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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后期及其失败
一、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实行了一系列制度和政策，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代战争失败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等战场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又在扬州打垮了江北大营，在镇江和天京击溃了江南大营，从而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但是，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政权的巩固，相反，起义队伍中的各种矛盾和弱点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在太平天国内部，成分日益复杂，有不少地主、士绅、胥吏、商人以及游民、溃勇等被卷进来。其中有些是暗藏的敌对分子，有些是随风转舵的投机分子，还有相当多的人是被迫参加的。这些人在太平军中进行挑拨离间，煽动逃亡、叛变，甚至与清军暗通消息，企图从内部进行破坏，因此给太平天国带来很大危害。1854年在天京破获的由张继庚策划的叛乱事件，就是一项显著的事例。张继庚本为清朝廪生，太平军攻打南京时，他在城内参与组织反动武装负隅顽抗。太平军攻克南京后，他化名叶芝发，混入太平军北典舆衙，潜伏下来，散播谣言，挑拨两广籍和两湖籍战士之间的关系，妄图使太平军内部自相残杀。他串通潜藏的反动分子吴蔚堂等，拉拢收买了织营、土营、木营中的少数人以及水西等门的部分守军，并暗中与江南大营向荣联系，多次密送情报，约期在清军攻城时充当内应。1854年3月，太平天国及时破获了这起叛乱案件，张继庚及其同伙被捕处死。
太平天国的绝对平均主义理想，无论在农村和城市中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获得实现，封建的生产关系虽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和破坏，但仍旧被保留下来或重新恢复。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就不可避免地同时具有封建的属性，而且这种封建性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愈益浓厚。太平天国颁布了一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从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非常森严。诸王出行，官兵必须回避道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否则就要受到严厉惩处。天王及诸王、侯都是世袭的。这些情况表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企图借助于封建的等级制，来保证他们的权威和巩固天国的秩序。
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袖们的思想作风发生了变化。起义初期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朴质的思想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利名位和奢侈生活的追求。太平军进入南京后，立即大兴土木，把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拆毁了大批民房，动用了成千上万的男女劳力，“半载方成，穷极壮丽”，旋因大火烧毁。1854年又在原址复建，周围十余里，官殿林苑，“金碧辉煌”。“侈丽无匹”。东王府的修建也是“穷极工巧，聘心悦目”。至如冠履服怖、仪卫舆马等，都备极奢华。此外，天王还不断选取民间秀女入官。这些情况表明，太平天国领袖们在进入天京后，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已经相当严重。
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宗派色彩日益明显。洪秀全僻处深宫，把许多精力用于宗教神学的著述，脱离了斗争实践，脱离了广大群众。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各自通过家族、亲戚、部属等关系，结成自己的集团，并各自控制一部分军队。杨秀清因掌握了大部分军政实权，所以“东府集团”势力最大。这些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尖锐。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公开的分裂。
杨秀清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太平天国起义前期能够取得那样巨大的发展，是和他的领导分不开的。但是，随着起义的发展和个人权势的上升，杨秀清骄傲专横的倾向日益严重地表现出来，“威风张扬，不知自忌”。①他对太平军将士随意加以杖责或处死，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等地位很高的领导人都受过他的杖责。甚至因洪秀全粗暴对待妃嫔和女官，杨秀清竟借“无父下凡”，要予杖责。杨秀清这样专横的作风，扩大了他与洪、韦、石、秦等的矛盾。1856年8、9月间，江南大营被打垮，天京被包围的形势暂时解除，杨秀清乘机进一步扩大个人权势，“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②洪秀全虽然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但立即密令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迅速返回天京。
韦昌辉对杨秀清长期怀有不满情绪，但表面上却对杨阿谀逢迎，唯命是从。他的兄弟与杨秀清的妾兄争宅，他甚至要处其兄以五马分尸酷刑。韦昌辉讨好杨秀清的目的，是“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③在接到洪秀全的密今后，韦昌辉立即率领心腹部队3000多人于9月1日深夜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次晨将杨秀清及其眷属杀死。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天国优秀将领和战士两万多人死亡。经过这场屠杀，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在天京造成恐怖局面。
9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到天京。他回到天京后，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韦昌辉又企图杀死石达开。石达开闻讯后连夜逃往安庆，他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部被韦昌辉杀害。于是石达开调集在安徽的部队，进驻宁国附近，要求洪秀全惩办韦昌辉。韦昌辉的屠杀和专擅横暴，激起了天京广大将士的愤怒。洪秀全接受将士们的要求，于11月初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多人，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约两个月的恐怖统治。
11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务，“合朝欢悦”。但是，洪秀全经杨韦事件之后，对石达开也存有疑忌，所以封他自己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被迫于1857年6月离开天京，率部独立作战。他的这一行动，使太平军的兵力大大分散和削弱，便利了敌人的进攻。
石达开率兵从安庆出发，起初在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活动，屡战不利。从1859年起，转战于湖南、广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多次击败清军，对这些地区的群众起义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他脱离天京后，毕竟是孤军作战，没有建立根据地，粮食、武器等补给困难，部队的战斗力日益削弱，军心逐渐涣散，分离、叛降的情况不断出现。1863年5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安顺场）陷入清军包围，屡战失利，伤亡惨重，部下只剩下7000余人，粮食断绝。石达开走投无路，自带五岁的儿子石定忠、宰辅曾仕和等入清营，希望以停止最后的抵抗来换取保全残部。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余部2000余人被清军于一夜之间屠杀净尽，其余已经遣散的也陆续被杀害。石达开本人被解赴成都凌迟处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辞气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之语”。①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破坏了内部的团结，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损伤了元气，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而清政府方面则借机纠集一切反动力量进行反扑。太平天国形势急转直下，1856年底，武昌、汉阳重陷敌手，随后江西大部分地区也被清军攻占。清军重建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并于1857年12月攻陷镇江，围困天京。1858年5月，九江太平军守将林启容率部1.7万余人与清军进行激烈战斗后，全部壮烈牺牲。
二、分裂后的形势和《资政新篇》的提出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后，形势顿挫。洪秀全提拔了与清军血战多年的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为各军主将。他们领导太平军奋力战斗，力挽危局。
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扒阳镇（桐城县东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取联合作战方针，同心协力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9月，陈、李两军在滁州境内会师东进，攻破浦口，再次击溃江北大营，歼敌万余人，并进占江浦，浦口一带战斗的胜利，打通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解除了江北清军对天京的封锁。洪秀全将江浦一带改称天浦省，派重兵驻守。
正当太平军主力进攻江北大营时，湘军主力李续宾部在攻陷九江后，乘势攻入安徽，进逼庐州咽喉三河镇。11月初，陈玉成闻讯自江浦挥师西接，直插三河镇东南的白石山和金牛岭，包抄湘军后路。李秀成奉洪秀全之命，率部赶来支援。太平军乘大雾发起猛攻，李续宾部乱成一团，拼死突围，终不得出。经过激战，太平军摧毁湘军全部营垒，击毙曾国藩之弟曾国华等文武官员400余人和湘军数千人，李续宾自杀。这给曾国藩的湘军以沉重打击，他不得不承认：“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①
三河大捷后，太平军士气重新旺盛起来，陈玉成、李秀成率部乘胜追击，围困安庆的清军不战而逃，皖北复为太平军所有。1859年3月，陈玉成联合捻军在庐州城外击溃清军，擒斩署安徽巡抚李孟群。在皖南，1858年12月，李世贤于宁国湾沚镇大破清军，杀提督邓绍良，扭转了不利的局面。在江西，杨辅清于1858年12月攻占景德镇，并屡败湘军张运兰部，牵制了曾国藩的兵力。天京上游局势，至此暂时得到稳定。
1859年4月，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金田起义后，洪仁玕迫于清军缉捕，于1852年避居香港。他在香港亲身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又因与外国传教士往来较多，所受基督教的影响也较深。他到天京后不久，被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因为将领的不满，不久洪秀全先后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其余的也陆续封王。
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资政新篇》。②在政治方面，他主张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所谓“设法”，就是制定法律、制度。他指出立法的重要性，认为英国之所以成为当时“最强之邦，由法善也”。他反对“结党联盟”，针对当时存在分散、离心的倾向，强调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
在经济方面，洪仁玕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包括兴建铁路、公路、修浚何道、行驶轮船、兴办邮政等；发展金融事业，包括兴办银行、发行纸币、推广保险等。他还主张奖励民间开矿、制定火轮车、轮船及其他“器皿技艺”。
在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方面，他主张设学馆、医院，建破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礼拜堂、育婴堂，禁庙字寺观，革阴阳八煞，除九流堕民，禁溺婴及买卖人口和使用奴婢，严禁鸦片入口。他还批判了那种“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学风，在《戒浮文巧言谕》中，主张“文以纪实”、“言贵从心”，提倡“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的浅明文体。①
在外交方面，洪仁玕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外人不得干涉太平天国的内政和“国法”。
洪仁玕的这些建议，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比起农民中原有的平均主义理想，这是一个大进步。他不仅重视中外文化交流和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若干有关政策。他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超过了同时代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但《资政新篇》除洪秀全表示大多赞同外，在太平军内部没有引起积极反应，也没有实行过。洪仁玕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没有任何渊源，它不是农民战争实践的产物，也不反映农民当时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
太平军在浦口、三河的胜利，虽然使形势有了好转，但天京仍被江南大营包围。洪仁玕、李秀成等人商定了解天京之围的策略。1860年3月，李秀成出奇兵攻占杭州，迫使江南大营分兵前往援救，然后主动撤兵回师天京。4月底，李秀成、陈玉成等五路大军猛攻江南大营。5月，再次摧毁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帮办大臣张国梁率残部逃奔丹阳。太平军乘胜追击，连克丹阳、常州、无锡。清军节节溃败，张国梁在丹阳落水而死，和春在浒墅关自杀。6月，太平军又相继攻克苏州、嘉兴、松江等许多州县，开辟了苏南地区，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
太平军作战图
当太平军席卷江南、逼近上海的时候，上海的官僚、地主、买办大为恐慌，江苏巡抚薛焕派上海道吴煦向英、法领事请求派兵防守县城。外国侵略者这时完全撕破了“中立”的假面具，英、法公使宣布将协助清军“弥平一切不法叛乱，保卫上海”。①美国流氓华尔也向清政府的粮道、买办官僚杨坊提出一个组织洋枪队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薛焕、吴煦的赞成，并由他们供给军械和军费。华尔招募外国在华的一些亡命徒组成了洋枪队，于1860年7、8月间进攻松江、青浦，但遭太平军的痛击，连吃败仗，他本人也受了重伤。李秀成率军逼近上海城时，从天津撤至上海的英法联军帮助清政府抵抗太平军，停泊在黄浦江的英国军舰也向太平军开火。李秀成还想与“洋兄弟”取得谅解，竟严禁还击，致使太平军遭受重大伤亡，只得从上海地区撤退。太平军对上海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被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破坏了。
三、保卫安庆和经营江浙
1860年春夏间，当江南大营覆灭、太平军东征苏常时，曾国藩的湘军正加紧围攻安庆。安庆是太平天国和皖北捻军进行联系的纽带，也是屏障天京、保证粮食供应的战略要地。保卫安庆，对太平天国具有重要的意义。9月底，陈玉成、李秀成在苏州会商，决定按原定军事计划进行，分南北两路大军西征，期于次年3、4月间在武汉会师。1861年春，陈玉成率军从安徽入湖北，3月攻克黄州（今黄冈），逼近武汉。武昌城内一片混乱，湖广总督官文惊慌失措，官员纷纷逃避。在安徽军中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急得吐血，赶忙调遣湘军李续宜部自桐城驰援。当时，在汉口租界的英国参赞巴夏礼为阻止太平军进攻武汉，赶到黄州会见陈玉成，声明要保护武汉的商务，太平军“必须远离该埠”。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干涉，加上李秀成大军迟迟不来会师，安庆形势又日益吃紧，陈玉成放弃了进攻武汉，回师救援安庆。李秀成锐意经营江浙，对救援安庆抱消极态度。直到1860年11月，因江西、湖北一带的大批起义群众要求参加太平军，他才以招兵为西进的主要目的，留下主力部队防守苏、常，自己率领一部分军队从皖南经浙江转入江西。1861年6月进兵湖北，前锋攻占武昌县。李秀成在兴国会见了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金执尔加以阻挠和恐吓。当时陈玉成已从湖北折返安庆，李秀成终于放弃了进攻武汉的计划，率军从湖北撤入江西。
太平军攻武汉、保安庆的战略决策未能实现，曾国藩认为已无后顾之忧，于是集中兵力围攻安庆。陈玉成屡次组织援军，在安庆外围与湘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终未能与城内守军汇合。1861年9月5日，安庆失守。从此太平天国在上游的重镇尽失，天京已无屏蔽。
安庆失守后，陈玉成转移庐州。1862年初，他派部将陈得才、赖文光等率军3万人与捻军配合进军河南。这时湘军乘机扑向庐州，围攻与反围攻的激烈战斗在庐州进行了三个月。4月，陈玉成鉴于外援无望，弃城突围，到寿州时，被反复无常的团练首领苗沛霖诱捕，解送至胜保军营。胜保要他下脆，他怒斥胜保说：你本是我手下的败将，“我怎配跪你，好不自重的物件”。①胜保企图诱降，陈玉成大义凛然地回答：“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②6月4日，他在河南延津被杀害，年仅26岁。
当陈玉成等部太平军与湘军争夺安庆时，李秀成、李世贤的军队由江西入浙江，到1861年10月间，先后攻克金华、处州（今丽水县）等城，控制了浙江中部。李秀成进兵攻克临安、余杭，围攻杭州。12月，太平军破杭州，巡抚王有龄自杀。李世贤部黄呈忠、范汝增也于同月攻克重要港口宁波。浙江和苏南成为太平天国最后两三年中的主要根据地。
太平军占有苏浙，并不能弥补它在皖北战场和天京上游的损失，无法扭转军事上的不利局面。曾国藩派他的胞弟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部沿江东下，步步进逼天京。湘军水师也完全控制长江，掌握了军事上的优势。
太平天国日益趋向衰落，危机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洪秀全陶醉于“爷、哥、朕、幼坐朝廷”，宗教迷信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一度将“太平天国”的国号改为“上帝天国”，随后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他不能妥善地处理军政事务，而是“拿天话责人”，甚至说“认实天情，自然升平”。①李秀成、李世贤等将领对此表示不服，他们和洪秀全的矛盾逐渐加深。后期天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洪仁玕的威望既不能服众，而其他的人或腐劣无能，或贪冒聚敛，或结党营私，天京官府无不广蓄财货。军队的将领各自据有地盘，“各顾自己，不顾大局”。②不少文官武将只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动以升迁为荣”。洪秀全等领导人未能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却采取滥封爵赏的办法，到太平天国失败时，封王竟达2700多人。从而使矛盾更加尖锐复杂，“人心格而不服，各心多有他图”。③
太平天国后期，成分较前期更加不纯，纪律废弛的现象十分严重。新参加太平军的，有会党队伍，有土匪、地痞、流氓，还有大批清朝的败兵溃勇，如克复苏州收降了候补道员李文炳等率领的兵勇五六万人。太平军被严重腐蚀，烧杀掳掠、虐待百姓、逃亡叛降的事件已经常发生。太平军的一些将领也在蜕化变质，李秀成的部将纳王郜水宽、主管常熟政事的钱桂仁和骆国忠、主管苏州政事的熊万荃等都拥有大量财产。钱桂仁以种种办法聚敛巨额财产后，用黄金打成金狮、金凤各一对，献给李秀成，并为李秀成建造行官。
苏、杭是地主阶级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他们采取各种各样手段顽抗太平军。浙江诸暨的大地主包立身纠集了一两万人的团练武装，盘踞包村半年多；湖州举人赵景贤牢团练据城困守，历时近两年。在苏南地区，团练武装的重要首领有：苏州的徐佩瑗，常熟的庞钟璐，无锡的华翼纶、杨宗濂，江阴的王元昌等。太平军对这些地主武装没有进行坚决镇压，往往满足于招抚，结果地主武装得以保存下来，伺机蠢动。徐佩瑗、李文炳等人表面上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暗中仍受清朝官员的接济和指挥，并拉拢、勾结熊万荃、钱桂仁、骆国忠等，组成一个叛乱集团，策划在苏州一带发动叛乱。阴谋暴露后，李文炳、徐佩瑗被处死。
苏浙地区的乡官，成分严重不纯。充任乡官的除劳动人民外，有流氓无产者，还有大批地主、绅士和依附地主阶级的人。在这些地区，县及县以下单位的政权仍主要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农民的处境没有多少改变。显然，封建土地关系也没有多少变动，太平天国仍旧执行与前期相同的土地政策，按亩征收田赋，肯定了“粮从租出”，允许地主收租，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据有关资料记载，苏南和浙江24个州县都是实行维持原来土地占有关系，允许地主收租的办法。在这些地区，还设立了官方或半官方的收租局，帮助地主收租，并规定“如有顽佃抗还吞租，即许送局追比”。
这些保护地主的措施，遭到一部分太平军将士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激烈反对。太平军中有许多将士对佃农深表同情，他们支持农民的抗租斗争，或“任佃农滋事”，或“倡免捐之议”。①有的地区，农民拆坏收租局，殴打强行收租的田主或乡官。
太平天国后期虽然开辟了苏浙根据地，但在这些地区内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斗争和严重的危机。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先后攻克600余城，席卷了半个中国，建立了与清朝封建政权对峙十余年之久的政权，沉重地打击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不朽的一页。
一、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实行了一系列制度和政策，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代战争失败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等战场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又在扬州打垮了江北大营，在镇江和天京击溃了江南大营，从而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但是，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政权的巩固，相反，起义队伍中的各种矛盾和弱点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在太平天国内部，成分日益复杂，有不少地主、士绅、胥吏、商人以及游民、溃勇等被卷进来。其中有些是暗藏的敌对分子，有些是随风转舵的投机分子，还有相当多的人是被迫参加的。这些人在太平军中进行挑拨离间，煽动逃亡、叛变，甚至与清军暗通消息，企图从内部进行破坏，因此给太平天国带来很大危害。1854年在天京破获的由张继庚策划的叛乱事件，就是一项显著的事例。张继庚本为清朝廪生，太平军攻打南京时，他在城内参与组织反动武装负隅顽抗。太平军攻克南京后，他化名叶芝发，混入太平军北典舆衙，潜伏下来，散播谣言，挑拨两广籍和两湖籍战士之间的关系，妄图使太平军内部自相残杀。他串通潜藏的反动分子吴蔚堂等，拉拢收买了织营、土营、木营中的少数人以及水西等门的部分守军，并暗中与江南大营向荣联系，多次密送情报，约期在清军攻城时充当内应。1854年3月，太平天国及时破获了这起叛乱案件，张继庚及其同伙被捕处死。
太平天国的绝对平均主义理想，无论在农村和城市中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获得实现，封建的生产关系虽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和破坏，但仍旧被保留下来或重新恢复。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就不可避免地同时具有封建的属性，而且这种封建性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愈益浓厚。太平天国颁布了一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从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非常森严。诸王出行，官兵必须回避道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否则就要受到严厉惩处。天王及诸王、侯都是世袭的。这些情况表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企图借助于封建的等级制，来保证他们的权威和巩固天国的秩序。
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袖们的思想作风发生了变化。起义初期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朴质的思想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利名位和奢侈生活的追求。太平军进入南京后，立即大兴土木，把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拆毁了大批民房，动用了成千上万的男女劳力，“半载方成，穷极壮丽”，旋因大火烧毁。1854年又在原址复建，周围十余里，官殿林苑，“金碧辉煌”。“侈丽无匹”。东王府的修建也是“穷极工巧，聘心悦目”。至如冠履服怖、仪卫舆马等，都备极奢华。此外，天王还不断选取民间秀女入官。这些情况表明，太平天国领袖们在进入天京后，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已经相当严重。
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宗派色彩日益明显。洪秀全僻处深宫，把许多精力用于宗教神学的著述，脱离了斗争实践，脱离了广大群众。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各自通过家族、亲戚、部属等关系，结成自己的集团，并各自控制一部分军队。杨秀清因掌握了大部分军政实权，所以“东府集团”势力最大。这些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尖锐。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公开的分裂。
杨秀清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太平天国起义前期能够取得那样巨大的发展，是和他的领导分不开的。但是，随着起义的发展和个人权势的上升，杨秀清骄傲专横的倾向日益严重地表现出来，“威风张扬，不知自忌”。①他对太平军将士随意加以杖责或处死，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等地位很高的领导人都受过他的杖责。甚至因洪秀全粗暴对待妃嫔和女官，杨秀清竟借“无父下凡”，要予杖责。杨秀清这样专横的作风，扩大了他与洪、韦、石、秦等的矛盾。1856年8、9月间，江南大营被打垮，天京被包围的形势暂时解除，杨秀清乘机进一步扩大个人权势，“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②洪秀全虽然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但立即密令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迅速返回天京。
韦昌辉对杨秀清长期怀有不满情绪，但表面上却对杨阿谀逢迎，唯命是从。他的兄弟与杨秀清的妾兄争宅，他甚至要处其兄以五马分尸酷刑。韦昌辉讨好杨秀清的目的，是“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③在接到洪秀全的密今后，韦昌辉立即率领心腹部队3000多人于9月1日深夜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次晨将杨秀清及其眷属杀死。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天国优秀将领和战士两万多人死亡。经过这场屠杀，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在天京造成恐怖局面。
9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到天京。他回到天京后，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韦昌辉又企图杀死石达开。石达开闻讯后连夜逃往安庆，他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部被韦昌辉杀害。于是石达开调集在安徽的部队，进驻宁国附近，要求洪秀全惩办韦昌辉。韦昌辉的屠杀和专擅横暴，激起了天京广大将士的愤怒。洪秀全接受将士们的要求，于11月初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多人，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约两个月的恐怖统治。
11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务，“合朝欢悦”。但是，洪秀全经杨韦事件之后，对石达开也存有疑忌，所以封他自己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被迫于1857年6月离开天京，率部独立作战。他的这一行动，使太平军的兵力大大分散和削弱，便利了敌人的进攻。
石达开率兵从安庆出发，起初在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活动，屡战不利。从1859年起，转战于湖南、广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多次击败清军，对这些地区的群众起义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他脱离天京后，毕竟是孤军作战，没有建立根据地，粮食、武器等补给困难，部队的战斗力日益削弱，军心逐渐涣散，分离、叛降的情况不断出现。1863年5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安顺场）陷入清军包围，屡战失利，伤亡惨重，部下只剩下7000余人，粮食断绝。石达开走投无路，自带五岁的儿子石定忠、宰辅曾仕和等入清营，希望以停止最后的抵抗来换取保全残部。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余部2000余人被清军于一夜之间屠杀净尽，其余已经遣散的也陆续被杀害。石达开本人被解赴成都凌迟处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辞气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之语”。①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破坏了内部的团结，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损伤了元气，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而清政府方面则借机纠集一切反动力量进行反扑。太平天国形势急转直下，1856年底，武昌、汉阳重陷敌手，随后江西大部分地区也被清军攻占。清军重建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并于1857年12月攻陷镇江，围困天京。1858年5月，九江太平军守将林启容率部1.7万余人与清军进行激烈战斗后，全部壮烈牺牲。
二、分裂后的形势和《资政新篇》的提出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后，形势顿挫。洪秀全提拔了与清军血战多年的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为各军主将。他们领导太平军奋力战斗，力挽危局。
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扒阳镇（桐城县东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取联合作战方针，同心协力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9月，陈、李两军在滁州境内会师东进，攻破浦口，再次击溃江北大营，歼敌万余人，并进占江浦，浦口一带战斗的胜利，打通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解除了江北清军对天京的封锁。洪秀全将江浦一带改称天浦省，派重兵驻守。
正当太平军主力进攻江北大营时，湘军主力李续宾部在攻陷九江后，乘势攻入安徽，进逼庐州咽喉三河镇。11月初，陈玉成闻讯自江浦挥师西接，直插三河镇东南的白石山和金牛岭，包抄湘军后路。李秀成奉洪秀全之命，率部赶来支援。太平军乘大雾发起猛攻，李续宾部乱成一团，拼死突围，终不得出。经过激战，太平军摧毁湘军全部营垒，击毙曾国藩之弟曾国华等文武官员400余人和湘军数千人，李续宾自杀。这给曾国藩的湘军以沉重打击，他不得不承认：“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①
三河大捷后，太平军士气重新旺盛起来，陈玉成、李秀成率部乘胜追击，围困安庆的清军不战而逃，皖北复为太平军所有。1859年3月，陈玉成联合捻军在庐州城外击溃清军，擒斩署安徽巡抚李孟群。在皖南，1858年12月，李世贤于宁国湾沚镇大破清军，杀提督邓绍良，扭转了不利的局面。在江西，杨辅清于1858年12月攻占景德镇，并屡败湘军张运兰部，牵制了曾国藩的兵力。天京上游局势，至此暂时得到稳定。
1859年4月，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金田起义后，洪仁玕迫于清军缉捕，于1852年避居香港。他在香港亲身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又因与外国传教士往来较多，所受基督教的影响也较深。他到天京后不久，被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因为将领的不满，不久洪秀全先后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其余的也陆续封王。
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资政新篇》。②在政治方面，他主张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所谓“设法”，就是制定法律、制度。他指出立法的重要性，认为英国之所以成为当时“最强之邦，由法善也”。他反对“结党联盟”，针对当时存在分散、离心的倾向，强调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
在经济方面，洪仁玕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包括兴建铁路、公路、修浚何道、行驶轮船、兴办邮政等；发展金融事业，包括兴办银行、发行纸币、推广保险等。他还主张奖励民间开矿、制定火轮车、轮船及其他“器皿技艺”。
在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方面，他主张设学馆、医院，建破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礼拜堂、育婴堂，禁庙字寺观，革阴阳八煞，除九流堕民，禁溺婴及买卖人口和使用奴婢，严禁鸦片入口。他还批判了那种“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学风，在《戒浮文巧言谕》中，主张“文以纪实”、“言贵从心”，提倡“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的浅明文体。①
在外交方面，洪仁玕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外人不得干涉太平天国的内政和“国法”。
洪仁玕的这些建议，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比起农民中原有的平均主义理想，这是一个大进步。他不仅重视中外文化交流和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若干有关政策。他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超过了同时代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但《资政新篇》除洪秀全表示大多赞同外，在太平军内部没有引起积极反应，也没有实行过。洪仁玕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没有任何渊源，它不是农民战争实践的产物，也不反映农民当时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
太平军在浦口、三河的胜利，虽然使形势有了好转，但天京仍被江南大营包围。洪仁玕、李秀成等人商定了解天京之围的策略。1860年3月，李秀成出奇兵攻占杭州，迫使江南大营分兵前往援救，然后主动撤兵回师天京。4月底，李秀成、陈玉成等五路大军猛攻江南大营。5月，再次摧毁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帮办大臣张国梁率残部逃奔丹阳。太平军乘胜追击，连克丹阳、常州、无锡。清军节节溃败，张国梁在丹阳落水而死，和春在浒墅关自杀。6月，太平军又相继攻克苏州、嘉兴、松江等许多州县，开辟了苏南地区，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
太平军作战图
当太平军席卷江南、逼近上海的时候，上海的官僚、地主、买办大为恐慌，江苏巡抚薛焕派上海道吴煦向英、法领事请求派兵防守县城。外国侵略者这时完全撕破了“中立”的假面具，英、法公使宣布将协助清军“弥平一切不法叛乱，保卫上海”。①美国流氓华尔也向清政府的粮道、买办官僚杨坊提出一个组织洋枪队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薛焕、吴煦的赞成，并由他们供给军械和军费。华尔招募外国在华的一些亡命徒组成了洋枪队，于1860年7、8月间进攻松江、青浦，但遭太平军的痛击，连吃败仗，他本人也受了重伤。李秀成率军逼近上海城时，从天津撤至上海的英法联军帮助清政府抵抗太平军，停泊在黄浦江的英国军舰也向太平军开火。李秀成还想与“洋兄弟”取得谅解，竟严禁还击，致使太平军遭受重大伤亡，只得从上海地区撤退。太平军对上海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被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破坏了。
三、保卫安庆和经营江浙
1860年春夏间，当江南大营覆灭、太平军东征苏常时，曾国藩的湘军正加紧围攻安庆。安庆是太平天国和皖北捻军进行联系的纽带，也是屏障天京、保证粮食供应的战略要地。保卫安庆，对太平天国具有重要的意义。9月底，陈玉成、李秀成在苏州会商，决定按原定军事计划进行，分南北两路大军西征，期于次年3、4月间在武汉会师。1861年春，陈玉成率军从安徽入湖北，3月攻克黄州（今黄冈），逼近武汉。武昌城内一片混乱，湖广总督官文惊慌失措，官员纷纷逃避。在安徽军中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急得吐血，赶忙调遣湘军李续宜部自桐城驰援。当时，在汉口租界的英国参赞巴夏礼为阻止太平军进攻武汉，赶到黄州会见陈玉成，声明要保护武汉的商务，太平军“必须远离该埠”。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干涉，加上李秀成大军迟迟不来会师，安庆形势又日益吃紧，陈玉成放弃了进攻武汉，回师救援安庆。李秀成锐意经营江浙，对救援安庆抱消极态度。直到1860年11月，因江西、湖北一带的大批起义群众要求参加太平军，他才以招兵为西进的主要目的，留下主力部队防守苏、常，自己率领一部分军队从皖南经浙江转入江西。1861年6月进兵湖北，前锋攻占武昌县。李秀成在兴国会见了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金执尔加以阻挠和恐吓。当时陈玉成已从湖北折返安庆，李秀成终于放弃了进攻武汉的计划，率军从湖北撤入江西。
太平军攻武汉、保安庆的战略决策未能实现，曾国藩认为已无后顾之忧，于是集中兵力围攻安庆。陈玉成屡次组织援军，在安庆外围与湘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终未能与城内守军汇合。1861年9月5日，安庆失守。从此太平天国在上游的重镇尽失，天京已无屏蔽。
安庆失守后，陈玉成转移庐州。1862年初，他派部将陈得才、赖文光等率军3万人与捻军配合进军河南。这时湘军乘机扑向庐州，围攻与反围攻的激烈战斗在庐州进行了三个月。4月，陈玉成鉴于外援无望，弃城突围，到寿州时，被反复无常的团练首领苗沛霖诱捕，解送至胜保军营。胜保要他下脆，他怒斥胜保说：你本是我手下的败将，“我怎配跪你，好不自重的物件”。①胜保企图诱降，陈玉成大义凛然地回答：“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②6月4日，他在河南延津被杀害，年仅26岁。
当陈玉成等部太平军与湘军争夺安庆时，李秀成、李世贤的军队由江西入浙江，到1861年10月间，先后攻克金华、处州（今丽水县）等城，控制了浙江中部。李秀成进兵攻克临安、余杭，围攻杭州。12月，太平军破杭州，巡抚王有龄自杀。李世贤部黄呈忠、范汝增也于同月攻克重要港口宁波。浙江和苏南成为太平天国最后两三年中的主要根据地。
太平军占有苏浙，并不能弥补它在皖北战场和天京上游的损失，无法扭转军事上的不利局面。曾国藩派他的胞弟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部沿江东下，步步进逼天京。湘军水师也完全控制长江，掌握了军事上的优势。
太平天国日益趋向衰落，危机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洪秀全陶醉于“爷、哥、朕、幼坐朝廷”，宗教迷信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一度将“太平天国”的国号改为“上帝天国”，随后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他不能妥善地处理军政事务，而是“拿天话责人”，甚至说“认实天情，自然升平”。①李秀成、李世贤等将领对此表示不服，他们和洪秀全的矛盾逐渐加深。后期天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洪仁玕的威望既不能服众，而其他的人或腐劣无能，或贪冒聚敛，或结党营私，天京官府无不广蓄财货。军队的将领各自据有地盘，“各顾自己，不顾大局”。②不少文官武将只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动以升迁为荣”。洪秀全等领导人未能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却采取滥封爵赏的办法，到太平天国失败时，封王竟达2700多人。从而使矛盾更加尖锐复杂，“人心格而不服，各心多有他图”。③
太平天国后期，成分较前期更加不纯，纪律废弛的现象十分严重。新参加太平军的，有会党队伍，有土匪、地痞、流氓，还有大批清朝的败兵溃勇，如克复苏州收降了候补道员李文炳等率领的兵勇五六万人。太平军被严重腐蚀，烧杀掳掠、虐待百姓、逃亡叛降的事件已经常发生。太平军的一些将领也在蜕化变质，李秀成的部将纳王郜水宽、主管常熟政事的钱桂仁和骆国忠、主管苏州政事的熊万荃等都拥有大量财产。钱桂仁以种种办法聚敛巨额财产后，用黄金打成金狮、金凤各一对，献给李秀成，并为李秀成建造行官。
苏、杭是地主阶级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他们采取各种各样手段顽抗太平军。浙江诸暨的大地主包立身纠集了一两万人的团练武装，盘踞包村半年多；湖州举人赵景贤牢团练据城困守，历时近两年。在苏南地区，团练武装的重要首领有：苏州的徐佩瑗，常熟的庞钟璐，无锡的华翼纶、杨宗濂，江阴的王元昌等。太平军对这些地主武装没有进行坚决镇压，往往满足于招抚，结果地主武装得以保存下来，伺机蠢动。徐佩瑗、李文炳等人表面上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暗中仍受清朝官员的接济和指挥，并拉拢、勾结熊万荃、钱桂仁、骆国忠等，组成一个叛乱集团，策划在苏州一带发动叛乱。阴谋暴露后，李文炳、徐佩瑗被处死。
苏浙地区的乡官，成分严重不纯。充任乡官的除劳动人民外，有流氓无产者，还有大批地主、绅士和依附地主阶级的人。在这些地区，县及县以下单位的政权仍主要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农民的处境没有多少改变。显然，封建土地关系也没有多少变动，太平天国仍旧执行与前期相同的土地政策，按亩征收田赋，肯定了“粮从租出”，允许地主收租，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据有关资料记载，苏南和浙江24个州县都是实行维持原来土地占有关系，允许地主收租的办法。在这些地区，还设立了官方或半官方的收租局，帮助地主收租，并规定“如有顽佃抗还吞租，即许送局追比”。
这些保护地主的措施，遭到一部分太平军将士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激烈反对。太平军中有许多将士对佃农深表同情，他们支持农民的抗租斗争，或“任佃农滋事”，或“倡免捐之议”。①有的地区，农民拆坏收租局，殴打强行收租的田主或乡官。
太平天国后期虽然开辟了苏浙根据地，但在这些地区内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斗争和严重的危机。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先后攻克600余城，席卷了半个中国，建立了与清朝封建政权对峙十余年之久的政权，沉重地打击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不朽的一页。
参考资料：http://web.nenu.edu.cn/person/zhilijiang/book/zhongguo-jindaishi/new_page_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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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10-03
军事上，启用李秀成，陈玉成
政治上，任用洪仁玕进行内政改革，提出《资政新篇》
包你满分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政治上，任用洪仁玕进行内政改革，提出《资政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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