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48岁,因替李陵辩护而以“诬罔主上”的罪名被判了宫刑。正像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蒙受宫刑确实是一种奇耻大辱。孔夫子特别教人要“有耻”(《论语·子路》)要“远耻辱”(《论语·学而》)。孟子也说:“耻之于人大矣”(《孟子·尽心》)。可见知耻在儒家传统中是一种很重要的道德观念。司马迁《报任安书》的中心便是阐述自己的耻辱观,抒发忍辱含诟的愤懑心情。他反复地说自己是“身残处秽”,“大质已亏缺”。身受腐刑给司马迁造成的精神折磨远远超过了肉体的痛苦。他认为“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有不同方式各种程度的受辱,而被处以腐刑则是最大的耻辱。这种耻辱加给司马迁的精神压力极为沉重,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士可杀不可辱”,历来多少人因为不肯屈服暴力或不愿交刑之辱而自决自裁,伯夷、叔齐因耻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屈原因政治理想破灭不甘受亡国之辱而投江自沉,项羽垓下兵败因不愿为刘氏阶下囚而自刎于乌江,周亚夫被捕入狱,不甘受辱,绝食五日呕血而死,飞将军李广因“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而引刀自刭。但司马迁却“就极刑而无愠色”,“忍隐苟活,出于粪土之中而不辞。”在宁死不辱和生而就辱的生与死的双趋冲突面前,他没有去死,而选择了更为艰难的生。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做了这样的决择呢?是因为他有一个层次更高的目标和信念,即“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要最终完成《史记》,并“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认为在《史记》未完成时便伏法受诛,那就死得轻如鸿毛。而完成《史记》,传诸后世则可以“偿前辱之责”,即弥补宫刑之辱,实际上,这种雪耻意识乃是一种特殊的报负心理。司马迁在受宫刑之后,他只具有强烈的耻辱感,却没有丝毫的负罪感。在《报任安书》中他说自己是在“舒愤懑”,他解释自己所以为李陵辩护,是因为“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其款款之愚”,“欲以广主上之意”。他同李陵“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慇懃之余欢”,并不是循私情为李陵游说。而对这种“拳之忠”,“明主不晓”,竟下于大理,在当时,他即家贫,不能以钱自赎,又无亲戚朋友相救,所以被判处了残忍的腐刑。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所以感到冤屈愤懑不平。《太史公自序》对于受刑之事,他说:“是余之罪也夫!”这其实正是一句不罪的话。正是这种雪耻平辱的意识,支持他弃死就生,忍隐苟话,一心发愤著书,以扬名于后世。
司马迁决定采取这一意志行动时,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特质去思考判断的。他考查、分析了两种历史现象,一是想到了许多历史人物身为王侯将相,却也难以避免受刑被囚的事实。像“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绎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这些人都是在汉朝的严刑酷法下被杀受辱的。而自己不过是一介书生,区区史臣,若伏法受诛简直和蝼蚁一般。这样比较之后,他便可以找到一种心理平衡。二是想到许多历史人物,身逢厄运而矢志不屈,终于成就了不朽之业。他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垂名后世的许多名著,都是在受委屈,遭污辱的境遇下创作出来的。他又从古人的事例中汲取了自我激励的力量,坚定了忍辱而生,完成《史记》著述的决心。为了实现这愿望,他“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司马迁这一决心的树立是有着理智的思想基础的。而在后人心目中的司马迁却只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恰恰忽略了他还曾是一个受过腐刑的罪臣。
司马迁的耻辱感和雪耻意识成为他创作《史记》的动力,也形成了他写作《史记》的特殊心理。在这种耻辱感和雪耻意识的影响下,他记录和赞扬了许多能够卓有远见、弃小存大或矢志复仇的历史人物。像韩信早年在淮阴忍受屠中少年胯下辱,后来才能拜将封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身为奴隶在所不辞,终于消灭吴国,昭雪了世仇;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鞭荆平王墓;季布“摧刚为柔”终为汉臣;公孙杵臼掩护赵氏孤儿等等,都体现了一种雪耻意识。这种雪耻意识,并非出于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简单报复心理,在某种意义上说,雪耻比报复更高一层次,反映到《史记》创作中,司马迁没有赞扬李广对霸陵尉的报复行为,反而赏识忍胯下之辱的韩信不杀屠中少年的胸襟,赞赏那些忍辱负重,成就大业的人物,就司马迁而言,他的雪耻方式就是创作《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一部《史记》虽是写始自三皇五帝以来的历史,虽是要“通古今之变”,但他却大量地写了当代历史,从汉朝的始祖到武帝,他都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而是收集了丰富的资料,以实录的精神记载了汉朝立国一百年间的历史,他批判汉儒,谴责诸侯王的叛乱,惋惜对匈奴用兵“建功不深”,尤其是揭露了高祖的狡诈,武帝的凶残,这些都说明他对汉王朝并不怀好感。那种雪耻意识,使得他不肯趋时苟合地去罗织统治者的功绩掩饰其内部的黑暗、丑恶,而是有勇气“不虚美,不隐恶”,去如实地给统治集团曝光,正由于他有满腔愤懑,怀着一种雪耻意识去创作《史记》,所以才能成就一部光照千古的信史,才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士可杀不可辱”,历来多少人因为不肯屈服暴力或不愿交刑之辱而自决自裁,伯夷、叔齐因耻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屈原因政治理想破灭不甘受亡国之辱而投江自沉,项羽垓下兵败因不愿为刘氏阶下囚而自刎于乌江,周亚夫被捕入狱,不甘受辱,绝食五日呕血而死,飞将军李广因“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而引刀自刭。但司马迁却“就极刑而无愠色”,“忍隐苟活,出于粪土之中而不辞。”在宁死不辱和生而就辱的生与死的双趋冲突面前,他没有去死,而选择了更为艰难的生。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做了这样的决择呢?是因为他有一个层次更高的目标和信念,即“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要最终完成《史记》,并“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认为在《史记》未完成时便伏法受诛,那就死得轻如鸿毛。而完成《史记》,传诸后世则可以“偿前辱之责”,即弥补宫刑之辱,实际上,这种雪耻意识乃是一种特殊的报负心理。司马迁在受宫刑之后,他只具有强烈的耻辱感,却没有丝毫的负罪感。在《报任安书》中他说自己是在“舒愤懑”,他解释自己所以为李陵辩护,是因为“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其款款之愚”,“欲以广主上之意”。他同李陵“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慇懃之余欢”,并不是循私情为李陵游说。而对这种“拳之忠”,“明主不晓”,竟下于大理,在当时,他即家贫,不能以钱自赎,又无亲戚朋友相救,所以被判处了残忍的腐刑。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所以感到冤屈愤懑不平。《太史公自序》对于受刑之事,他说:“是余之罪也夫!”这其实正是一句不罪的话。正是这种雪耻平辱的意识,支持他弃死就生,忍隐苟话,一心发愤著书,以扬名于后世。
司马迁决定采取这一意志行动时,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特质去思考判断的。他考查、分析了两种历史现象,一是想到了许多历史人物身为王侯将相,却也难以避免受刑被囚的事实。像“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绎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这些人都是在汉朝的严刑酷法下被杀受辱的。而自己不过是一介书生,区区史臣,若伏法受诛简直和蝼蚁一般。这样比较之后,他便可以找到一种心理平衡。二是想到许多历史人物,身逢厄运而矢志不屈,终于成就了不朽之业。他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垂名后世的许多名著,都是在受委屈,遭污辱的境遇下创作出来的。他又从古人的事例中汲取了自我激励的力量,坚定了忍辱而生,完成《史记》著述的决心。为了实现这愿望,他“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司马迁这一决心的树立是有着理智的思想基础的。而在后人心目中的司马迁却只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恰恰忽略了他还曾是一个受过腐刑的罪臣。
司马迁的耻辱感和雪耻意识成为他创作《史记》的动力,也形成了他写作《史记》的特殊心理。在这种耻辱感和雪耻意识的影响下,他记录和赞扬了许多能够卓有远见、弃小存大或矢志复仇的历史人物。像韩信早年在淮阴忍受屠中少年胯下辱,后来才能拜将封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身为奴隶在所不辞,终于消灭吴国,昭雪了世仇;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鞭荆平王墓;季布“摧刚为柔”终为汉臣;公孙杵臼掩护赵氏孤儿等等,都体现了一种雪耻意识。这种雪耻意识,并非出于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简单报复心理,在某种意义上说,雪耻比报复更高一层次,反映到《史记》创作中,司马迁没有赞扬李广对霸陵尉的报复行为,反而赏识忍胯下之辱的韩信不杀屠中少年的胸襟,赞赏那些忍辱负重,成就大业的人物,就司马迁而言,他的雪耻方式就是创作《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一部《史记》虽是写始自三皇五帝以来的历史,虽是要“通古今之变”,但他却大量地写了当代历史,从汉朝的始祖到武帝,他都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而是收集了丰富的资料,以实录的精神记载了汉朝立国一百年间的历史,他批判汉儒,谴责诸侯王的叛乱,惋惜对匈奴用兵“建功不深”,尤其是揭露了高祖的狡诈,武帝的凶残,这些都说明他对汉王朝并不怀好感。那种雪耻意识,使得他不肯趋时苟合地去罗织统治者的功绩掩饰其内部的黑暗、丑恶,而是有勇气“不虚美,不隐恶”,去如实地给统治集团曝光,正由于他有满腔愤懑,怀着一种雪耻意识去创作《史记》,所以才能成就一部光照千古的信史,才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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