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首先，“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本质从根本上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认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17]。对于动物活动的性质是众所周知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此有过精确的描述，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进行生产。因而动物的活动归根结底只能是一种本能的结果。它不懂得其他种的天度，并且也没有意识到其他种的非我存在，也就是说，动物没有自觉其活动，当然也不能自觉其活动的限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动物活动的性质是自由的，但不是自觉的。自由的正是因为不是自觉的。这正如文化在某种意义对于人与其说意味着自由倒不如说意味着更多的限制。人的活动的性质与动物不同，从根本上说是自觉的，因而人的活动的自由是一种自觉的自由，人自觉到了非我的存在与自我存在的不同种性及不同种性之间的对立。这就使人不单是能够“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进行生产，而且“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而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人的活动的性质是自觉的，也是自由的。在这里自由的正是因为是自觉的。人与动物的区别正是从自觉的自由和不是自觉的自由的区别开始的，由此便导致了最终对动物的进化的研究必须从环境的变化开始，而对人的发展的研究却离不开人本身。
其次，“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本质使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理论与以往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区别开来。在关于人的理论史上，对人的本质的追寻始终是人的理论的基点，故而，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也最为纷纭。但是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根据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的抽象性阶段，近代的实体性阶段和现代的文化性阶段。在古代，关于人的本质理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认知，尽管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其特别突出人的重要性而颇有影响，但由于其确证的是人的价值和地位而不能归之于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这就为以后西方知识理性的发展开启了先河。而知识理性在西方当代发展的境遇则最好说明了亚氏的人的本质理论的片面性和对人的本质的背离。马克思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理论就可以轻易地否定亚氏对人的本质的这一概括，这样古代对人的本质虽着意于本体的追求，但由于无法真正理解人的活动本身，得到的却只是抽象片面的本体。近代，随着人类思想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换和经验科学的兴起，培根提出“人是自然的奴役和解释者”，拉美特利提出“人是机器”，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透过这些五花八门的对人的本质的概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他们共同的特性：或者“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或者只是从主观的方面去理解，而不知道“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 [18]，结果，导致的仍然是对人的本体的片面追求，只不过在更多时候把人的本体实体化为可以在经验中认识而已。与古代和近代对人的本体的片面追求不同，现代西方哲学则企图从总体性上来把握人的本质，卡西尔基于符号、文化在人的存在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文化的动物”，认为符号的使用和文化的存在使人根本上与动物区别开来，并获得自身的发展，斯宾格勒则从人是唯一性的历史存在出发，提出“人是历史的动物”，认为正是因为人拥有历史才使人不同于动物，也正是因为人拥有历史才使人能够不断地发展。实际上，无论是卡西尔还是斯宾格勒都是在文化中来理解人的，甚至包括“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显性解读，因为任何社会关系本质亦不过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这样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文化的存在显然就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人的本质理论的突出特点，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告诉我们这种对人的理解缺乏深入的基础，因为它不能解决“人决定文化与文化决定人”这一二律背反，背后的问题是它没有能够理解人的现实活动，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却只能存在于马克思的研究发现“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本质，“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本身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因而它必然超越以往或从主观方面或从客观方面对人的本质的二元理解，同时，它又超越以往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论理解，即以往对人的本质的概括仅只是提供了一种认识人的视角，包括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的本质的理论，而无法上升到本体论视界，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人的本质则是从本体论的高度所进行的概括，它为我们提供了解决人的问题的本体根据。即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19]。这里的实践无疑是人的本质即“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第三，“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本质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继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建立在“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一人的本质的基础之上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20]，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关于人的发展的重大贡献，然而这一理论贡献却是以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以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作为其内在的逻辑，人的发展本质上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实现，因而马克思主义正是根据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实现状况和质的飞跃来确立人的发展阶段与未来形态的。所谓“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实际上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最初阶段，在这一阶段上，人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活动着，“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更多地表现为人类所自觉到的限制，土地的限制、自然的限制、血缘情感的限制等都最后集中为人对人的限制，即任何人都必须生活在他人之中，此时的自由基本上是以自觉的限制为其表现的。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则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进一步迈向自由的阶段，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开始不断摆脱来自于土地的限制、自然的限制、血缘情感的限制，并突出表现在对人的限制的摆脱，从而使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显露出自由的本性，但这种自由仍然非真正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是以物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对自由的占有源于对物的占有，任何人如果不充分占有物，那么他就不能充分占有自由，如果没有占有任何物，那么他就不能占有任何自由，“物=自由”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阶段“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真相，也揭示了人的物化的根源。“自由个性”阶段在马克思看来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真正实现的阶段，即人真正占有自己本质的阶段，“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21]在这里，人不需要占有其他什么，就可以占有自己的本质，而只要你是劳动的，那么你就是自由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与以往更多的自觉不同而体现出更多的自由，这时，人才抛弃了异化的存在和非解放的状态，而真正实现了人的本质。
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基础相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其思维的前提亦然是其“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一人的本质的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来决定的。”
众所周知，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社会内部矛盾的结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规律，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则是更为基本的矛盾运动，其中生产力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决定力量，所谓生产力其实就是人们“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能力，因而，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就是人的活动不断地向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发展，它标识着人们活动的自由水平，即标识着人在何种程度上占有了人自身的本质，“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生产也正是各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表现形式，自觉规定了人类生产的现实性维度，而自由则突现了人类生产的理想性维度，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就是人的活动不断超越自觉的现实性维度，而不断导向自由的理想性维度的过程，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其自身的发展源于生产力自身的矛盾，即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源于人的活动本质即理想的自由对现实的自觉的超越，因而，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本质，即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其次，“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本质使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理论与以往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区别开来。在关于人的理论史上，对人的本质的追寻始终是人的理论的基点，故而，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也最为纷纭。但是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根据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的抽象性阶段，近代的实体性阶段和现代的文化性阶段。在古代，关于人的本质理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认知，尽管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其特别突出人的重要性而颇有影响，但由于其确证的是人的价值和地位而不能归之于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这就为以后西方知识理性的发展开启了先河。而知识理性在西方当代发展的境遇则最好说明了亚氏的人的本质理论的片面性和对人的本质的背离。马克思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理论就可以轻易地否定亚氏对人的本质的这一概括，这样古代对人的本质虽着意于本体的追求，但由于无法真正理解人的活动本身，得到的却只是抽象片面的本体。近代，随着人类思想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换和经验科学的兴起，培根提出“人是自然的奴役和解释者”，拉美特利提出“人是机器”，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透过这些五花八门的对人的本质的概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他们共同的特性：或者“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或者只是从主观的方面去理解，而不知道“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 [18]，结果，导致的仍然是对人的本体的片面追求，只不过在更多时候把人的本体实体化为可以在经验中认识而已。与古代和近代对人的本体的片面追求不同，现代西方哲学则企图从总体性上来把握人的本质，卡西尔基于符号、文化在人的存在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文化的动物”，认为符号的使用和文化的存在使人根本上与动物区别开来，并获得自身的发展，斯宾格勒则从人是唯一性的历史存在出发，提出“人是历史的动物”，认为正是因为人拥有历史才使人不同于动物，也正是因为人拥有历史才使人能够不断地发展。实际上，无论是卡西尔还是斯宾格勒都是在文化中来理解人的，甚至包括“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显性解读，因为任何社会关系本质亦不过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这样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文化的存在显然就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人的本质理论的突出特点，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告诉我们这种对人的理解缺乏深入的基础，因为它不能解决“人决定文化与文化决定人”这一二律背反，背后的问题是它没有能够理解人的现实活动，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却只能存在于马克思的研究发现“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本质，“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本身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因而它必然超越以往或从主观方面或从客观方面对人的本质的二元理解，同时，它又超越以往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论理解，即以往对人的本质的概括仅只是提供了一种认识人的视角，包括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的本质的理论，而无法上升到本体论视界，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人的本质则是从本体论的高度所进行的概括，它为我们提供了解决人的问题的本体根据。即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19]。这里的实践无疑是人的本质即“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第三，“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本质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继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建立在“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一人的本质的基础之上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20]，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关于人的发展的重大贡献，然而这一理论贡献却是以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以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作为其内在的逻辑，人的发展本质上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实现，因而马克思主义正是根据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实现状况和质的飞跃来确立人的发展阶段与未来形态的。所谓“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实际上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最初阶段，在这一阶段上，人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活动着，“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更多地表现为人类所自觉到的限制，土地的限制、自然的限制、血缘情感的限制等都最后集中为人对人的限制，即任何人都必须生活在他人之中，此时的自由基本上是以自觉的限制为其表现的。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则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进一步迈向自由的阶段，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开始不断摆脱来自于土地的限制、自然的限制、血缘情感的限制，并突出表现在对人的限制的摆脱，从而使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显露出自由的本性，但这种自由仍然非真正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是以物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对自由的占有源于对物的占有，任何人如果不充分占有物，那么他就不能充分占有自由，如果没有占有任何物，那么他就不能占有任何自由，“物=自由”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阶段“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真相，也揭示了人的物化的根源。“自由个性”阶段在马克思看来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真正实现的阶段，即人真正占有自己本质的阶段，“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21]在这里，人不需要占有其他什么，就可以占有自己的本质，而只要你是劳动的，那么你就是自由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与以往更多的自觉不同而体现出更多的自由，这时，人才抛弃了异化的存在和非解放的状态，而真正实现了人的本质。
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基础相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其思维的前提亦然是其“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一人的本质的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来决定的。”
众所周知，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社会内部矛盾的结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规律，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则是更为基本的矛盾运动，其中生产力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决定力量，所谓生产力其实就是人们“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能力，因而，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就是人的活动不断地向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发展，它标识着人们活动的自由水平，即标识着人在何种程度上占有了人自身的本质，“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生产也正是各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表现形式，自觉规定了人类生产的现实性维度，而自由则突现了人类生产的理想性维度，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就是人的活动不断超越自觉的现实性维度，而不断导向自由的理想性维度的过程，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其自身的发展源于生产力自身的矛盾，即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源于人的活动本质即理想的自由对现实的自觉的超越，因而，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本质，即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