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在三国之后的朝代,丞相一般都是除了皇帝之外的最高官职,那丞相和宰相又是一个意思么?到了宋朝,就没有丞相这个职务了,而宰相也不能说完全就是丞相,宰相的权利没有丞相那么大,相当于是说把丞相拆分成了几个官职,不让丞相对于皇帝的威胁实在太大了。不过宰相似乎又显得有点拿不上台面,可能有时候地位还不如知府。那知府和宰相在宋朝分别是几品官呢?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下,一起来看看吧。
常有人问:宋朝的知府、知州是几品官?其实我们很难说它们究竟是何品阶。来看一个例子:
熙宁七年(1075)十二月,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为密州知州,他的官职全称是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太常博士是苏轼的官,从七品上(元丰改制后为正八品);直史馆是苏轼的馆职;权知密州军州事是苏轼的差遣。此时苏轼是从七品官。
过了一年多,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苏轼的官职结衔已变成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知州事、骑都尉、借紫。差遣还是原来的差遣(知密州),馆职也是原来的馆职(直史馆);不过苏轼的本官已从太常博士迁为尚书祠部员外郎,为从六品上;还获授骑都尉的勋级,获得借紫的服章待遇(元丰改制前,官员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元丰改制后,四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上服绯,九品以上服绿。朝廷有时会特许品秩较低的官员穿紫色或绯色官服,此即借紫、借绯)。
你看,同一个人(苏轼),同一份职务(密州知州),品秩却不一样:熙宁七年的苏轼只是七品官;到了熙宁九年,则升为六品官了。
从理论上说,一品大员与九品芝麻官都可以成为宋朝的州郡行政长官。事实上也是如此。让我们再来看一个名单:
熙宁六年(1073),韩琦以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的身份判相州,为正一品官;咸平四年(1001),张齐贤以尚书右仆射判永兴军,为从二品官;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为正三品官;嘉祐五年(1060),韩绛以右谏议大夫知蔡州,为正四品下;元丰六年(1083),蒲宗孟以中大夫知汝州,中大夫为元丰改制后的寄禄官,正五品;崇宁元年(1102),朝奉大夫、知蔡州欧阳棐管勾崇道观,朝奉大夫为从六品;元丰八年(1085),朝奉郎吴安持权知滑州,朝奉郎为正七品;嘉定十年(1217),岳珂以奉议郎权发遣嘉兴军府事,奉议郎为正八品。
你看,宋朝知州的品秩,从正八品到正一品,都有。这是宋朝知州与明清知府的一大不同之处。
那么作为政府领袖的宋朝宰相,又是几品官呢?
也是很难说。
清代学者钱大昕论及唐朝差遣制度时说:宰相之职,所云平章事者,亦无品秩,自一二品至三四品官,皆得与闻国政,故有同居政地而品秩悬殊者,罢政则复其本班,盖平章事亦职,而非官也。宋代在元丰改制之前,宰相制度亦延续中唐以降之差遣制:自尚书左右丞、六部侍郎(正四品)以上,皆可通过获得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权发遣枢密院公事等差遣的方式上台执政,比如熙宁二年(1069),四十九岁的王安石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而谏议大夫仅仅是正四品官;同年,宋神宗升授三朝元老富弼为司空兼侍中(正一品),但富弼辞谢不受,改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为正宰相,而左仆射则是从二品官。
说到这里,我想告诉你,其实我的本意并非要考据宋代宰相与州郡长官的品阶,而是想说明,在宋朝,不管是什么资历的官员,都可以担任州郡行政长官;四品以上官员,都有机会成为执政的正副宰相。
按宋朝任官惯例,凡寄禄官(本官)高于职事官(差遣)一品者,叫做行;高于二品及以上者,叫做判;凡寄禄官(本官)低于职事官(差遣)一品者,叫做守;低于二品者叫做试;再低者叫做权发遣。举个例子说,一品大员转任节度州长官,一般称为判某州(府);八品官担任知州,通常就是权发遣某州(府)事。
行、判、守、试、权发遣的制度安排,可以让一名资历极浅的七八品小官也有机会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亦可以让一位德高望重的前宰相转任知府或知州。这两类情况在宋朝都可谓是家常便饭:张奎、范祥、吴安持、岳珂、傅崧卿等宋史留名的才俊,都曾以七八品小官的身份当上知州;吕蒙正、张齐贤、冯拯、文彦博、富弼、韩琦、王安石、司马光、章惇、韩缜等名臣,都有过从宰相、副宰相位子退下来出知外郡的经历——请注意,他们并不是被贬官,而是换了一份差遣(职事官),品秩没有降低。
而在其他王朝,我们很难看到有哪一位宰相(包括明代的内阁首辅、清代的军机大臣)调离相位后转任地方官,除非是因为犯下过错被贬了职。可以说,其他王朝的文官系统是线性的,官员循资从低层向高层晋升;宋王朝的文官系统则是环形的,州郡长官可以转任宰相,宰相也可以转任州郡长官。
这是宋代官制的特别之处。
常有人问:宋朝的知府、知州是几品官?其实我们很难说它们究竟是何品阶。来看一个例子:
熙宁七年(1075)十二月,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为密州知州,他的官职全称是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太常博士是苏轼的官,从七品上(元丰改制后为正八品);直史馆是苏轼的馆职;权知密州军州事是苏轼的差遣。此时苏轼是从七品官。
过了一年多,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苏轼的官职结衔已变成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知州事、骑都尉、借紫。差遣还是原来的差遣(知密州),馆职也是原来的馆职(直史馆);不过苏轼的本官已从太常博士迁为尚书祠部员外郎,为从六品上;还获授骑都尉的勋级,获得借紫的服章待遇(元丰改制前,官员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元丰改制后,四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上服绯,九品以上服绿。朝廷有时会特许品秩较低的官员穿紫色或绯色官服,此即借紫、借绯)。
你看,同一个人(苏轼),同一份职务(密州知州),品秩却不一样:熙宁七年的苏轼只是七品官;到了熙宁九年,则升为六品官了。
从理论上说,一品大员与九品芝麻官都可以成为宋朝的州郡行政长官。事实上也是如此。让我们再来看一个名单:
熙宁六年(1073),韩琦以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的身份判相州,为正一品官;咸平四年(1001),张齐贤以尚书右仆射判永兴军,为从二品官;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为正三品官;嘉祐五年(1060),韩绛以右谏议大夫知蔡州,为正四品下;元丰六年(1083),蒲宗孟以中大夫知汝州,中大夫为元丰改制后的寄禄官,正五品;崇宁元年(1102),朝奉大夫、知蔡州欧阳棐管勾崇道观,朝奉大夫为从六品;元丰八年(1085),朝奉郎吴安持权知滑州,朝奉郎为正七品;嘉定十年(1217),岳珂以奉议郎权发遣嘉兴军府事,奉议郎为正八品。
你看,宋朝知州的品秩,从正八品到正一品,都有。这是宋朝知州与明清知府的一大不同之处。
那么作为政府领袖的宋朝宰相,又是几品官呢?
也是很难说。
清代学者钱大昕论及唐朝差遣制度时说:宰相之职,所云平章事者,亦无品秩,自一二品至三四品官,皆得与闻国政,故有同居政地而品秩悬殊者,罢政则复其本班,盖平章事亦职,而非官也。宋代在元丰改制之前,宰相制度亦延续中唐以降之差遣制:自尚书左右丞、六部侍郎(正四品)以上,皆可通过获得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权发遣枢密院公事等差遣的方式上台执政,比如熙宁二年(1069),四十九岁的王安石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而谏议大夫仅仅是正四品官;同年,宋神宗升授三朝元老富弼为司空兼侍中(正一品),但富弼辞谢不受,改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为正宰相,而左仆射则是从二品官。
说到这里,我想告诉你,其实我的本意并非要考据宋代宰相与州郡长官的品阶,而是想说明,在宋朝,不管是什么资历的官员,都可以担任州郡行政长官;四品以上官员,都有机会成为执政的正副宰相。
按宋朝任官惯例,凡寄禄官(本官)高于职事官(差遣)一品者,叫做行;高于二品及以上者,叫做判;凡寄禄官(本官)低于职事官(差遣)一品者,叫做守;低于二品者叫做试;再低者叫做权发遣。举个例子说,一品大员转任节度州长官,一般称为判某州(府);八品官担任知州,通常就是权发遣某州(府)事。
行、判、守、试、权发遣的制度安排,可以让一名资历极浅的七八品小官也有机会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亦可以让一位德高望重的前宰相转任知府或知州。这两类情况在宋朝都可谓是家常便饭:张奎、范祥、吴安持、岳珂、傅崧卿等宋史留名的才俊,都曾以七八品小官的身份当上知州;吕蒙正、张齐贤、冯拯、文彦博、富弼、韩琦、王安石、司马光、章惇、韩缜等名臣,都有过从宰相、副宰相位子退下来出知外郡的经历——请注意,他们并不是被贬官,而是换了一份差遣(职事官),品秩没有降低。
而在其他王朝,我们很难看到有哪一位宰相(包括明代的内阁首辅、清代的军机大臣)调离相位后转任地方官,除非是因为犯下过错被贬了职。可以说,其他王朝的文官系统是线性的,官员循资从低层向高层晋升;宋王朝的文官系统则是环形的,州郡长官可以转任宰相,宰相也可以转任州郡长官。
这是宋代官制的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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