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单论皇帝权力,明清皇帝其实没差别。都是皇权独揽,理论上都可以驯服大臣。
很典型的例子。朱元璋和朱棣。
这爷俩在位期间,哪个明代大臣敢不服
一个不服砍一个,一百个不服砍一百个。
大臣被杀得鸡飞狗跳,谁敢跟皇帝较劲?
但是,皇帝大权独揽,工作量是很大的。
朱元璋废了丞相,将皇权和相权合并。皇帝看似是大权独揽了,爽歪歪了。但大权独揽的结果,意味着皇帝什么事情都要管,每天光批阅奏章就要花上大半天时间。
这对于身体素质好的朱元璋来说,没什么。
但对于身体状况不好的皇帝,如明仁宗,就太要命了。根本应付不过来。
所以,除朱元璋外的大部分明代皇帝,都愿意把部分权力交给内阁、司礼监,甚至是六部九卿等衙门。让大臣处理国家政务。
具体来说,皇帝放权后,明代中枢的行政流程是这样的。
如果是小事,官员上奏折,内阁票拟,也就是批复环节。
司礼监批红,也就是盖章环节。
六科给事中负责封驳,也就是审查环节。
当“打报告→批复→盖章→审查”的一套流程走完后,再交给六部等衙门去执行。
如果是大事,则是皇帝主持群臣廷议,内阁不参与,最后靠投票,选出一个结果,交给内阁批示,然后重复上面的流程。
如果是很大的事,皇帝会把内阁、司礼监和群臣叫到一起开大会。一起商议怎么办。
从这个行政流程来看,很明显,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明代皇帝都很依赖大臣。如果没有大臣帮忙,国家机器根本无法运转。
而皇帝既然指望大臣帮自己干活,既然要依靠大臣维持统治机器运转。那他不得顺着点大臣么?
特别是通过科举,正儿八经考出来的文人士大夫。人家凭本事获得的官僚身份,皇帝能不适当地照顾这些读书人的面子?
用现在的话说,老板又要马儿跑得快,又不给马儿吃草,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部分明代皇帝都会适当容忍大臣对自己的批评,并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
典型例子。
海瑞骂嘉靖,说朝廷乌烟瘴气,都是因为嘉靖上梁不正下梁歪,不务正业导致的。
嘉靖被骂了,气得不行,很想杀海瑞。但又怕世人非议,把海瑞比作忠臣比干,把他比作商纣王。最后只能是把海瑞关起来了事。
等到明穆宗继位,穆宗也想要个好名声,就把海瑞放了。不仅放了,还升了官。
如果皇帝实在是被大臣气得不行,实在忍不住了,硬要修理大臣。一般也只是罢官,或是拿板子打大臣屁股。
典型例子。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写《酒色财气四箴疏》,批评万历皇帝贪财好色。万历气得暴跳如雷,指示内阁修理雒于仁。
但内阁首辅申时行不同意,表示最多只能安排雒于仁退休。
万历不想为了这点事寒了群臣的心,最后也只能是惩罚雒于仁辞职了事。
总体来看。明代皇帝,只要成年了,都是有实权的。
这个实权很大,只要皇帝想,理论上随时都可以收拾大臣。历史上的明代皇帝,并不乏杀朝廷重臣的案例。比如崇祯,内阁首辅都让他杀成了高危职业。
但是,由于明代皇帝缺乏一个只效忠于皇权的基本盘。
朱元璋时期打造的藩王体系,在靖难之役后让朱棣废了。以致大部分时间里,明代宗室都是被圈养的存在。根本帮不上忙。
朱棣留下来的功绩集团,又因为土木堡之变死掉了大半。以致后来靠拍皇帝马屁或以外戚身份崛起的新兴功绩,被靠科举正途上位的文人士大夫瞧不起,只能担任一些只拿工资不干活的虚职,很难进入权力中枢。
至于厂卫,那根本不成体系,不能负担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重任。只能作为牵制作用存在。
于是乎,科举文人就变成了皇帝唯一可以依赖的群体。而当皇帝又必须要靠他们来维护统治机器运转时,那科举文官们自然就有了与皇帝叫板的资本。
虽说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文官并不能够威胁皇权。但这并不阻碍不怕死的科举文官与皇帝叫板。
相比于明代,清代皇帝也很依赖大臣。但与明代最大的不同是,满清统治集团带有很强的部族色彩。清代皇帝是自带八旗基本盘入关。八旗的存在,使得清代皇帝可以不完全依靠科举文官来维持统治机器运转。
典型例子。
康熙时期的明珠、索额图;雍正时期的胤祥和胤禄;乾隆时期的傅恒、和珅;咸丰、同治时期的奕欣。就都是八旗出身,属于宗室或功绩身份。
像这种纯粹靠投胎,非科举出身的人,出任宰辅,搁在明代中后期是不能想象的。但是在清代却是常态。
另外,清政府还卖官鬻爵。
一个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买功名。然后步入仕途。
比如雍正时期的岳钟琪、李卫,咸丰时期的胡林翼就都是通过捐官的方式进入官场。他们的政绩、军功,可圈可点,都曾出任过督抚级的职务。混得并不比那些靠科举上位的文官差。
像这类靠捐官出仕的人出任督抚,搁在明代中后期,也是不能想象的。但在清代,却也是一种常态。
由于清代皇帝可选的储备干部多,既有八旗出身的,还有买官上位的。所以,清代皇帝对科举文官的依赖性自然就大大下降了,自然也就不需要特意照顾他们的面子了。
而那些买官上位的,靠投胎上位的,他们能上位,不全是凭自身本事,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皇帝的提拔。
就拿十三爷胤祥来说,他在康熙时期只是光头阿哥,没有爵位,没有职务,并不受康熙的重用。他能成为铁帽子亲王,完全是雍正提拔的结果。而他为了报答四哥的提拔,对雍正的新政是不打折扣的执行。最终获得了雍正的无条件信任。
还有雍正时期的田文镜也是如此,他六十岁才获得皇帝重用。为了表现自己,他主政河南期间,为了推行雍正的新政,甚至不惜与官僚士绅阶级翻脸。也就是与自己所属的阶级翻脸。
因此可以这么说,有清一朝,无论是非科举上位的官员,还是通过科举上位的官员,理论上都要巴结皇帝。
你不巴结皇帝,可能连官都没法做。不是说你考上了功名,考中了一甲头三名,大清代廷就一定会像大明代廷一样重用你。没这回事,大清不是大明。
当所有的朝廷官员都要巴结皇帝时,情况一下子就倒转了。清代皇帝根本不需要像明代皇帝那样,刻意做样子,虚心纳谏。大部分官员自然也就被训得服服贴贴了。
所以,清代的科举文人怂,跟什么文字狱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还是因为清代皇帝有自己的基本盘。引入了竞争机制,迫使大臣们不得不选择躺平。
不过,官员被皇帝驯服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清代后期。
太平天国之后的晚清,朝廷根本管不住那些封疆大吏。
典型案例,刺马案。
堂堂两江总督被人莫名其妙刺杀,慈禧派人去彻查,结果竟然因为害怕激怒湘军,只能不了了之。
还有东南互保事件,老佛爷都被洋鬼子撵到了西安,东南九省的督抚竟然坐视不理。而且朝廷事后还不敢追究责任。
虽说封疆大吏不听最高统治者号令的事,明代也有。但明代出现这种情况,是在崇祯统治后期,也就是快要灭亡时。明代哪怕是崇祯在位中前期,皇帝说话也还是好使的。
然而清代同治时期,最高统治者说的话就不好使了。
因此可以说,在太平天国时期,清代原有的统治秩序就不存在了。就该灭亡了。不是被农民起义推翻,就是被实力派大臣推翻。
清政府后来又活了50年,完全是靠着西方列强帮忙维持,才没使这艘破船沉没。
很典型的例子。朱元璋和朱棣。
这爷俩在位期间,哪个明代大臣敢不服
一个不服砍一个,一百个不服砍一百个。
大臣被杀得鸡飞狗跳,谁敢跟皇帝较劲?
但是,皇帝大权独揽,工作量是很大的。
朱元璋废了丞相,将皇权和相权合并。皇帝看似是大权独揽了,爽歪歪了。但大权独揽的结果,意味着皇帝什么事情都要管,每天光批阅奏章就要花上大半天时间。
这对于身体素质好的朱元璋来说,没什么。
但对于身体状况不好的皇帝,如明仁宗,就太要命了。根本应付不过来。
所以,除朱元璋外的大部分明代皇帝,都愿意把部分权力交给内阁、司礼监,甚至是六部九卿等衙门。让大臣处理国家政务。
具体来说,皇帝放权后,明代中枢的行政流程是这样的。
如果是小事,官员上奏折,内阁票拟,也就是批复环节。
司礼监批红,也就是盖章环节。
六科给事中负责封驳,也就是审查环节。
当“打报告→批复→盖章→审查”的一套流程走完后,再交给六部等衙门去执行。
如果是大事,则是皇帝主持群臣廷议,内阁不参与,最后靠投票,选出一个结果,交给内阁批示,然后重复上面的流程。
如果是很大的事,皇帝会把内阁、司礼监和群臣叫到一起开大会。一起商议怎么办。
从这个行政流程来看,很明显,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明代皇帝都很依赖大臣。如果没有大臣帮忙,国家机器根本无法运转。
而皇帝既然指望大臣帮自己干活,既然要依靠大臣维持统治机器运转。那他不得顺着点大臣么?
特别是通过科举,正儿八经考出来的文人士大夫。人家凭本事获得的官僚身份,皇帝能不适当地照顾这些读书人的面子?
用现在的话说,老板又要马儿跑得快,又不给马儿吃草,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部分明代皇帝都会适当容忍大臣对自己的批评,并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
典型例子。
海瑞骂嘉靖,说朝廷乌烟瘴气,都是因为嘉靖上梁不正下梁歪,不务正业导致的。
嘉靖被骂了,气得不行,很想杀海瑞。但又怕世人非议,把海瑞比作忠臣比干,把他比作商纣王。最后只能是把海瑞关起来了事。
等到明穆宗继位,穆宗也想要个好名声,就把海瑞放了。不仅放了,还升了官。
如果皇帝实在是被大臣气得不行,实在忍不住了,硬要修理大臣。一般也只是罢官,或是拿板子打大臣屁股。
典型例子。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写《酒色财气四箴疏》,批评万历皇帝贪财好色。万历气得暴跳如雷,指示内阁修理雒于仁。
但内阁首辅申时行不同意,表示最多只能安排雒于仁退休。
万历不想为了这点事寒了群臣的心,最后也只能是惩罚雒于仁辞职了事。
总体来看。明代皇帝,只要成年了,都是有实权的。
这个实权很大,只要皇帝想,理论上随时都可以收拾大臣。历史上的明代皇帝,并不乏杀朝廷重臣的案例。比如崇祯,内阁首辅都让他杀成了高危职业。
但是,由于明代皇帝缺乏一个只效忠于皇权的基本盘。
朱元璋时期打造的藩王体系,在靖难之役后让朱棣废了。以致大部分时间里,明代宗室都是被圈养的存在。根本帮不上忙。
朱棣留下来的功绩集团,又因为土木堡之变死掉了大半。以致后来靠拍皇帝马屁或以外戚身份崛起的新兴功绩,被靠科举正途上位的文人士大夫瞧不起,只能担任一些只拿工资不干活的虚职,很难进入权力中枢。
至于厂卫,那根本不成体系,不能负担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重任。只能作为牵制作用存在。
于是乎,科举文人就变成了皇帝唯一可以依赖的群体。而当皇帝又必须要靠他们来维护统治机器运转时,那科举文官们自然就有了与皇帝叫板的资本。
虽说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文官并不能够威胁皇权。但这并不阻碍不怕死的科举文官与皇帝叫板。
相比于明代,清代皇帝也很依赖大臣。但与明代最大的不同是,满清统治集团带有很强的部族色彩。清代皇帝是自带八旗基本盘入关。八旗的存在,使得清代皇帝可以不完全依靠科举文官来维持统治机器运转。
典型例子。
康熙时期的明珠、索额图;雍正时期的胤祥和胤禄;乾隆时期的傅恒、和珅;咸丰、同治时期的奕欣。就都是八旗出身,属于宗室或功绩身份。
像这种纯粹靠投胎,非科举出身的人,出任宰辅,搁在明代中后期是不能想象的。但是在清代却是常态。
另外,清政府还卖官鬻爵。
一个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买功名。然后步入仕途。
比如雍正时期的岳钟琪、李卫,咸丰时期的胡林翼就都是通过捐官的方式进入官场。他们的政绩、军功,可圈可点,都曾出任过督抚级的职务。混得并不比那些靠科举上位的文官差。
像这类靠捐官出仕的人出任督抚,搁在明代中后期,也是不能想象的。但在清代,却也是一种常态。
由于清代皇帝可选的储备干部多,既有八旗出身的,还有买官上位的。所以,清代皇帝对科举文官的依赖性自然就大大下降了,自然也就不需要特意照顾他们的面子了。
而那些买官上位的,靠投胎上位的,他们能上位,不全是凭自身本事,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皇帝的提拔。
就拿十三爷胤祥来说,他在康熙时期只是光头阿哥,没有爵位,没有职务,并不受康熙的重用。他能成为铁帽子亲王,完全是雍正提拔的结果。而他为了报答四哥的提拔,对雍正的新政是不打折扣的执行。最终获得了雍正的无条件信任。
还有雍正时期的田文镜也是如此,他六十岁才获得皇帝重用。为了表现自己,他主政河南期间,为了推行雍正的新政,甚至不惜与官僚士绅阶级翻脸。也就是与自己所属的阶级翻脸。
因此可以这么说,有清一朝,无论是非科举上位的官员,还是通过科举上位的官员,理论上都要巴结皇帝。
你不巴结皇帝,可能连官都没法做。不是说你考上了功名,考中了一甲头三名,大清代廷就一定会像大明代廷一样重用你。没这回事,大清不是大明。
当所有的朝廷官员都要巴结皇帝时,情况一下子就倒转了。清代皇帝根本不需要像明代皇帝那样,刻意做样子,虚心纳谏。大部分官员自然也就被训得服服贴贴了。
所以,清代的科举文人怂,跟什么文字狱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还是因为清代皇帝有自己的基本盘。引入了竞争机制,迫使大臣们不得不选择躺平。
不过,官员被皇帝驯服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清代后期。
太平天国之后的晚清,朝廷根本管不住那些封疆大吏。
典型案例,刺马案。
堂堂两江总督被人莫名其妙刺杀,慈禧派人去彻查,结果竟然因为害怕激怒湘军,只能不了了之。
还有东南互保事件,老佛爷都被洋鬼子撵到了西安,东南九省的督抚竟然坐视不理。而且朝廷事后还不敢追究责任。
虽说封疆大吏不听最高统治者号令的事,明代也有。但明代出现这种情况,是在崇祯统治后期,也就是快要灭亡时。明代哪怕是崇祯在位中前期,皇帝说话也还是好使的。
然而清代同治时期,最高统治者说的话就不好使了。
因此可以说,在太平天国时期,清代原有的统治秩序就不存在了。就该灭亡了。不是被农民起义推翻,就是被实力派大臣推翻。
清政府后来又活了50年,完全是靠着西方列强帮忙维持,才没使这艘破船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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