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895年,在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家吉姓小茶馆的后院,诞生了一名男孩,取名鸿昌。对于鸿昌的父亲吉筠亭来说,添人增口是件喜事,可又多了张吃饭的嘴。吉鸿昌好不容易熬到了18岁,恰恰冯玉祥在河南招兵,于是他便报名参军,从此开始了他一辈子的戎马生涯。
吉鸿昌自幼即以岳飞、文天祥等为心目中的英雄,所以在行伍中他待人诚恳,吃苦耐劳,恪守军规,勇敢善战,以致有“吉大胆”之称,他率领的部队则号称“铁军”。到了1930年,也就是吉鸿昌35岁那年,被提拔为国民军第22路军的总指挥。当时正值北伐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可是国民党借口“攘外必先安内”,拼命剿杀共产党。这时吉鸿昌奉命攻打鄂豫皖苏区,他在前线化装成小炉匠进入苏区,亲眼见到共产党的真实情况,觉得茅塞顿开,并为自己立定了目标:“投错了门路,就拔出腿来!”于是准备率部起义。不料蒋介石得到密报,很快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以“考察”的名义将他驱逐到国外。
就在吉鸿昌出国前夕,9.18事变发生,他听到这一消息“发指眦裂”,声泪俱下地说:“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坚决要求留在国内,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但蒋介石无动于衷,依然逼令他出国。满怀悲愤的吉鸿昌无奈,只好在上海下榻的旅馆墙上,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一明自己的心志。
赤心爱国的吉鸿昌在美国受尽了民族歧视,有人告诉他,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以受到礼遇。吉鸿昌怒不可遏,说:“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此,他特意做了一枚木制胸卡,上面用英文写着:“我是中国人!”而且随时随处佩戴,直面那些看不起中国人的人,用中华民族的自尊向美国的种族歧视挑战。
吉鸿昌在国外到处宣传抗日,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日本有飞机大炮,中国凭什么抗日?”他拍着胸脯愤然回答道:“我们有热血,有四万万人的热血。中国人的愤激已经达到了极点,莫不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誓愿牺牲一切,为生存而战!为真理而战!”到了古巴首都哈瓦那,正值那里的华侨集会,纪念孙中山诞辰65周年,他应邀在会上做了慷慨激昂的抗日讲演,听罢许多人热泪盈眶,一位华侨高声说:“吉将军,你快回国,把军队整顿起来吧,我们一定作你的后盾!”吉鸿昌听罢激动地说:“我一定不辜负同胞们的热望,誓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说罢泪如雨下,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这时,到场的侨胞也放声痛哭,高喊:“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吉鸿昌闻讯提前回国。船到上海,他见到日本军舰正在攻打吴淞炮台,而国民党的军舰却不还一枪。吉鸿昌在甲板上顿足高呼:“放炮啊!放炮啊!”然后对周围的人说:“看!我们的数百万同胞就在那炮火里!”言迄失声痛哭。到了南京,他再次向蒋介石请缨抗日;可是蒋介石却让他在上海办实业,他愤懑至极,抗议说:“我是军人出身,军人的天职是卫国杀敌,不是发财!”
爱国无门的吉鸿昌只好采取独立行动,潜至湖北发动旧部起义,蒋介石派兵追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吉鸿昌进入苏区;后由苏区至上海,再由上海北上天津。不久即与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于1932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旧军人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实现抗日救国的誓愿,1933年5月吉鸿昌变卖家资,购置武器,联合了爱国军人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织起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发表“外抗暴力,内除国贼”的声明,并一度收复了张家口以北的大片土地,把日伪军队赶出了察哈尔省。其间他即兴作诗说:“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我杀贼,即贼杀我。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天津各界抗日联合会得到抗日同盟军胜利的消息,立即派人赴前线慰问。后来,由于蒋介石想方设法破坏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行动,致使吉鸿昌因弹尽粮绝而失败。
吉鸿昌潜回天津后并不灰心,又在天津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在法租界花园路5号家中的三楼,购置印刷设备,印刷出版宣传抗日的刊物《民族战旗》,后来又改名《华北烽火》、《长城》,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然而蒋介石并未因此而放松对吉鸿昌的迫害,严令特务机关不惜一切手段除掉吉鸿昌。这时的吉鸿昌处境已十分危险,党的地下组织要他撤离;但吉鸿昌考虑到有许多工作还要在天津继续进行,于是先把家眷转移到英租界的牛津别墅,自己则居住在法租界国民饭店或惠中饭店。1934年11月9日,国民党特务勾结天津法租界当局,在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未遂,乃将他逮捕。先由法国工部局引渡到天津警察局,旋押往河北蔡家花园51军的军法处。审讯时吉鸿昌正气凛然、义正词严地说:“我抗日,是打鬼子、救中国!我作地下工作,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想用审讯吓住我,你们想错了!”
几天后,吉鸿昌又被解到北平旃檀寺陆军监狱,蒋介石密令将他就地处决。11月24日军法官到狱中向吉鸿昌宣布判处死刑的命令,吉鸿昌神态自若,他向监刑官索要纸笔,给妻子胡红霞写了一封遗书,安排身后:“红霞吾妻: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你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你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存教养子女等用。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
行刑前,39岁的吉鸿昌以地作纸,枯枝为笔,写下了一首感天动地的绝命诗:“恨不抗**,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喝令执行官:“给我搬把椅子来!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倒在地上。”他坐定以后,又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一生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开枪!”执行官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吉鸿昌厉声说:“在我面前开枪!我吉鸿昌要亲眼看着你们是怎样把我打死的!”然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日胜利万岁!”这样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抗日民族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而是死在了民族败类手中,引发了我们太多太多的历史哀痛与沉思。
吉鸿昌自幼即以岳飞、文天祥等为心目中的英雄,所以在行伍中他待人诚恳,吃苦耐劳,恪守军规,勇敢善战,以致有“吉大胆”之称,他率领的部队则号称“铁军”。到了1930年,也就是吉鸿昌35岁那年,被提拔为国民军第22路军的总指挥。当时正值北伐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可是国民党借口“攘外必先安内”,拼命剿杀共产党。这时吉鸿昌奉命攻打鄂豫皖苏区,他在前线化装成小炉匠进入苏区,亲眼见到共产党的真实情况,觉得茅塞顿开,并为自己立定了目标:“投错了门路,就拔出腿来!”于是准备率部起义。不料蒋介石得到密报,很快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以“考察”的名义将他驱逐到国外。
就在吉鸿昌出国前夕,9.18事变发生,他听到这一消息“发指眦裂”,声泪俱下地说:“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坚决要求留在国内,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但蒋介石无动于衷,依然逼令他出国。满怀悲愤的吉鸿昌无奈,只好在上海下榻的旅馆墙上,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一明自己的心志。
赤心爱国的吉鸿昌在美国受尽了民族歧视,有人告诉他,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以受到礼遇。吉鸿昌怒不可遏,说:“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此,他特意做了一枚木制胸卡,上面用英文写着:“我是中国人!”而且随时随处佩戴,直面那些看不起中国人的人,用中华民族的自尊向美国的种族歧视挑战。
吉鸿昌在国外到处宣传抗日,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日本有飞机大炮,中国凭什么抗日?”他拍着胸脯愤然回答道:“我们有热血,有四万万人的热血。中国人的愤激已经达到了极点,莫不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誓愿牺牲一切,为生存而战!为真理而战!”到了古巴首都哈瓦那,正值那里的华侨集会,纪念孙中山诞辰65周年,他应邀在会上做了慷慨激昂的抗日讲演,听罢许多人热泪盈眶,一位华侨高声说:“吉将军,你快回国,把军队整顿起来吧,我们一定作你的后盾!”吉鸿昌听罢激动地说:“我一定不辜负同胞们的热望,誓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说罢泪如雨下,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这时,到场的侨胞也放声痛哭,高喊:“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吉鸿昌闻讯提前回国。船到上海,他见到日本军舰正在攻打吴淞炮台,而国民党的军舰却不还一枪。吉鸿昌在甲板上顿足高呼:“放炮啊!放炮啊!”然后对周围的人说:“看!我们的数百万同胞就在那炮火里!”言迄失声痛哭。到了南京,他再次向蒋介石请缨抗日;可是蒋介石却让他在上海办实业,他愤懑至极,抗议说:“我是军人出身,军人的天职是卫国杀敌,不是发财!”
爱国无门的吉鸿昌只好采取独立行动,潜至湖北发动旧部起义,蒋介石派兵追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吉鸿昌进入苏区;后由苏区至上海,再由上海北上天津。不久即与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于1932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旧军人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实现抗日救国的誓愿,1933年5月吉鸿昌变卖家资,购置武器,联合了爱国军人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织起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发表“外抗暴力,内除国贼”的声明,并一度收复了张家口以北的大片土地,把日伪军队赶出了察哈尔省。其间他即兴作诗说:“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我杀贼,即贼杀我。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天津各界抗日联合会得到抗日同盟军胜利的消息,立即派人赴前线慰问。后来,由于蒋介石想方设法破坏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行动,致使吉鸿昌因弹尽粮绝而失败。
吉鸿昌潜回天津后并不灰心,又在天津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在法租界花园路5号家中的三楼,购置印刷设备,印刷出版宣传抗日的刊物《民族战旗》,后来又改名《华北烽火》、《长城》,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然而蒋介石并未因此而放松对吉鸿昌的迫害,严令特务机关不惜一切手段除掉吉鸿昌。这时的吉鸿昌处境已十分危险,党的地下组织要他撤离;但吉鸿昌考虑到有许多工作还要在天津继续进行,于是先把家眷转移到英租界的牛津别墅,自己则居住在法租界国民饭店或惠中饭店。1934年11月9日,国民党特务勾结天津法租界当局,在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未遂,乃将他逮捕。先由法国工部局引渡到天津警察局,旋押往河北蔡家花园51军的军法处。审讯时吉鸿昌正气凛然、义正词严地说:“我抗日,是打鬼子、救中国!我作地下工作,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想用审讯吓住我,你们想错了!”
几天后,吉鸿昌又被解到北平旃檀寺陆军监狱,蒋介石密令将他就地处决。11月24日军法官到狱中向吉鸿昌宣布判处死刑的命令,吉鸿昌神态自若,他向监刑官索要纸笔,给妻子胡红霞写了一封遗书,安排身后:“红霞吾妻: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你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你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存教养子女等用。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
行刑前,39岁的吉鸿昌以地作纸,枯枝为笔,写下了一首感天动地的绝命诗:“恨不抗**,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喝令执行官:“给我搬把椅子来!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倒在地上。”他坐定以后,又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一生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开枪!”执行官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吉鸿昌厉声说:“在我面前开枪!我吉鸿昌要亲眼看着你们是怎样把我打死的!”然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日胜利万岁!”这样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抗日民族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而是死在了民族败类手中,引发了我们太多太多的历史哀痛与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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