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学的我也略知皮毛，有对儒学至深的朋友给点见解
对于实践生活的运用也给点宝贵的意见
儒家哲学注重人的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仁”意谓人与人之间所应建立的一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讲礼貌。朋友之间真诚、守信用，“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待其他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人要有抱负而有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尊重知识，“朝闻道，夕死可矣。”，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提倡人要到达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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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4-02-25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
第2个回答 2014-02-25
儒家学派的一般特色
它是一种重视今生及关心社会的学说。孔子致力于在封建的体制内，或封建与公卿大夫制的体制内，追求社会的公正平允，他大概不以为当代的弊病可于封建制度之外谋纠正。毋宁可说他主张回到最纯粹的古圣先王之道。在他那时代很自然的将理想的历史来支持伦理的观念，孔子尝自说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要了解孔子，必先明了他的时代。孔子对于治理庶事的兴趣，似乎枯燥平庸。但我们要了解他是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国与国之间时起干戈，小者弱者成为大国的战场，法律与秩序只凭个人的武力与诡谋来维系。贵族的狩猎，战争，与骄奢的生活，使得平民困苦，生命犹如草芥，对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孔子的思想有其革命性的，虽然论语里有许多对于君主及公卿的话，在今日读起来，似乎是“迂腐的训词”。只要我们了解这时代背景，便可了解这些是对于当时的弱点及罪恶所作的剀切谴责之词，并且所谴责的人物都有权有势，能够轻易的将他杀害。
孔子无疑的是个最伟大的教育家。在他之前我们只知道有教射的学校。他是第一个人明白的说“有教无类”。受教于他，准备从政及从事外交的人，都可不必顾虑到家世出身。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日后仕宦制度的起源，有志于学的人便可不必问身世，以学者或官吏的身份，为君主服务。孔子常言从政的荣誉。至于孔子如何教诲他的弟子，可从他的弟子曾参所说的知其梗概。曾子曰：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在另一处，孔子答问“仁”曰：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孔门弟子前期者多任列国之公卿，后期者多从事教育及社会哲学。姓名事业可考者颇不乏人。
使教育不受阶级特权的限制，没有问题，是个具有革命性的主张。固然这个主张导致学优而仕的官僚政治，如前面所说但也含有近代民主主义之要素。关于孔子究竟具有若何程度的真正民主思想，论者的意见甚不一致，但这个问题却是我们当明了的，因为民主思想与自然科学，从社会学观点着眼，有重要的关系。顾颉刚７认为孔子根本是支持封建社会的；梅思平１认为他是大反革命者。在中国这个问题自然与当前的政治问题及守旧人士的尊孔极有关系。但有其他学者，如郭××则着重孔子生活与学说中的革命思想，并以孔子的同情于鲁国三桓的叛臣为例。
孔氏门徒且有被指为鼓动叛乱者见墨子与庄子，墨氏与庄氏门徒是深知叛乱起于民不聊生的。第一个揭竿而起叛秦的陈胜，自称“张楚王”，他就是以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为其谋士，此学人于公元前２０８年陈胜败亡时死之，孔氏与墨氏门徒曾有多人趋附于他的旗帜下。
孔子似乎是主张治理国家应以全民的福利与快乐为依归。达到此目的之方法，不是严格执行人为的法令，而是要善于运用视同天道天然法令的良好风俗习惯，能运用得宜的人需具有真正的智慧，学识与同情。这样的人才必广事寻求。治世才子，不需要门第地位与财富，他只需要适当的品格与学识，这是良好教育所能培养的，所以教育应当普及。
由以上所说，可得一个对于科学有重要意义的结论。倘使人人可受教育，则每个人都能认识真理，只需要教育，经验与才能，增加他的辨识能力，他便可成为“观察集团”之一员。儒家学者了解这个智识的民主主义而且孔子常训告他的弟子“多闻阙疑”，并称许“史之阙文”宁留空白，不勉强写入疑似之辞。且曾说；
“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对于现代从事科学的学者，这是一句很好的训词。但早期的儒家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比起对人事的兴趣少得多。孔子曾勉励其弟子学诗，举列其他理由之外，说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也曾说同意南方人的谚语“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有迹象显示孔子大弟子之一曾参，对于科学有兴趣，可与后来的自然学派阴阳家比拟。但亦只有如此。
儒家认为宇宙天、以道德为经纬。他们所谓“道”，主要的意思是指人世社会里理想的境界。这个意思在他们对于精神世界及对于知识的态度昭示明显。他们固然没有将个人与社会的人分开，也未曾将社会的人从整个的自然界分开，可是他们素来的主张是研究人类的唯一正当对象是人的本身。
所以在整个中国历史里，儒家对于那些以科学来了解自然，及寻求工艺的科学根据及发扬工艺的技术都持反对的立场。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这还可认为是对于传统的技术人的谦词，但不幸的是下面几句：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若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可是两千年的历史显示礼、义、信、三者不足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虽然如此，孔子的主张有其伟大之点。兹再征引几句，以示孔子的关心社会。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
“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
“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在早期儒家学说中，道德与政治视为合一不分，主政者视同家长，君正则民无不正。至于何者是德性，和平公正，意至明确绝无模棱。依据论语某章较后之儒但犹在汉代之前发挥“正名”学说。此学说在纪元前三世纪之荀子荀卿学派最著称。名词使用之慎重，含义之深刻，可于古史春秋所载三十六个君主被杀之纪载见之。或曰“被弑”含有杀者有罪之义，或曰“被杀”含有杀者合法之义。杀者所以被认为合法，因为被杀者失其为君之道。孔子的学识具有民主思想，认为一国之君，名为受命于天，实为得之于人民，有天命自我民命之意。此学说在孔子之后的一百年，孔学传人孟子，特加发挥。在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宗教学家所争辩的人民是否有权利对于不遵守教义的君主反叛问题，在两千年前儒家早有定论。儒家对此问题之革命倾向，同时又主张保持正统后来之儒家多作如此主张大概是因素之一，使后世之士大夫可以不为朝代更易所困扰。
下列几段言论可印证以上所说：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子游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至于孔子如何训练他的门徒以仕宦之道，可于下列两段见之：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所言的“道”是社会中人与人正当相处之道，是以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这就是一个合作社会的道理，在如此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而没有冲突。但这被认为是包含在整个自然的道理中，所以人的善良与利群，是与宇宙间最高的权威相配合，这个最高的权威已不是远古所想像的人与物，而是个抽象得令人敬畏的“天”。孔子自己认为天“知道”并且“赞许”他的事业。在中庸那书里，宇宙的一贯道理说得明白：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蚊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心目中有了这个大自然的图案，我们当继续看孔子所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这是人之性善或性恶大辩论的起点。中国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曾费了不少心思，我们将不久回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与科学思想很有关系。
它是一种重视今生及关心社会的学说。孔子致力于在封建的体制内，或封建与公卿大夫制的体制内，追求社会的公正平允，他大概不以为当代的弊病可于封建制度之外谋纠正。毋宁可说他主张回到最纯粹的古圣先王之道。在他那时代很自然的将理想的历史来支持伦理的观念，孔子尝自说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要了解孔子，必先明了他的时代。孔子对于治理庶事的兴趣，似乎枯燥平庸。但我们要了解他是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国与国之间时起干戈，小者弱者成为大国的战场，法律与秩序只凭个人的武力与诡谋来维系。贵族的狩猎，战争，与骄奢的生活，使得平民困苦，生命犹如草芥，对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孔子的思想有其革命性的，虽然论语里有许多对于君主及公卿的话，在今日读起来，似乎是“迂腐的训词”。只要我们了解这时代背景，便可了解这些是对于当时的弱点及罪恶所作的剀切谴责之词，并且所谴责的人物都有权有势，能够轻易的将他杀害。
孔子无疑的是个最伟大的教育家。在他之前我们只知道有教射的学校。他是第一个人明白的说“有教无类”。受教于他，准备从政及从事外交的人，都可不必顾虑到家世出身。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日后仕宦制度的起源，有志于学的人便可不必问身世，以学者或官吏的身份，为君主服务。孔子常言从政的荣誉。至于孔子如何教诲他的弟子，可从他的弟子曾参所说的知其梗概。曾子曰：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在另一处，孔子答问“仁”曰：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孔门弟子前期者多任列国之公卿，后期者多从事教育及社会哲学。姓名事业可考者颇不乏人。
使教育不受阶级特权的限制，没有问题，是个具有革命性的主张。固然这个主张导致学优而仕的官僚政治，如前面所说但也含有近代民主主义之要素。关于孔子究竟具有若何程度的真正民主思想，论者的意见甚不一致，但这个问题却是我们当明了的，因为民主思想与自然科学，从社会学观点着眼，有重要的关系。顾颉刚７认为孔子根本是支持封建社会的；梅思平１认为他是大反革命者。在中国这个问题自然与当前的政治问题及守旧人士的尊孔极有关系。但有其他学者，如郭××则着重孔子生活与学说中的革命思想，并以孔子的同情于鲁国三桓的叛臣为例。
孔氏门徒且有被指为鼓动叛乱者见墨子与庄子，墨氏与庄氏门徒是深知叛乱起于民不聊生的。第一个揭竿而起叛秦的陈胜，自称“张楚王”，他就是以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为其谋士，此学人于公元前２０８年陈胜败亡时死之，孔氏与墨氏门徒曾有多人趋附于他的旗帜下。
孔子似乎是主张治理国家应以全民的福利与快乐为依归。达到此目的之方法，不是严格执行人为的法令，而是要善于运用视同天道天然法令的良好风俗习惯，能运用得宜的人需具有真正的智慧，学识与同情。这样的人才必广事寻求。治世才子，不需要门第地位与财富，他只需要适当的品格与学识，这是良好教育所能培养的，所以教育应当普及。
由以上所说，可得一个对于科学有重要意义的结论。倘使人人可受教育，则每个人都能认识真理，只需要教育，经验与才能，增加他的辨识能力，他便可成为“观察集团”之一员。儒家学者了解这个智识的民主主义而且孔子常训告他的弟子“多闻阙疑”，并称许“史之阙文”宁留空白，不勉强写入疑似之辞。且曾说；
“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对于现代从事科学的学者，这是一句很好的训词。但早期的儒家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比起对人事的兴趣少得多。孔子曾勉励其弟子学诗，举列其他理由之外，说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也曾说同意南方人的谚语“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有迹象显示孔子大弟子之一曾参，对于科学有兴趣，可与后来的自然学派阴阳家比拟。但亦只有如此。
儒家认为宇宙天、以道德为经纬。他们所谓“道”，主要的意思是指人世社会里理想的境界。这个意思在他们对于精神世界及对于知识的态度昭示明显。他们固然没有将个人与社会的人分开，也未曾将社会的人从整个的自然界分开，可是他们素来的主张是研究人类的唯一正当对象是人的本身。
所以在整个中国历史里，儒家对于那些以科学来了解自然，及寻求工艺的科学根据及发扬工艺的技术都持反对的立场。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这还可认为是对于传统的技术人的谦词，但不幸的是下面几句：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若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可是两千年的历史显示礼、义、信、三者不足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虽然如此，孔子的主张有其伟大之点。兹再征引几句，以示孔子的关心社会。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
“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
“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在早期儒家学说中，道德与政治视为合一不分，主政者视同家长，君正则民无不正。至于何者是德性，和平公正，意至明确绝无模棱。依据论语某章较后之儒但犹在汉代之前发挥“正名”学说。此学说在纪元前三世纪之荀子荀卿学派最著称。名词使用之慎重，含义之深刻，可于古史春秋所载三十六个君主被杀之纪载见之。或曰“被弑”含有杀者有罪之义，或曰“被杀”含有杀者合法之义。杀者所以被认为合法，因为被杀者失其为君之道。孔子的学识具有民主思想，认为一国之君，名为受命于天，实为得之于人民，有天命自我民命之意。此学说在孔子之后的一百年，孔学传人孟子，特加发挥。在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宗教学家所争辩的人民是否有权利对于不遵守教义的君主反叛问题，在两千年前儒家早有定论。儒家对此问题之革命倾向，同时又主张保持正统后来之儒家多作如此主张大概是因素之一，使后世之士大夫可以不为朝代更易所困扰。
下列几段言论可印证以上所说：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子游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至于孔子如何训练他的门徒以仕宦之道，可于下列两段见之：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所言的“道”是社会中人与人正当相处之道，是以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这就是一个合作社会的道理，在如此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而没有冲突。但这被认为是包含在整个自然的道理中，所以人的善良与利群，是与宇宙间最高的权威相配合，这个最高的权威已不是远古所想像的人与物，而是个抽象得令人敬畏的“天”。孔子自己认为天“知道”并且“赞许”他的事业。在中庸那书里，宇宙的一贯道理说得明白：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蚊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心目中有了这个大自然的图案，我们当继续看孔子所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这是人之性善或性恶大辩论的起点。中国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曾费了不少心思，我们将不久回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与科学思想很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