中心”和“有声有色的大国”梦想,与其弱小邻国的矛盾时隐时现,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一直不断。只要有印度认为可能削弱其大国地位的事件发生、有印度认定对其地位产生威胁的国家出现,印度就要全力以赴地使其臣服甚至消失。在印度看来,南亚地区是一个战略实体,印巴分治是人为的错误。印度反对巴基斯坦的建国思想,不承认巴基斯坦国家的合法性,实际上是耿耿于怀于对印度的分割。而巴基斯坦独立后奉行的抵制印度称霸的对外政策更使印度认为,南亚各国中敢于向印度的霸主地位提出挑战的非巴基斯坦莫属。在“印度中心”思想和“小国灭亡论”的指导下,印度全力谋求与巴基斯坦的合二为一,并充分利用地区力量结构性失衡造成的相对优势,意欲建立起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体系。对不愿臣服的巴基斯坦,印度从政治、军事、外交和心理等方面对它保持着强大的压力。分治虽然表面上实现了和平建国的目标,但从一开始巴基斯坦就认为“这是一个带来很大动荡的分治。它影响到……边界这一侧的心理状态,使人们进一步认为印度不甘心巴基斯坦建国。”(7)
印度对巴的强硬态度源于其“大印度联邦计划”和“有声有色的大国”设想。尼赫鲁在印度独立之前就开始构想未来印度的版图范围及在世界上的作用,从尼赫鲁自传中可看出,他在1943年的远景计划是建立一个大印度联邦,其中包括印度、缅甸、阿富汗、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到1944年写《印度的发现》一书时,他对自己的计划做了修正,尼赫鲁觉得把中国囊括到该联邦不现实,最后把“大印度联邦”定格于南亚-印度洋地区,即从中亚、西亚到东南亚这一广阔的地区,印度将发挥经济和政治中心的作用。这一思想的衍化形式就是“印度中心论”和“小国灭亡论”。随着世界和南亚局势的变化,印度虽然不再提“大印度联邦”这一计划,但“印度中心论”和“小国灭亡论”对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并被视之为规矩,成为印度政府自建国以来推行地区强权政治和霸权外交的思想基础。要实现“有声有色的大国”的目标,就需削弱南亚其他国家的实力,巴基斯坦在印度实现其大国目标中最具“不合作”性,因此,以克什米尔问题为借口弹压巴基斯坦是一箭数雕的好办法。印度人民党政府拒绝巴基斯坦的橄榄枝,不接受他国的和平斡旋努力,很简单就是要以自己的意图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在遭到巴基斯坦的抵制之后,与巴基斯坦兵戎相见也就不足为怪了。甚至90年代中期的拉奥政府还强调要用武力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实际上是想用武力摧毁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对印度确立南亚霸主地位不服的“忤逆者”。对印度来说,克什米尔的得失更多地是对“印度中心”大国地位能否确立的证实,克什米尔是其实现印度中心地位的战略棋子。即使巴基斯坦答应印度的要求,把克什米尔全部让予印度,但是,假如巴基斯坦力量仍很强大,印度也还会制造出另一个“克什米尔”问题来。
而对巴基斯坦来说,克什米尔的得失直接影响到巴基斯坦存在的合法性和国家安全。在巴基斯坦看来,克什米尔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巴基斯坦的国名构成中就可看出,巴基斯坦一词在英语(PAKISTAN)中,其字母代表次大陆西北部穆斯林占多数的几个主要地区:P代表旁遮普(Punjab),A代表阿富汗尼亚(Afghania,西北边境省),K代表克什米尔(Kashmir),S代表信德(Sind),TAN代表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少了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就不完整。巴基斯坦首任总理阿里·汗曾讲到:“克什米尔就像是巴基斯坦头上的一顶帽子。假如我们答应印度取走我们头上的帽子,那就会永远受印度的摆布。”巴基斯坦的立国理念要求它不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做出太大让步。国家理念的对立和印强巴弱的地区力量结构决定了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始终都面临着来自印度的严重威胁。(8)为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巴基斯坦只能采取结盟政策以自保,这种做法恰恰是印度不能容忍的。
从印巴三次战争的情况看,印巴对抗的实质是,印度为实现其主宰南亚次大陆的抱负千方百计地扫除主要障碍巴基斯坦——印度南亚争霸的真正对手。印度假借克什米尔问题,以克什米尔为军事打击巴基斯坦的切入点来制服巴基斯坦,以确立起印度南亚主宰国的独霸地位,而且,这一杀鸡骇猴的作法是让南亚其他国家顺从印度“领导”的有效手段。可见,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很大程度上是印度大国思想作祟的结果。
结论
印巴冲突的主题是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历史和现实表明,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从根本上消除印度教与伊斯兰教近代以来长期积累的仇恨和分歧,以及由宗教冲突导致的国家理念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归根结底,就是要培育出新的政治文化以孕育和平与理性思想的种子。但从目前看,这一目标遥遥无期。
印度视巴基斯坦为其谋求大国地位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必去之而后快,但是,与巴基斯坦的不和,严重阻碍印度与亚洲国家,非凡是与亚洲伊斯兰国家关系的发展。印度假如想要在其他地方投入更多的精力,首先必须处理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可是直到现在,印度的一些人甚至有些学者的态度令人担忧。印度东南亚研究所的巴拉达斯·戈萨教授在印度核试爆以后撰文说:“当南亚安全被印巴之间的竞赛所左右时,印度不仅可以以国家大、人口多、综合国力强支配该地区,还可以限制外部力量对印度邻国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南亚有一个聚焦点,即:印度以其人口多,地理位置优越和经济基础雄厚称雄南亚,比让两个不均衡国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保持势力平衡更能确保该地区的稳定。”(9)假如这是印度知识界共识的话,可以说,印度至今还没有熟悉到,一个不为南亚本地区支持的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印巴克什米尔争端表面上是领土主权之争,实际上,争端的背后主要还是两国建国理念和国家地位认同的较量,并由此导致两国间和平安全环境的难产。可以说,印巴关系的沉疴——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主要是由两国政治文化价值取向的对立造成的,在印度方面,其大国主义理念的扭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克什米尔争端是指印度和巴基斯坦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主权纷争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克什米尔争端是英殖民主义在1947年撤出印度时留下的。独立前的印度,行政上由两大部分组成:英属印度和土邦。英属印度包括11个省,而在这些省中间,夹杂着大约550个的土邦。克什米尔就是最大的土邦之一。根据1947年6月公布的“蒙巴顿方案 ”,土邦地区归属则由当地的王公来决定,但是土邦必须考虑所在地区的地理因素。
克什米尔情况很特殊,它处于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地理因素”的考虑在这里不起作用。而克什米尔的王公是印度教徒,但居民中将近80%却是穆斯林。按照分治方案中多数决定原则,应该归入巴基斯坦;但按照土邦的王公决定原则,显然印度会被优先考虑。因此印巴分治时,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在南亚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印巴关系的好坏从根本上决定着南亚安全环境的好坏。两国独立这么多年,意识形态的对立依然如故,安全疑惧有增无减,紧张对峙的局面没有明显改变。显然,双方长期的武力对峙和激烈争夺严重影响了两国经济与安全等现实主义者所看重的利益,严重地损害了两国形象,并无缘分享区域合作的利好。究其原因,印巴矛盾的无法缓和主要与双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与作法有关。为什么唇齿相依的印巴两国,不能通过互利互让在克什米尔实现和平呢?透过物质层面而深入到政治文化领域,或许能给我们理解印巴关系中的一些沉疴以诸多启示。
一、印巴分治与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
印度与巴基斯坦本来是“古印度母亲”的两个孩子,在漫长的岁月中尽管经常“阋于墙”,却也能外御其侮。直至英殖民统治者进入印度之前,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来没有发展到强烈排斥和互不相容的地步。英国殖民者来到印度以后,逐渐利用印度的社会分裂及宗教矛盾对印度实行统治,从而有意地放大了印度社会的分裂性和文化的多元性。而且他们发现,宗教分歧最便于英国“分而治之”政策发挥作用。直到1858年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开始之前,所有印度人并未熟悉到,英国人对他们祖国的统治是对他们爱国心的公开挑战,也是对他们有能力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维持自己生存的否定,他们仍以自己的宗教派别和文化属地作为其归属的向心力。民族主义、国家主权等这些新鲜和进步的概念随着英国的统治进入了印度人的视野。在反殖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一方面,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成为一种凝聚力鼓舞和引导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另一方面,印、穆相异的宗教信仰与价值体系却导致印、穆之间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开始滋生并一步步恶化,逐渐形成代表彼此利益的组织和集团,最终尖锐地表现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建国理念及其政治实践上。
随着世界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沿着两条线行进,其各自的目标是政治文化相异的印度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尽管有德高望重的甘地和尼赫鲁这样的宗教宽容者和崇尚世俗主义政治的领导人的协调,随着双方政治理念的越走越远,印度教派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使印度濒于内战的边缘,分治是唯一能和平解决矛盾的方式。无论是英国政府为了挑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种族仇恨以便其火中取栗,还是面对印度复杂、紧张的局势无力回天之时急于扔掉印度这个炙手的山芋。1947年6月3日英国政府公布的《蒙巴顿方案》和7月4日英国议会制定的《印度独立法案》,(1)(P185~188)使巴基斯坦和印度成为了英联邦内两个新的享有主权的成员国。在两国人民沉浸于独立的幸福中时,谁曾料到,由于“蒙巴顿方案”简单地以教民的多少将英属印度划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因而无疑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埋下了宗教分歧和仇杀的火种。
在国际关系层面,印巴之间的矛盾主要围绕克什米尔主权问题展开。克什米尔全称查谟-克什米尔,位于南亚次大陆北部山区。1947年印巴分治前是一个土邦,面积约为22万平方千米,人口约400万,穆斯林占人口的77%,印度教徒占20%。虽然克什米尔的多数人口为穆斯林,但土邦王公却是印度教徒。按照《蒙巴顿方案》的规定,克什米尔土邦自由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公布独立,但事实上独立是不可能的。在归属问题上克什米尔土邦内部也发生了权力之争。印巴之间围绕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分别于1947年、1965年和1972年进行了三次战争。克什米尔问题使印巴关系时紧时驰,尽管双方政府进行了多次磋商,但直至目前,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充其量说只是“两国冰冷关系出现解冻的开始”,离解决迫在眉睫的一些现实问题仍遥遥无期。
与克什米尔主权争端相伴随的是双方间激烈的军事竞赛,从常规武器至核武器,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消耗双方有限的发展经济的资金,造成国内问题突出。尼克松曾对此做过评述,他说:“尼赫鲁最大特点是:过多地把他那无可否认的出众天才和精力用于印度同巴基斯坦的冲突。假如他还活着,他能够而且也有力量在巴基斯坦问题上忍痛做出牺牲,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然而不幸的是,终其一生他都未能使自己做到这一点。印巴冲突是战后历史上无谓的军事开支中一个最可悲的例子。”(2)(P313)直到今天,克什米尔问题已成为严重制约印巴关系改善的因素,印巴间的任何和平或军事行动,都会与克什米尔问题关联起来。
我们在追踪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历史过程中,可以明显地感到印巴双方立场的强硬。那么,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他们不惜损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去争夺这一地区呢?经济和安全原因固然十分重要,但双方在此地的誓死相争反而大大增加了双方的安全威胁和经济负担。因此,除经济与安全因素之外,克什米尔争端的后面还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一般来说,文化经常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隐性因素,我们不妨主要从政治文化视角做些解读。二、克什米尔问题关涉到印巴建国理念的存废
印巴分治带来的最大恶果是克什米尔问题。克什米尔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作用对印巴双方来说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克什米尔的得失还牵涉到不可小觑的民族感情和国家立国理念等政治文化因素。假如克什米尔归巴基斯坦,就意味着印度承认了“两个民族理论”,也就否定了印度的“世俗主义”建国原则,即与尼赫鲁等政治精英所言的印度是各宗教和平相处和宗教因素不介入政治的原则相背,与尼赫鲁想以“大印度联邦”形式全盘继续英帝国殖民遗产实现大国目标的政治意愿背道而驰。因此,尼赫鲁把克什米尔归附印度看作一种手段,通过谢赫·阿卜杜勒的努力,在印度联邦内的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建立起世俗的邦,以此向“两个民族理论”提出挑战,证实按宗教分为两个民族的理论是不成立的。(3)(P106)尼赫鲁认为,听任克什米尔归属巴基斯坦,不但使大国梦想遥遥无期,关键是有可能招致印度国内印度教徒的强烈不满,引发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种族仇杀,导致印度分裂。相反,假如一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与印度合并,那么就更加符合尼赫鲁所主张的建立“世俗化印度”的目标,并以此反对以宗教信仰作为民族的分野。因此,尼赫鲁也把克什米尔归属印度看作是他所提倡的“世俗主义的象征”(4)(P15)。这样,其建立“大印度联邦”或“有声有色的大国”的努力不会受到宗教和“两个民族理论”的影响,可以放手在南亚实施其大国目标。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态度可以表明印度在南亚地区争取实现大国地位的政治决心和力量。
但对巴基斯坦来说,印度占有克什米尔就意味着其建国合法性被否定,而且,假如巴基斯坦承认穆斯林占多数的克什米尔地区为印度的领土,也就否定了自己赖以立国的根本原则——“两个民族理论”。阿里·真纳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则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无论按照什么样的民族定义和检验标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是两大民族。……无论根据什么样的国际法准则,穆斯林都是一个民族。(5)(P257~273)他认为两种文明基本上是建立在相互冲突的思想观念上的,穆斯林一定要同印度教徒决裂以成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真纳曾说:“统一的而似乎又是民主的印度,那是不可能的。印度在不同的时期曾被印度教徒、穆塞尔曼(他总说穆塞尔曼,而不说穆斯林)和英国人用武力统一过,这种统一只有在专制政体(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下才有可能,它从来不是也不能是以人民的真正统一为基础的。分歧太大太深,它们超过经济和社会的分歧。这种分歧是根深蒂固的。印度并非一国,它是个大陆或次大陆。它决不能只是一个国家。”(6)(P248)1944年3月23日,真纳在纪念“巴基斯坦日”的文告中说:“印度穆斯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巴基斯坦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解放、我们的命运。”真纳使巴基斯坦国成为现实,但他认为,印度图谋克什米尔,表明“印度一心要消灭他所建立的国家”。(7)此后历届巴基斯坦政府也无不认为,印度一定会不断挑战和否定“两个民族”理论,并要从根本上否定巴基斯坦立国的合法性,从而为其武力兼并巴基斯坦奠定思想和理论基础。巴基斯坦领导人的这种担忧在独立后的印巴关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因此,克什米尔问题在印巴双方看来,不仅仅出于战略和经济上的考虑,更为重要的是对双方立国理念和国家生存合法性的挑战,它已涉及到两国精神深处的政治文化积淀,是不能轻易妥协的。印巴由于政治文化不同而导致了相互间认同的差异,最后发展到双方立国理念的分歧,“统”、“分”之争最终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最后表现在“两个民族理论”这一核心问题上。该理论虽然强化了巴基斯坦的独立和特性,但它究竟与印度领袖们的建国理念和意愿背道而驰。这样,在民族独立斗争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不仅是宗教之间的冲突,而且是政治文化的冲突,“实际上是两种民族愿望之间的冲突——穆斯林为了生存,而印度教徒为了超人一等。”(5)(P257~273)克什米尔问题在巴基斯坦看来,影响其独立与主权;在印度看来,直接影响到其大国梦想的实现。
三、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强硬政策是其大国情结的负效应
大国诉求是影响印度外交决策与实践的最值得关注的政治文化内容之一。印度在南亚地区为实现其“印度中心”和“有声有色的大国”梦想,与其弱小邻国的矛盾时隐时现,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一直不断。只要有印度认为可能削弱其大国地位的事件发生、有印度认定对其地位产生威胁的国家出现,印度就要全力以赴地使其臣服甚至消失。在印度看来,南亚地区是一个战略实体,印巴分治是人为的错误。印度反对巴基斯坦的建国思想,不承认巴基斯坦国家的合法性,实际上是耿耿于怀于对印度的分割。而巴基斯坦独立后奉行的抵制印度称霸的对外政策更使印度认为,南亚各国中敢于向印度的霸主地位提出挑战的非巴基斯坦莫属。在“印度中心”思想和“小国灭亡论”的指导下,印度全力谋求与巴基斯坦的合二为一,并充分利用地区力量结构性失衡造成的相对优势,意欲建立起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体系。对不愿臣服的巴基斯坦,印度从政治、军事、外交和心理等方面对它保持着强大的压力。分治虽然表面上实现了和平建国的目标,但从一开始巴基斯坦就认为“这是一个带来很大动荡的分治。它影响到……边界这一侧的心理状态,使人们进一步认为印度不甘心巴基斯坦建国。”(7)
印度对巴的强硬态度源于其“大印度联邦计划”和“有声有色的大国”设想。尼赫鲁在印度独立之前就开始构想未来印度的版图范围及在世界上的作用,从尼赫鲁自传中可看出,他在1943年的远景计划是建立一个大印度联邦,其中包括印度、缅甸、阿富汗、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到1944年写《印度的发现》一书时,他对自己的计划做了修正,尼赫鲁觉得把中国囊括到该联邦不现实,最后把“大印度联邦”定格于南亚-印度洋地区,即从中亚、西亚到东南亚这一广阔的地区,印度将发挥经济和政治中心的作用。这一思想的衍化形式就是“印度中心论”和“小国灭亡论”。随着世界和南亚局势的变化,印度虽然不再提“大印度联邦”这一计划,但“印度中心论”和“小国灭亡论”对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并被视之为规矩,成为印度政府自建国以来推行地区强权政治和霸权外交的思想基础。要实现“有声有色的大国”的目标,就需削弱南亚其他国家的实力,巴基斯坦在印度实现其大国目标中最具“不合作”性,因此,以克什米尔问题为借口弹压巴基斯坦是一箭数雕的好办法。印度人民党政府拒绝巴基斯坦的橄榄枝,不接受他国的和平斡旋努力,很简单就是要以自己的意图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在遭到巴基斯坦的抵制之后,与巴基斯坦兵戎相见也就不足为怪了。甚至90年代中期的拉奥政府还强调要用武力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实际上是想用武力摧毁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对印度确立南亚霸主地位不服的“忤逆者”。对印度来说,克什米尔的得失更多地是对“印度中心”大国地位能否确立的证实,克什米尔是其实现印度中心地位的战略棋子。即使巴基斯坦答应印度的要求,把克什米尔全部让予印度,但是,假如巴基斯坦力量仍很强大,印度也还会制造出另一个“克什米尔”问题来。
而对巴基斯坦来说,克什米尔的得失直接影响到巴基斯坦存在的合法性和国家安全。在巴基斯坦看来,克什米尔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巴基斯坦的国名构成中就可看出,巴基斯坦一词在英语(PAKISTAN)中,其字母代表次大陆西北部穆斯林占多数的几个主要地区:P代表旁遮普(Punjab),A代表阿富汗尼亚(Afghania,西北边境省),K代表克什米尔(Kashmir),S代表信德(Sind),TAN代表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少了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就不完整。巴基斯坦首任总理阿里·汗曾讲到:“克什米尔就像是巴基斯坦头上的一顶帽子。假如我们答应印度取走我们头上的帽子,那就会永远受印度的摆布。”巴基斯坦的立国理念要求它不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做出太大让步。国家理念的对立和印强巴弱的地区力量结构决定了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始终都面临着来自印度的严重威胁。(8)为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巴基斯坦只能采取结盟政策以自保,这种做法恰恰是印度不能容忍的。
从印巴三次战争的情况看,印巴对抗的实质是,印度为实现其主宰南亚次大陆的抱负千方百计地扫除主要障碍巴基斯坦——印度南亚争霸的真正对手。印度假借克什米尔问题,以克什米尔为军事打击巴基斯坦的切入点来制服巴基斯坦,以确立起印度南亚主宰国的独霸地位,而且,这一杀鸡骇猴的作法是让南亚其他国家顺从印度“领导”的有效手段。可见,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很大程度上是印度大国思想作祟的结果。
结论
印巴冲突的主题是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历史和现实表明,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从根本上消除印度教与伊斯兰教近代以来长期积累的仇恨和分歧,以及由宗教冲突导致的国家理念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归根结底,就是要培育出新的政治文化以孕育和平与理性思想的种子。但从目前看,这一目标遥遥无期。
印度视巴基斯坦为其谋求大国地位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必去之而后快,但是,与巴基斯坦的不和,严重阻碍印度与亚洲国家,非凡是与亚洲伊斯兰国家关系的发展。印度假如想要在其他地方投入更多的精力,首先必须处理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可是直到现在,印度的一些人甚至有些学者的态度令人担忧。印度东南亚研究所的巴拉达斯·戈萨教授在印度核试爆以后撰文说:“当南亚安全被印巴之间的竞赛所左右时,印度不仅可以以国家大、人口多、综合国力强支配该地区,还可以限制外部力量对印度邻国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南亚有一个聚焦点,即:印度以其人口多,地理位置优越和经济基础雄厚称雄南亚,比让两个不均衡国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保持势力平衡更能确保该地区的稳定。”(9)假如这是印度知识界共识的话,可以说,印度至今还没有熟悉到,一个不为南亚本地区支持的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印巴克什米尔争端表面上是领土主权之争,实际上,争端的背后主要还是两国建国理念和国家地位认同的较量,并由此导致两国间和平安全环境的难产。可以说,印巴关系的沉疴——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主要是由两国政治文化价值取向的对立造成的,在印度方面,其大国主义理念的扭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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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8-26
印度、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之争
英国的殖民地 走的时候刻意把这一块有纠纷的地方留着 就是为了让他们争 让他们没有办法富强 没有好日子过~
再加上信仰还不一样 争斗就更厉害了~
后来 印度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支持如美国 而巴基斯坦和中国关系很近 相应的各不退让 争斗更加激烈~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英国的殖民地 走的时候刻意把这一块有纠纷的地方留着 就是为了让他们争 让他们没有办法富强 没有好日子过~
再加上信仰还不一样 争斗就更厉害了~
后来 印度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支持如美国 而巴基斯坦和中国关系很近 相应的各不退让 争斗更加激烈~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9-08-26
世界没有无领土的国家,谁都想挣那个历史遗留下来的三不管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