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中国历史上宋朝最富有。宋代财政最高收入为六千余万贯 ,商税占财政总收入约70%。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 宋代对南方大规模的开发,促成经济中心南移。
宋朝先后在广州、杭州、泉州、密州板桥镇、润州、苏州、温州、江阴军、明州、嘉兴府(秀州)华亭县(松江)、澉浦镇(海盐)和嘉兴府上海镇(上海)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 。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
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的53万贯,治平(1064年—1067年)63万贯, 到了南宋绍兴(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中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繁荣起重要作用。
扩展资料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
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
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
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宋朝
中国历史上最富的朝代?不是唐朝也不是宋朝,而是隋朝.....
明朝的万历时期占世界GDP的80%,整个明朝的GDP是45%,可是明朝末期发生灾荒和战争使其从80%迅速下滑至一半,在明朝中后期部分江南地区已经恢复至宋朝水平。
清朝(35%-10%)可以排到明朝(40%-45%)后面,可是其后期的经济大幅度衰退,侵略战争以及大量白银用于赔款并流向国外,所以造成整个国力迅速跌落,从康熙乾隆嘉庆的35%跌至10%。北宋朝税峰值达到1亿6000万贯。1两黄金=10两白银=10贯,所以,1贯=5克。现在1克黄金=19美元,按黄金折价,现在约值152亿美元。当时的 税率约为1/15,农民没有额外负担,也没有户籍制,想做生意就可以进城,商业尤为发达。司马光曾说:“世风日下,贩夫走卒接着丝袜”。
由于其他赋税不多,那么GDP差不多是152×15=2280亿美元。当时北宋的人口差不多一亿,因此也可以有2280美元的人均GDP。其实,换算美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黄金的开采量有了极大的增长,所以,应该比2280美元高得多!
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万~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 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为国家每年带来大概1000万两左右的财政收入。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 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 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
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万~4000万两。数量仍 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倍~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 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 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 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那么,如此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应当说,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 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 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 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 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 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 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