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和相权的关系是怎样变化

自秦朝确立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以来，皇帝与宰相便形成微妙的关系。按照制度规定，皇帝是国家元首、至尊的全国统治者；宰相是掌握一定决策权的最高行政长官。正常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权力结构与运作程序是，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应辅佐皇帝，共同对军国大事作出决策，然后统领各职能部门官员贯彻执行皇帝的决策；百官对宰相负责，宰相对皇帝负责，皇帝通过宰相指挥百官，实行对全国的统治，但并不越过宰相，直接干预职能部门的具体事务。历代宰相的正式官名虽不尽相同，但传统宰相制度所规定的权力与职责大体一致。显然，相权对皇权形成一定的制约。专制帝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是皇权的不断增强，因此自汉代以来，皇帝往往通过中央官制的创设与调整以分夺、削弱宰相的决策权与行政权，例如，信用身边近臣组成内朝决策机构，令多人共行宰相之职使其互相牵制等。历史上的宰相由一人增为数人，乃至一二十人，即是皇权加强、相权削弱的表现。由此可见，三省六部制其实是皇权逐渐增强的产物，众多宰相集体议事，分工明确的三省互相牵制，目的就是使个别宰相难以擅权专断。不过，这一制度若能严格执行，皇权仍受到一定限制，因而隋唐时代的皇帝尚无绝对的专制独裁之权。后世，三省制因皇权的不断强化而屡有损益变更，但作为具体行政部门的六部制则十分稳定，沿袭干余年而未变。
按照唐代三省制的惯例，凡遏军国大事，包括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先由中书省属官中书舍人秉承皇帝旨意草拟初步意见，经政事堂会议商讨议决后，进呈皇帝画敕批准，再送交门下省属官给事中审核，然后由政事堂加盖印章，颁布执行，若有错失，给事中有权涂改驳回，使中书省重新拟定。当时，所有以皇帝诏敕形式颁行的政府法令，既须皇帝画敕，又须中书、门下两省共同认可，并经政事堂盖印，否则便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宰相无法专权，皇帝也不能完全独裁。
为防止宰相专权，太祖又对中央政府的中枢机构加以改革。北宋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常设若干人，官署名为中书门下，简称中书，也称政事堂。为不使宰相事权过高，太祖又增设参知政事若干人为副宰相，分担一部分职责。此外，将前朝权宜设置过的枢密使（枢密院长官）和三司使确定为常设官员。枢密使负责军政大权，分去宰相的军权，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对称“二府”。号称“计相”的三司使负责财政大权，分去宰相的财权。宰相主政，枢密使主兵，三司使主财，三权分离，各不统属，凡事皆须通过皇帝。
已建立近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到明朝又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宰相的废罢，皇帝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兼任官僚机构首脑之责，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同时因受金、元两朝“家产制国家”政治特征的影响，家天下的色彩十分浓重，皇帝至高无上，奴视臣僚。而明朝中后期的皇帝绝大部分都不是称职的君主，或昏庸，或荒淫，或贪婪，或暴虐，经常抱着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心理，恣意妄行。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宰相制度是“贤人政治”的体现，宰相选贤而任，统百官，平庶政，可以适度弥补君主世袭带来的一些弊病。现在宰相已经废除，官僚机构对皇权的调节机能大为削弱，政治正常运作也因而受到严重影响。虽然新出现了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机构内阁，但其地位并不能同前代的宰相相比。故后人云“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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