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司母戊鼎，四羊方尊
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01-11
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片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832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
[编辑本段]中国的鼎文化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中国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而其真正的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司母戊鼎便是最负盛名的四足大方鼎）
司母戊鼎简介
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原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此鼎形制雄伟，重达875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司母戊鼎的提手文饰同样精美。两只龙虎张开巨口，含着一个人头，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现在却有人推测，那个人是主持占卜的贞人，他主动将头伸入龙虎口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胆量和法力，使民众臣服于自己的各种命令，完全是可能的：当时的贞人出场时都牵着两头猛兽，在青铜器和甲骨文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案。
此鼎器形庞大浑厚，其腹部铸有“司母戊”3字，亦有人释作“后母戊”，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司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司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其他0.8%。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司母戊鼎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编辑本段]司母戊鼎的发现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农田中，被当地农民吴希增探寻到的。
自从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之后，质朴的当地农民逐渐意识到殷墟文物的价值，于是积极参加了探寻文物的活动。
1939年3月的一天上午，吴希增在吴培文的田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上来二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了刃，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他意识到探到宝物了。按当地规定，探宝不分地界，但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堵文商定之后，当晚便破土挖宝了。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到半夜时分，挖下约10米深，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只有一个鼎耳，另一个鼎耳不知去向，人们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估计，它在埋入地下之前，便被击断失落了。
铭文第二天夜里，吴希增组织了四十多人往上提，他们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粗约五厘米的麻绳，刚提了两三米，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此时，天将放亮，为防别人发现，又将洞口堵了起来。到了第三天夜里，吴希增再次召集村民们开始了提鼎。这次的办法是两根绳子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并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一点一点地往上抬，终于将这个特大方鼎弄出了地面。
[编辑本段]去向
方鼎的出土始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不久，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长黑田荣次前来“参观”，后北平古董商萧寅卿也来秘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村民受20万银元诱惑，真的开始肢解方鼎，先是用钢锯条锯，但由于方鼎的硬度高，没锯动。后来，村民认为把方鼎破坏了太可惜，还怕万一萧寅卿不要，不完整的方鼎会很难出手，于是村民停止肢解，又将方鼎埋入地下保存了起来。
后来，消息传到日伪宪兵队耳中，宪兵队多次前来搜寻。村民为了防止宝物被日本人抢去，便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埋藏了别的出土文物。日本宪兵找到这一埋藏地点，将这批文物抢劫而去，而方鼎得以保存下来。（砸下的鼎耳亦因为岁月而丢失）。1946年6月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于县政府处。同年十月底，为庆祝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驻军用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48年夏，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而国民政府终究因重量问题没有把其运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方鼎那失去的一只鼎耳一直没有找到，专家们仿照鼎上另一只鼎耳将它补铸上去，算是完整了。
相关事件
吴培文和司母戊鼎2000年，南京博物院技术部申报“泥范铸作司母戊鼎工艺研究”课题，并在2006年7月用仿古代的泥范铸作工艺初步铸成原大司母戊鼎。
为筹备殷墟申请联合国“世遗”评估行动，中国历史博物馆曾在2005年9月下旬把在北京秘藏的原鼎运回安阳殷墟博物馆一同展览近四个月，安阳市在殷墟举行盛大仪式，迎接阔别家乡59年的司母戊鼎在故里展出。当时是万人空巷迎宝鼎，至尊国宝现真容。殷墟在2006年7月13日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当年把原鼎收藏免被日军搜掠的42位村民之一的吴培文被增补为安阳市政协委员。
[编辑本段]国之象征
礼乐重器
提起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政权和社稷，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具有极其崇高的意义。
鼎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
相当于锅
鼎的常见器形为圆腹、两耳、三足、呈盆、盂状，也有少量呈斗状的四足方鼎。一般都较厚重。
人们在尊崇鼎的价值的时候，常常忘记了它本来的用途，其实它是一件炊器，多用于祭祀或典礼时盛煮鱼猪牛羊肉等食物，相当于现在的锅。
祭祀母亲
司母戊鼎因其腹内壁上有铭文“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纪念器物。
传奇经历
司母戊鼎是迄今出土的所有鼎中最大最重的，它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1939年3月，这只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足，便锯不断，于是悄悄地把鼎埋起来。后来消息走漏，日本人来搜索未成，便出价70万圆伪币收购，当地人们巧妙地送出另外一鼎，算将此鼎留下。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后来补上），先存放于安阳县政府。同年十月底，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当地驻军将大鼎作为寿礼，用专车运抵南京，蒋介石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值1948年夏，该鼎首次公开展出，蒋介石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可见受重视程度之高。后来，国民党政府曾想将此鼎运往台湾，终因过于困难，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建国后，此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已成为镇馆之宝。
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商朝）
通高58.3厘米
重达34公斤
1938年湖南省宁乡县出土
商代方尊的代表
铜尊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是一种饮酒用具。这件四羊方尊是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是国家特级文物.
浑然一体
尊的四肩、腹部及圈足设计成四个大卷角羊，增加了变化，在宁静中突出威严的感觉。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的中心线的合范处都是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同时也用以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感，增强了造型的气势。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因为技艺高明，使全器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动静结合
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有不少器物以其独特的造型而引人注目，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它的造型以动静结合，寓雄奇于秀美之间，可谓巧夺天工。
四羊方尊
【注音】：sì yáng fāng zūn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属于礼器，祭祀用品。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四羊方尊的出土地湖南宁乡，由于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其出土青铜器被称为"宁乡青铜器群"。四羊方尊便是"宁乡青铜器群"的代表，也是宁乡出土最早的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绝大多数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特征一致。四羊方尊从造型与铸造特征方面考古学者认为是典型的商代青铜器，但出土地湖南当时是“荒蛮服地”如何会出土如此精美的商代青铜器？一般认为商文化南界到淮河流域。有些专家推测宁乡一带可能是商朝的一个方国；有人怀疑是后来带入湖南地域的，但是此类说法均缺乏相关的证据。
“尊”是一种盛酒器。尊一般为圆形、鼓腹、大口，也有少数方形尊。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尊”，常与“彝”并称成组的青铜礼器，此类器物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基本造型是侈口、高颈，圆腹或方腹、圈足较高。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尊的铸造盛期。以四羊方尊式的方形尊和觚式尊，共同特点是在器表的合范处多饰有凸起的棱脊，且通身雕满了精密繁缛的云雷纹、兽面纹、蕉叶纹，整个器物给人以雄浑厚重之感。
羊在古代寓意吉祥。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
类似像四羊方尊这样的商周时期青铜器大多属于国家文物，市场上不许流通。
德如羔羊——四羊方尊的文化解读
湖南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以羊为造型的器物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制作几近完美，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著名的四羊方尊。四羊方尊被认为是中国青铜铸造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这件器物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由于这件杰作达到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一度被误以为采取了新的铸造工艺。
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
首先，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商代国都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大量祭祀坑，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时期的一条有关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提到“卜用百犬、百羊”，另一条材料中提到“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作为祭祀的牺牲用量很大。
羊的个性也使之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中国古代一种独角怪兽獬豸也被认为与羊有关，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因此，后世以独角兽表示法律与公正。
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 大吉羊（祥）”，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在这里，羊与祥不仅仅是字的通假，而是羊身上被赋予的上述种种秉性使然。
羊是带角的动物。角是许多民族尤其是原始民族崇拜之物，人类创造的神里许多带角，如中国古代战神蚩尤就是著名的带角的神与祖先。
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即为人头上戴羊角，世界各原始民族习见用羊角、牛角、鹿角为饰物，其含义有：
1、最早头上戴角、身披兽皮是为了狩猎时诱惑野兽的需要；
2、氏族节庆日，参加舞蹈的人头上戴双角或有角假面；
3、阶级分化后，部落酋长、显贵才戴羊角，有表示权力与尊荣之意；
4、巫师礼神作法戴羊角帽；
5、氏族崇拜的神也有角。
羊在甲骨文中约有四十余种字形，字形最明显的共同特征便是突出双角。
古人有“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的说法，羊是各种艺术形式着力表现的对象。新石器时代有陶塑的羊，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山西曲沃北赵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晋侯夫人墓出土有玉羊、东汉有百戏吉祥画像石、东晋瓷器中有羊首壶。清代喜欢用三羊组成工艺品，意寓“三羊（阳）开泰”。
《易》中称羊者有三卦：〈兑〉为羊、〈夬〉中九四有“牵羊悔亡”、〈归妹〉上六有“士刲羊，无血。”羊在易学家的研究中被借为“阳”的象征符号。夏历正月为泰卦，六十四卦中，“泰”属三阳，“正月泰卦，三阳生于下，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之象”；此外，三阳在易卦中是初九、九二、九三爻，同属“阳”。故历来以“三阳开泰”为一年开头的吉祥语，有万物更新的象征意义。羊也是“和”文化的象征，古有“钟律和则玉羊见”的传说。因羊与阳在古音中同音可通假，加上羊形象可爱，性情柔中有刚，故人们以“羊”作“阳”的代号与具象符号，民间的绘画作品中，也用羊来表现“三阳开泰”、 九羊启泰的主题。
广州著名的五羊传说很美丽，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把五羊与五谷联系在一起，晋裴渊《广州记》“五羊衔谷萃于楚庭”，也许包含了一些今天无法穷究的古老文化密码。
有意思的是，羊在许多文化背景中都充当过特别角色，不同文化中，羊的象征意义有不同也有相似的地方。西方的传统中，山羊角是“太阳”，牛角是“月亮”，太阳说与中国古代“三羊（阳）开泰”演绎的羊与太阳的联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地中海文明中,头胎羔羊（或称为圣约翰的羔羊）,被视为春天胜利的象征。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各类场合中，小羔羊是祭献的牺牲，尤其是“神的羔羊”包括羔羊的血，有救世、驱邪的象征意义，原始的基督教教义甚至指基督为羔羊，约翰对耶稣就说过“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犹太教中用两只公山羊作“赎罪祭”，就是人们常说的“替罪羊”。
湖南出土的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一方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对于当年羊尊的所有者来说，不是一件不能说话的器物，而是自己及其家国之希望所系。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片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832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
[编辑本段]中国的鼎文化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中国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而其真正的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司母戊鼎便是最负盛名的四足大方鼎）
司母戊鼎简介
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原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此鼎形制雄伟，重达875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司母戊鼎的提手文饰同样精美。两只龙虎张开巨口，含着一个人头，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现在却有人推测，那个人是主持占卜的贞人，他主动将头伸入龙虎口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胆量和法力，使民众臣服于自己的各种命令，完全是可能的：当时的贞人出场时都牵着两头猛兽，在青铜器和甲骨文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案。
此鼎器形庞大浑厚，其腹部铸有“司母戊”3字，亦有人释作“后母戊”，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司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司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其他0.8%。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司母戊鼎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编辑本段]司母戊鼎的发现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是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农田中，被当地农民吴希增探寻到的。
自从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之后，质朴的当地农民逐渐意识到殷墟文物的价值，于是积极参加了探寻文物的活动。
1939年3月的一天上午，吴希增在吴培文的田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上来二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了刃，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他意识到探到宝物了。按当地规定，探宝不分地界，但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堵文商定之后，当晚便破土挖宝了。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到半夜时分，挖下约10米深，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只有一个鼎耳，另一个鼎耳不知去向，人们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估计，它在埋入地下之前，便被击断失落了。
铭文第二天夜里，吴希增组织了四十多人往上提，他们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粗约五厘米的麻绳，刚提了两三米，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此时，天将放亮，为防别人发现，又将洞口堵了起来。到了第三天夜里，吴希增再次召集村民们开始了提鼎。这次的办法是两根绳子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并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一点一点地往上抬，终于将这个特大方鼎弄出了地面。
[编辑本段]去向
方鼎的出土始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不久，驻安阳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长黑田荣次前来“参观”，后北平古董商萧寅卿也来秘密造访，并表示愿出20万银元购买，但要求村民将鼎砸成四至十块，以便分批装箱运走。村民受20万银元诱惑，真的开始肢解方鼎，先是用钢锯条锯，但由于方鼎的硬度高，没锯动。后来，村民认为把方鼎破坏了太可惜，还怕万一萧寅卿不要，不完整的方鼎会很难出手，于是村民停止肢解，又将方鼎埋入地下保存了起来。
后来，消息传到日伪宪兵队耳中，宪兵队多次前来搜寻。村民为了防止宝物被日本人抢去，便采取了迷惑敌人的办法：将方鼎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埋藏起来，而在原来埋藏方鼎的地方，埋藏了别的出土文物。日本宪兵找到这一埋藏地点，将这批文物抢劫而去，而方鼎得以保存下来。（砸下的鼎耳亦因为岁月而丢失）。1946年6月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于县政府处。同年十月底，为庆祝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驻军用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48年夏，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而国民政府终究因重量问题没有把其运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方鼎那失去的一只鼎耳一直没有找到，专家们仿照鼎上另一只鼎耳将它补铸上去，算是完整了。
相关事件
吴培文和司母戊鼎2000年，南京博物院技术部申报“泥范铸作司母戊鼎工艺研究”课题，并在2006年7月用仿古代的泥范铸作工艺初步铸成原大司母戊鼎。
为筹备殷墟申请联合国“世遗”评估行动，中国历史博物馆曾在2005年9月下旬把在北京秘藏的原鼎运回安阳殷墟博物馆一同展览近四个月，安阳市在殷墟举行盛大仪式，迎接阔别家乡59年的司母戊鼎在故里展出。当时是万人空巷迎宝鼎，至尊国宝现真容。殷墟在2006年7月13日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当年把原鼎收藏免被日军搜掠的42位村民之一的吴培文被增补为安阳市政协委员。
[编辑本段]国之象征
礼乐重器
提起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政权和社稷，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具有极其崇高的意义。
鼎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
相当于锅
鼎的常见器形为圆腹、两耳、三足、呈盆、盂状，也有少量呈斗状的四足方鼎。一般都较厚重。
人们在尊崇鼎的价值的时候，常常忘记了它本来的用途，其实它是一件炊器，多用于祭祀或典礼时盛煮鱼猪牛羊肉等食物，相当于现在的锅。
祭祀母亲
司母戊鼎因其腹内壁上有铭文“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纪念器物。
传奇经历
司母戊鼎是迄今出土的所有鼎中最大最重的，它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1939年3月，这只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足，便锯不断，于是悄悄地把鼎埋起来。后来消息走漏，日本人来搜索未成，便出价70万圆伪币收购，当地人们巧妙地送出另外一鼎，算将此鼎留下。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后来补上），先存放于安阳县政府。同年十月底，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当地驻军将大鼎作为寿礼，用专车运抵南京，蒋介石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值1948年夏，该鼎首次公开展出，蒋介石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可见受重视程度之高。后来，国民党政府曾想将此鼎运往台湾，终因过于困难，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建国后，此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已成为镇馆之宝。
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商朝）
通高58.3厘米
重达34公斤
1938年湖南省宁乡县出土
商代方尊的代表
铜尊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是一种饮酒用具。这件四羊方尊是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是国家特级文物.
浑然一体
尊的四肩、腹部及圈足设计成四个大卷角羊，增加了变化，在宁静中突出威严的感觉。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的中心线的合范处都是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同时也用以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感，增强了造型的气势。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因为技艺高明，使全器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动静结合
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有不少器物以其独特的造型而引人注目，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它的造型以动静结合，寓雄奇于秀美之间，可谓巧夺天工。
四羊方尊
【注音】：sì yáng fāng zūn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属于礼器，祭祀用品。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四羊方尊的出土地湖南宁乡，由于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其出土青铜器被称为"宁乡青铜器群"。四羊方尊便是"宁乡青铜器群"的代表，也是宁乡出土最早的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绝大多数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特征一致。四羊方尊从造型与铸造特征方面考古学者认为是典型的商代青铜器，但出土地湖南当时是“荒蛮服地”如何会出土如此精美的商代青铜器？一般认为商文化南界到淮河流域。有些专家推测宁乡一带可能是商朝的一个方国；有人怀疑是后来带入湖南地域的，但是此类说法均缺乏相关的证据。
“尊”是一种盛酒器。尊一般为圆形、鼓腹、大口，也有少数方形尊。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尊”，常与“彝”并称成组的青铜礼器，此类器物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基本造型是侈口、高颈，圆腹或方腹、圈足较高。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尊的铸造盛期。以四羊方尊式的方形尊和觚式尊，共同特点是在器表的合范处多饰有凸起的棱脊，且通身雕满了精密繁缛的云雷纹、兽面纹、蕉叶纹，整个器物给人以雄浑厚重之感。
羊在古代寓意吉祥。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
类似像四羊方尊这样的商周时期青铜器大多属于国家文物，市场上不许流通。
德如羔羊——四羊方尊的文化解读
湖南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以羊为造型的器物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制作几近完美，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著名的四羊方尊。四羊方尊被认为是中国青铜铸造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这件器物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由于这件杰作达到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一度被误以为采取了新的铸造工艺。
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
首先，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商代国都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大量祭祀坑，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时期的一条有关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提到“卜用百犬、百羊”，另一条材料中提到“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作为祭祀的牺牲用量很大。
羊的个性也使之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中国古代一种独角怪兽獬豸也被认为与羊有关，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因此，后世以独角兽表示法律与公正。
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 大吉羊（祥）”，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在这里，羊与祥不仅仅是字的通假，而是羊身上被赋予的上述种种秉性使然。
羊是带角的动物。角是许多民族尤其是原始民族崇拜之物，人类创造的神里许多带角，如中国古代战神蚩尤就是著名的带角的神与祖先。
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即为人头上戴羊角，世界各原始民族习见用羊角、牛角、鹿角为饰物，其含义有：
1、最早头上戴角、身披兽皮是为了狩猎时诱惑野兽的需要；
2、氏族节庆日，参加舞蹈的人头上戴双角或有角假面；
3、阶级分化后，部落酋长、显贵才戴羊角，有表示权力与尊荣之意；
4、巫师礼神作法戴羊角帽；
5、氏族崇拜的神也有角。
羊在甲骨文中约有四十余种字形，字形最明显的共同特征便是突出双角。
古人有“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的说法，羊是各种艺术形式着力表现的对象。新石器时代有陶塑的羊，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山西曲沃北赵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晋侯夫人墓出土有玉羊、东汉有百戏吉祥画像石、东晋瓷器中有羊首壶。清代喜欢用三羊组成工艺品，意寓“三羊（阳）开泰”。
《易》中称羊者有三卦：〈兑〉为羊、〈夬〉中九四有“牵羊悔亡”、〈归妹〉上六有“士刲羊，无血。”羊在易学家的研究中被借为“阳”的象征符号。夏历正月为泰卦，六十四卦中，“泰”属三阳，“正月泰卦，三阳生于下，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之象”；此外，三阳在易卦中是初九、九二、九三爻，同属“阳”。故历来以“三阳开泰”为一年开头的吉祥语，有万物更新的象征意义。羊也是“和”文化的象征，古有“钟律和则玉羊见”的传说。因羊与阳在古音中同音可通假，加上羊形象可爱，性情柔中有刚，故人们以“羊”作“阳”的代号与具象符号，民间的绘画作品中，也用羊来表现“三阳开泰”、 九羊启泰的主题。
广州著名的五羊传说很美丽，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把五羊与五谷联系在一起，晋裴渊《广州记》“五羊衔谷萃于楚庭”，也许包含了一些今天无法穷究的古老文化密码。
有意思的是，羊在许多文化背景中都充当过特别角色，不同文化中，羊的象征意义有不同也有相似的地方。西方的传统中，山羊角是“太阳”，牛角是“月亮”，太阳说与中国古代“三羊（阳）开泰”演绎的羊与太阳的联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地中海文明中,头胎羔羊（或称为圣约翰的羔羊）,被视为春天胜利的象征。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各类场合中，小羔羊是祭献的牺牲，尤其是“神的羔羊”包括羔羊的血，有救世、驱邪的象征意义，原始的基督教教义甚至指基督为羔羊，约翰对耶稣就说过“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犹太教中用两只公山羊作“赎罪祭”，就是人们常说的“替罪羊”。
湖南出土的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一方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对于当年羊尊的所有者来说，不是一件不能说话的器物，而是自己及其家国之希望所系。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09-10-16
我国夏商周春秋时期是青铜文明的繁荣时期，在此之间，最著名的有1.司母戊鼎2.四羊方尊3.青铜面具4.烧炭火的青铜器5.三星堆青铜立人像6.青铜神树。
1.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片农地中出土，因其鼎内部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约832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
2.四羊方尊（商朝）通高58.3厘米，重达34公斤，1938年湖南省宁乡县出土，商代方尊的代表。铜尊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是一种饮酒用具。这件四羊方尊是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是国家特级文物. （1）浑然一体.尊的四肩、腹部及圈足设计成四个大卷角羊，增加了变化，在宁静中突出威严的感觉。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的中心线的合范处都是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同时也用以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感，增强了造型的气势。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因为技艺高明，使全器有浑然一体的感觉。（2）动静结合。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有不少器物以其独特的造型而引人注目，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它的造型以动静结合，寓雄奇于秀美之间，可谓巧夺天工。
3.青铜面具。青铜面具是一种古代假面。1976年在陕西城固县苏村曾出土有殷商青铜面具二十三件，脸形有椭圆和圆形两种，目框深凹，眼球外凸，中有圆扎。两耳直立，悬鼻突起，透雕獠牙。脸壳外凸内凹，五官位置与人的面部相近。形状凶煞，可戴在面部。从这些面具的形制、特点看，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战争面具。青铜人面具（商，三星堆博物馆选送）：高22.5，宽42.5。面具呈方形，宽颐，广额，长眉，直鼻，长耳，耳廓较宽，耳垂有穿孔，耳前面颊的上、下及额部正中各錾凿一方孔。三星堆祭祀坑共出土人面具20余件，分大、中、小三型。该件人面具为中型面具。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延续时间近2000年，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这把四川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是上个世纪我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199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名单。
5.青铜立人像。青铜立人像高172厘米，底座高90厘米，通高261厘米 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整体由立人像和台座两大部分接铸而成。立人像头戴莲花状（代表日神）的兽面纹和回字纹高冠，后脑勺上铸有一凹痕，可能原有发簪之灯的饰物嵌于此。身着窄袖与半臂式右衽套装上衣三件。最外一层为单袖半臂式连肩衣，衣上佩方格状类 似编织而成的"绶带"，"绶带"两端在背心处结襻，襻上饰物已脱。衣左侧有两 组相同的龙纹，每组为两条，呈"已"字相背状。衣服右衽前后两边各有竖行的两 组纹饰图案，一组为横倒的蝉纹，另一组为虫纹和目纹（甲骨文和西周金文蜀字是 由目和虫组成）相间的纹饰。中间一层为V形领，短袖。衣左背后有一卷龙纹。最 里一层深衣分前后裾，前裾短而平整，后裾长，两侧摆角下垂近脚踝。在前后裾上 有头戴锯齿形冠的兽面纹。脚戴镯，赤足立于兽面台座上。
6.青铜神树。树干高384厘米，通高396厘米 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树由树座和树干两部分组成。树座略呈圆锥状，底座呈圆环形，上饰云气纹，底座之上为三山相连状，山上亦有云气纹。树干接铸于山顶正中，干直，树根外露。树干上有三层树枝，每层为三枝丫，枝丫端部长有果实，一果枝上扬，果上站立一鸟，两果枝下垂。在树桠和果托下分别铸有火轮。在树的一侧，有一条龙援树而下，龙身呈辫索状马面头，剑状羽翅。从造型来看，该青铜神树应是代表东 方的神木“扶桑”。
谢绝抄袭！！！
1.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片农地中出土，因其鼎内部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约832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
2.四羊方尊（商朝）通高58.3厘米，重达34公斤，1938年湖南省宁乡县出土，商代方尊的代表。铜尊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是一种饮酒用具。这件四羊方尊是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是国家特级文物. （1）浑然一体.尊的四肩、腹部及圈足设计成四个大卷角羊，增加了变化，在宁静中突出威严的感觉。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的中心线的合范处都是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同时也用以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感，增强了造型的气势。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因为技艺高明，使全器有浑然一体的感觉。（2）动静结合。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有不少器物以其独特的造型而引人注目，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它的造型以动静结合，寓雄奇于秀美之间，可谓巧夺天工。
3.青铜面具。青铜面具是一种古代假面。1976年在陕西城固县苏村曾出土有殷商青铜面具二十三件，脸形有椭圆和圆形两种，目框深凹，眼球外凸，中有圆扎。两耳直立，悬鼻突起，透雕獠牙。脸壳外凸内凹，五官位置与人的面部相近。形状凶煞，可戴在面部。从这些面具的形制、特点看，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战争面具。青铜人面具（商，三星堆博物馆选送）：高22.5，宽42.5。面具呈方形，宽颐，广额，长眉，直鼻，长耳，耳廓较宽，耳垂有穿孔，耳前面颊的上、下及额部正中各錾凿一方孔。三星堆祭祀坑共出土人面具20余件，分大、中、小三型。该件人面具为中型面具。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延续时间近2000年，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这把四川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是上个世纪我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199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名单。
5.青铜立人像。青铜立人像高172厘米，底座高90厘米，通高261厘米 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整体由立人像和台座两大部分接铸而成。立人像头戴莲花状（代表日神）的兽面纹和回字纹高冠，后脑勺上铸有一凹痕，可能原有发簪之灯的饰物嵌于此。身着窄袖与半臂式右衽套装上衣三件。最外一层为单袖半臂式连肩衣，衣上佩方格状类 似编织而成的"绶带"，"绶带"两端在背心处结襻，襻上饰物已脱。衣左侧有两 组相同的龙纹，每组为两条，呈"已"字相背状。衣服右衽前后两边各有竖行的两 组纹饰图案，一组为横倒的蝉纹，另一组为虫纹和目纹（甲骨文和西周金文蜀字是 由目和虫组成）相间的纹饰。中间一层为V形领，短袖。衣左背后有一卷龙纹。最 里一层深衣分前后裾，前裾短而平整，后裾长，两侧摆角下垂近脚踝。在前后裾上 有头戴锯齿形冠的兽面纹。脚戴镯，赤足立于兽面台座上。
6.青铜神树。树干高384厘米，通高396厘米 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树由树座和树干两部分组成。树座略呈圆锥状，底座呈圆环形，上饰云气纹，底座之上为三山相连状，山上亦有云气纹。树干接铸于山顶正中，干直，树根外露。树干上有三层树枝，每层为三枝丫，枝丫端部长有果实，一果枝上扬，果上站立一鸟，两果枝下垂。在树桠和果托下分别铸有火轮。在树的一侧，有一条龙援树而下，龙身呈辫索状马面头，剑状羽翅。从造型来看，该青铜神树应是代表东 方的神木“扶桑”。
谢绝抄袭！！！
第3个回答 2009-10-14
四羊方尊（商朝）
通高58.3厘米
重达34公斤
1938年湖南省宁乡县出土
商代方尊的代表
铜尊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是一种饮酒用具。这件四羊方尊是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是国家特级文物.
浑然一体
尊的四肩、腹部及圈足设计成四个大卷角羊，增加了变化，在宁静中突出威严的感觉。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的中心线的合范处都是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同时也用以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感，增强了造型的气势。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因为技艺高明，使全器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动静结合
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有不少器物以其独特的造型而引人注目，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它的造型以动静结合，寓雄奇于秀美之间，可谓巧夺天工。
四羊方尊
【注音】：sì yáng fāng zūn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属于礼器，祭祀用品。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四羊方尊的出土地湖南宁乡，由于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其出土青铜器被称为"宁乡青铜器群"。四羊方尊便是"宁乡青铜器群"的代表，也是宁乡出土最早的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绝大多数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特征一致。四羊方尊从造型与铸造特征方面考古学者认为是典型的商代青铜器，但出土地湖南当时是“荒蛮服地”如何会出土如此精美的商代青铜器？一般认为商文化南界到淮河流域。有些专家推测宁乡一带可能是商朝的一个方国；有人怀疑是后来带入湖南地域的，但是此类说法均缺乏相关的证据。
“尊”是一种盛酒器。尊一般为圆形、鼓腹、大口，也有少数方形尊。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尊”，常与“彝”并称成组的青铜礼器，此类器物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基本造型是侈口、高颈，圆腹或方腹、圈足较高。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尊的铸造盛期。以四羊方尊式的方形尊和觚式尊，共同特点是在器表的合范处多饰有凸起的棱脊，且通身雕满了精密繁缛的云雷纹、兽面纹、蕉叶纹，整个器物给人以雄浑厚重之感。
羊在古代寓意吉祥。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
类似像四羊方尊这样的商周时期青铜器大多属于国家文物，市场上不许流通。
德如羔羊——四羊方尊的文化解读
湖南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以羊为造型的器物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制作几近完美，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著名的四羊方尊。四羊方尊被认为是中国青铜铸造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这件器物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由于这件杰作达到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一度被误以为采取了新的铸造工艺。
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
首先，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商代国都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大量祭祀坑，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时期的一条有关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提到“卜用百犬、百羊”，另一条材料中提到“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作为祭祀的牺牲用量很大。
羊的个性也使之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中国古代一种独角怪兽獬豸也被认为与羊有关，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因此，后世以独角兽表示法律与公正。
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 大吉羊（祥）”，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在这里，羊与祥不仅仅是字的通假，而是羊身上被赋予的上述种种秉性使然。
羊是带角的动物。角是许多民族尤其是原始民族崇拜之物，人类创造的神里许多带角，如中国古代战神蚩尤就是著名的带角的神与祖先。
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即为人头上戴羊角，世界各原始民族习见用羊角、牛角、鹿角为饰物，其含义有：
1、最早头上戴角、身披兽皮是为了狩猎时诱惑野兽的需要；
2、氏族节庆日，参加舞蹈的人头上戴双角或有角假面；
3、阶级分化后，部落酋长、显贵才戴羊角，有表示权力与尊荣之意；
4、巫师礼神作法戴羊角帽；
5、氏族崇拜的神也有角。
羊在甲骨文中约有四十余种字形，字形最明显的共同特征便是突出双角。
古人有“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的说法，羊是各种艺术形式着力表现的对象。新石器时代有陶塑的羊，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山西曲沃北赵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晋侯夫人墓出土有玉羊、东汉有百戏吉祥画像石、东晋瓷器中有羊首壶。清代喜欢用三羊组成工艺品，意寓“三羊（阳）开泰”。
《易》中称羊者有三卦：〈兑〉为羊、〈夬〉中九四有“牵羊悔亡”、〈归妹〉上六有“士刲羊，无血。”羊在易学家的研究中被借为“阳”的象征符号。夏历正月为泰卦，六十四卦中，“泰”属三阳，“正月泰卦，三阳生于下，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之象”；此外，三阳在易卦中是初九、九二、九三爻，同属“阳”。故历来以“三阳开泰”为一年开头的吉祥语，有万物更新的象征意义。羊也是“和”文化的象征，古有“钟律和则玉羊见”的传说。因羊与阳在古音中同音可通假，加上羊形象可爱，性情柔中有刚，故人们以“羊”作“阳”的代号与具象符号，民间的绘画作品中，也用羊来表现“三阳开泰”、 九羊启泰的主题。
广州著名的五羊传说很美丽，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把五羊与五谷联系在一起，晋裴渊《广州记》“五羊衔谷萃于楚庭”，也许包含了一些今天无法穷究的古老文化密码。
有意思的是，羊在许多文化背景中都充当过特别角色，不同文化中，羊的象征意义有不同也有相似的地方。西方的传统中，山羊角是“太阳”，牛角是“月亮”，太阳说与中国古代“三羊（阳）开泰”演绎的羊与太阳的联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地中海文明中,头胎羔羊（或称为圣约翰的羔羊）,被视为春天胜利的象征。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各类场合中，小羔羊是祭献的牺牲，尤其是“神的羔羊”包括羔羊的血，有救世、驱邪的象征意义，原始的基督教教义甚至指基督为羔羊，约翰对耶稣就说过“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犹太教中用两只公山羊作“赎罪祭”，就是人们常说的“替罪羊”。
湖南出土的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一方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对于当年羊尊的所有者来说，不是一件不能说话的器物，而是自己及其家国之希望所系。
通高58.3厘米
重达34公斤
1938年湖南省宁乡县出土
商代方尊的代表
铜尊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是一种饮酒用具。这件四羊方尊是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是国家特级文物.
浑然一体
尊的四肩、腹部及圈足设计成四个大卷角羊，增加了变化，在宁静中突出威严的感觉。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的中心线的合范处都是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同时也用以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感，增强了造型的气势。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因为技艺高明，使全器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动静结合
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有不少器物以其独特的造型而引人注目，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它的造型以动静结合，寓雄奇于秀美之间，可谓巧夺天工。
四羊方尊
【注音】：sì yáng fāng zūn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属于礼器，祭祀用品。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四羊方尊的出土地湖南宁乡，由于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其出土青铜器被称为"宁乡青铜器群"。四羊方尊便是"宁乡青铜器群"的代表，也是宁乡出土最早的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绝大多数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特征一致。四羊方尊从造型与铸造特征方面考古学者认为是典型的商代青铜器，但出土地湖南当时是“荒蛮服地”如何会出土如此精美的商代青铜器？一般认为商文化南界到淮河流域。有些专家推测宁乡一带可能是商朝的一个方国；有人怀疑是后来带入湖南地域的，但是此类说法均缺乏相关的证据。
“尊”是一种盛酒器。尊一般为圆形、鼓腹、大口，也有少数方形尊。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尊”，常与“彝”并称成组的青铜礼器，此类器物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基本造型是侈口、高颈，圆腹或方腹、圈足较高。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尊的铸造盛期。以四羊方尊式的方形尊和觚式尊，共同特点是在器表的合范处多饰有凸起的棱脊，且通身雕满了精密繁缛的云雷纹、兽面纹、蕉叶纹，整个器物给人以雄浑厚重之感。
羊在古代寓意吉祥。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
类似像四羊方尊这样的商周时期青铜器大多属于国家文物，市场上不许流通。
德如羔羊——四羊方尊的文化解读
湖南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以羊为造型的器物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制作几近完美，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著名的四羊方尊。四羊方尊被认为是中国青铜铸造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这件器物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由于这件杰作达到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一度被误以为采取了新的铸造工艺。
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
首先，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商代国都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大量祭祀坑，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时期的一条有关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提到“卜用百犬、百羊”，另一条材料中提到“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作为祭祀的牺牲用量很大。
羊的个性也使之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中国古代一种独角怪兽獬豸也被认为与羊有关，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因此，后世以独角兽表示法律与公正。
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 大吉羊（祥）”，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在这里，羊与祥不仅仅是字的通假，而是羊身上被赋予的上述种种秉性使然。
羊是带角的动物。角是许多民族尤其是原始民族崇拜之物，人类创造的神里许多带角，如中国古代战神蚩尤就是著名的带角的神与祖先。
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即为人头上戴羊角，世界各原始民族习见用羊角、牛角、鹿角为饰物，其含义有：
1、最早头上戴角、身披兽皮是为了狩猎时诱惑野兽的需要；
2、氏族节庆日，参加舞蹈的人头上戴双角或有角假面；
3、阶级分化后，部落酋长、显贵才戴羊角，有表示权力与尊荣之意；
4、巫师礼神作法戴羊角帽；
5、氏族崇拜的神也有角。
羊在甲骨文中约有四十余种字形，字形最明显的共同特征便是突出双角。
古人有“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的说法，羊是各种艺术形式着力表现的对象。新石器时代有陶塑的羊，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山西曲沃北赵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晋侯夫人墓出土有玉羊、东汉有百戏吉祥画像石、东晋瓷器中有羊首壶。清代喜欢用三羊组成工艺品，意寓“三羊（阳）开泰”。
《易》中称羊者有三卦：〈兑〉为羊、〈夬〉中九四有“牵羊悔亡”、〈归妹〉上六有“士刲羊，无血。”羊在易学家的研究中被借为“阳”的象征符号。夏历正月为泰卦，六十四卦中，“泰”属三阳，“正月泰卦，三阳生于下，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之象”；此外，三阳在易卦中是初九、九二、九三爻，同属“阳”。故历来以“三阳开泰”为一年开头的吉祥语，有万物更新的象征意义。羊也是“和”文化的象征，古有“钟律和则玉羊见”的传说。因羊与阳在古音中同音可通假，加上羊形象可爱，性情柔中有刚，故人们以“羊”作“阳”的代号与具象符号，民间的绘画作品中，也用羊来表现“三阳开泰”、 九羊启泰的主题。
广州著名的五羊传说很美丽，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把五羊与五谷联系在一起，晋裴渊《广州记》“五羊衔谷萃于楚庭”，也许包含了一些今天无法穷究的古老文化密码。
有意思的是，羊在许多文化背景中都充当过特别角色，不同文化中，羊的象征意义有不同也有相似的地方。西方的传统中，山羊角是“太阳”，牛角是“月亮”，太阳说与中国古代“三羊（阳）开泰”演绎的羊与太阳的联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地中海文明中,头胎羔羊（或称为圣约翰的羔羊）,被视为春天胜利的象征。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各类场合中，小羔羊是祭献的牺牲，尤其是“神的羔羊”包括羔羊的血，有救世、驱邪的象征意义，原始的基督教教义甚至指基督为羔羊，约翰对耶稣就说过“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犹太教中用两只公山羊作“赎罪祭”，就是人们常说的“替罪羊”。
湖南出土的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一方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对于当年羊尊的所有者来说，不是一件不能说话的器物，而是自己及其家国之希望所系。
第4个回答 2009-10-07
酗亚方尊 容酒器。商代晚期铸品。清宫旧物，现藏故宫博物院。原器通高45.5厘米，宽38厘米。大敞口，宽折肩，高圈足。肩四隅有四立体有角象首，肩中部有四双角分叉龙首。颈饰蕉叶纹，肩及圈足饰鸟纹。腹部与圈足有曲折角型大兽面纹，圈足曲折角雕成龙形。器四隅及每壁中心线皆设有棱脊，上端侈出器口，形象庄严
龙虎尊 商器。原器一九五七年出土于安徽阜南县。器高五十点五厘米，口径四十四点九厘米，重约二十公斤，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宽折肩、深腹、圈足，体形较高大的盛酒器。龙虎尊的肩部饰以三条蜿蜒向前的龙，龙头突出肩外。腹部纹饰为一个虎头两个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头衔于虎口之中。虎身下方以扉棱为界，饰两夔龙相对组成的兽面。圈足上部有弦纹，并开有十字形镂孔。 龙虎尊纹饰的主题是"虎口衔人"。关于这一主题，有人认为：在这里，"人"应是那些奴隶，"虎口衔人"反映奴隶社会的残酷、恐怖。对于这种传统的解释，另外一些考古学家则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应该是在表现一种巫术主题。青铜器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礼器，这样的纹饰应是巫师作法的情景纪实。张开的虎口在古代是分割生死两界的象征，虎口下的人很可能就是巫师，巫师在祭祀中通过老虎的帮助而表现出一种能够通天地、感鬼神的能力。"虎口衔人"这一图案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还不能做出精确的解释，但在当时一定是和某种神话和宗教信仰相联系的，在祭祀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尊是商代青铜器中与四羊方尊齐名的珍品
龙虎尊 商器。原器一九五七年出土于安徽阜南县。器高五十点五厘米，口径四十四点九厘米，重约二十公斤，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宽折肩、深腹、圈足，体形较高大的盛酒器。龙虎尊的肩部饰以三条蜿蜒向前的龙，龙头突出肩外。腹部纹饰为一个虎头两个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头衔于虎口之中。虎身下方以扉棱为界，饰两夔龙相对组成的兽面。圈足上部有弦纹，并开有十字形镂孔。 龙虎尊纹饰的主题是"虎口衔人"。关于这一主题，有人认为：在这里，"人"应是那些奴隶，"虎口衔人"反映奴隶社会的残酷、恐怖。对于这种传统的解释，另外一些考古学家则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应该是在表现一种巫术主题。青铜器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礼器，这样的纹饰应是巫师作法的情景纪实。张开的虎口在古代是分割生死两界的象征，虎口下的人很可能就是巫师，巫师在祭祀中通过老虎的帮助而表现出一种能够通天地、感鬼神的能力。"虎口衔人"这一图案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还不能做出精确的解释，但在当时一定是和某种神话和宗教信仰相联系的，在祭祀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尊是商代青铜器中与四羊方尊齐名的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