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看待中西文化交流

回顾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不经意间你会注意他们的身影——传教士，近代历史长河里，他们充当了先锋，为传播西方文化和思想而积极奔走，穿梭于各大场合，给中西文化交流留下了一笔难于抹去的重彩。西方传教士，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下，史学界对西方传教士的研究,日益深入，并希望以此为借鉴，探索出一条适合当今中西文化交流的道路，进一步促进中西文化繁荣和发展。那如何辨证地看待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及其作用则显得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一枚硬币分正反二面，而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锋——传教士，他们的传教对中西文化交流也存在利弊这方面。而这篇文章讨论的主旨是为需求当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部分借鉴，以此在看待近代传教士对中西文化的影响方面，主要侧重于积极影响。 一、 中西接触的先锋。 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既有西方政治上的对峙、军事上的冲突等显性背景原因,也有佛儒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对异域文化的排外性影响等内隐性原因。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由来已久。清初由于罗马教廷与清政府的“礼仪之争”,康熙帝遂下令禁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此后清政府又进一步强化禁教令,因此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可谓举步维艰。 从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大门紧紧关闭着,西方传教士虽屡遭摒弃,但仍不断来轻叩关门。代表人物有：利马窦、汤若望、马礼逊、洪若翰、罗德先、李损摩太等。以利马窦、汤若望和马礼逊为例。 1577 年利玛窦被派到东方传教，一开始利马窦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策略，决定采取曲线传教的方针，先向公众开放图书室、展示地图、宣传西方科技等，然后再伺机行事，马上就改变了处境。利玛窦的这些行动不仅吸引了很多平民百姓，而且也招来了很多知识分子，招至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瞿学会并亲手制作了天球仪、星盘。[3]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有知名学者顾起元、知府王泮、著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及他的两个学生和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而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中国的境遇。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著作有《远镜说》、《主制群征》、《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策：“一、《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和《崇祯历书》有关。明末汤若望还撰写了对西洋火炮的整个制造工艺的《火攻挈要》一书。 1807年,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作新的努力。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来到中国,此后美国的美部会、圣公会、长老会、美以美会等也纷纷派员来华传教。直到鸦片战争,香港割让、五口开埠通商后,有了条约保障的传教士们才将活动基地迁到这些地方,以后,又往内陆腹地迁移。这期间,除了传教士们的悉心传教布道,直接影响信众外,他们还出版了大量的宗教书籍。有的学者统计,仅在1843-1860年,香港、

广州、厦门、宁波、福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就有434种书籍出版,其中宗教书籍329种,占总数的75.8%。这在当时我国报刊出版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在西方宗教文化并不为多数中国人所知的情况下,其影响是颇大的。历史地考察我国基督教文化的渊源,西方传教士把西方的宗教介绍到中国,不仅使中国近代宗教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更给博大浩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增添了新的内容。西方传教士的努力对我国宗教文化以至民族文化的丰富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西学东渐的实践 19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创办学校、出版书籍报刊,揭开了近代西学东渐的序幕。传教士即担当西学东渐的实践者。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取得惊人的发展。1889年,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不到一万七千人。到1918年,教会学校约一万三千所,学生总数约三十五万名。估计到1926年,教会学校总数约达一万五千所,学生共约八十万名。而到了1937年,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估计总数约一百万名,其中大学生约八千名,中学生约九万名,其余为小学生及一些神学院校学生。其中基督教重点放在大学,天主教则放在小学和神学。另据统计,在1914年,教会学校有一万二千多所,学生约二十五万名;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五万七千二百六十七所,学生共约一百六十三万名,与教会学校的比例:学校是五比一,学生是六比一,由此可见教会教育在当时的比重了。教会特别重视高等教育事业。据1917年日人统计,在外国人办的初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学生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而在外人办的高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新式学校学生总数的80%。除普通教育外,在针对残疾人所进行的特殊教育方面,基督教会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首创之功,不可磨灭。所有这些学校的设立,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学术,引进西方新式教育体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无疑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其对几千年的旧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最早的近代报刊是由外国传教士马礼逊创办的。此后,各国传教士相继在南洋和中国创办了一批中文报刊。鸦片战争后,更多的外国传教士、商人进入中国,外人创办的各类报刊也大量增加。据统计,1842年到戊戌变法前后,外人在华创办的报刊达170多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教会新报》(后改名《万国公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创办的《中西闻见录》(后改名为《格致汇编》)、英国商人美查兄弟在上海创办的《申报》等。这些报刊在宣传宗教、进行殖民教育的同时,也宣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为中国人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途径。洋务运动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在这时期,西学通过遍布各地的新式学堂、各种近代报刊和品种繁多的西书,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西学的影响已经逐渐从知识界扩大到社会基层。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西学的广泛传播,传统的封建观念开始受到极大的冲击,社会价值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传教士将西学传入我国,客观上对我国近代科学、文教、医学事业的形成和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对我国知识分子的学识、思想起到
了启发作用。徐寿、华衡芳、李善兰、王韬等一大批科学家、思想家也正是在与西方传教士的合作中进一步拓宽了视野,并在近代中国科技、文教事业、思想领域多有建树,并产生重大影响。 三、传播中学的使者 19世纪以来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非儒家文化圈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探究。借用“旁观者清”这个说法,他们的研究中有中国人自己没有做或者看不到的新鲜东西。传教士在中国的语言文字方面完成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语言是传教士布道的基础,早期来华传教士不得不攀越汉语这道万里长城。编辑了大量的西文、汉文字典,如1815年马礼逊出版了英文版的《汉语语法》,被誉为19世纪英国中国学的奠基人之一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鸦片战争后出版了《汉英字典》和《英汉字典》，其它研究中文语法的还有传教士晏马太和富善等等。出版这些字典是过去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以利于更多的西人有兴趣研究中学。传教士的贡献在于把中国经典介绍到西方,如翻译了大量的中国经典,如《论语》、《老子》等译成西文并介绍到西方;传教士在编撰字典、翻译中国经典的同时,也是中国问题的研究者。许多传教士回国后,都在大学中开设了汉学讲座,并担任主讲,有的则直接参加或帮助欧美学术机构建立中国学的研究中心。其中很多人如卫三畏、理雅各等还成为本国极有影响和学术地位的中国学家和中国学的泰斗;传教士在向中国传布福音与介绍西学时,也注意对中国社会各方面情况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向西方社会作详尽的介绍。如:裨治文赴华时,美国传教事务局便要求他“在工作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把有关中国人民的特征、状况、风俗、习惯等等,特别要求对这些情况受他们的宗教影响,向公理会做出完整的报告。”尽管这些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及其观点带有一定的偏见,但多数传教士对中国儒学文化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外国传教士以其特有的观察视角和学术风格对传统国学提出了一些较中肯的批判。也正因如此,一些初步了解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曾表现得相当活跃,特别是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中,许多传教士成为中国改革运动的参与者,在历史上留下了长久的痕迹。 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带来巨大的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众多的文化问题，如冲击传统文化、奴役民众思想、掠夺中国资源等等。 我们常说以史为鉴，近代传教士所扮演的角色及对中国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发展，中西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的单方面的文化输出，而是双方多层次和全方位的交流，吸收以往经验，并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渠道尤为重要。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中国崛起已成为重要的话题，而文化传播成为我国成为大国的一个重要障碍，如何让中国在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文化软实力至关重要，为此我国在全球积极推广汉语教学，试图通过汉语教学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和地位，让世界各国进一步了解中国，在我看来这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方式，但远远不够。 首先，内忧严重，国内思想主导近年来受到直接挑战，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深广，特别的关于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加之自上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的发展，国内年青一代思想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严重泛滥，其次，国内5000年的文化精髓未能受到良好的提倡，优良文化传统流失严重，在传统文化脱节和西方文化泛滥的冲击下，国民思想发展让人堪忧。所以，在我看来，要推广和发展中西文化，首先的重点狠抓自身文化塑造，而非所为的马克思主义主导思想。让民众拥有精神归宿，塑民族魂，强中国魄。
其次，在国内经历塑魂强魄后，国家应尽心打造民族文化，5000文化过于庞杂，而能够传输与国际特别是西方的更为稀少，不如毕其功于一役，提炼民族文化中的优良部分，并以此为主线，借鉴西方传教士先输入数学、天文、医学等优良成分一般，同时适当吸收外来优良文化，使之与中华文化融合。 中西文化交流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国际化的今天，加强中西文化交流，是中西双方加强全方位了解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我国崛起的一个良好契机，充分利用5000年文化底蕴，并吸收优良的西方文化精髓，以史为鉴，我相信中国文化将更为繁荣。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当前网址：https://verywind.cn/ee/vx2x2x3yv2fje3rj7e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