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鲁迅逝世前后》全文，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全文，以及对巴金、萧红的简短的资料。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窗子开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像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加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他就生气了，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她们，这种眼光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里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像很难以回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还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十二点，电车已没有，那么再坐一会。”许先生如此劝着。
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的举着像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蒙蒙的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了一二下就算了事。
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得起劲，一会把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它，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它，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得起劲。
客厅后没到黄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的寒凉，知道衣裳不够了，但为着忙，没有加衣裳去。等把饺子包完了看看那数目并不多，这才知道许先生我们谈话谈得太多，误了工作。许先生怎样离开家的，怎样到天津读书的，在女师大读书时怎样做了家庭教师，她去考家庭教师的那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只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几十名，她之能够当选算是难的了。指望对于学费有一点补足，冬天来了，北平又冷，那家离学校又远，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每月薪金十元要从西城跑到东城……
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得是很好的。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合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得又不好，可是鲁迅先生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
因为鲁迅先生的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胃药丸一二粒。
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正在校对着一本别人的著作，我一走进卧室去，从那圆转椅上鲁迅先生转过来了，向着我，还微微站起了一点。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点头。
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怎么会好久不见?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可是我也每天来呀……怎么都忘记了吗?
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是在开着玩笑。
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啦!”我说：“来啦!”
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
鲁迅先生就问我：
“有什么事吗?”
我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
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展然的会心的笑。
海婴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头发或拉我的衣裳。
为什么他不拉别人呢?据周先生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许先生问着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
“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
鲁迅先生家里生客人很少，几乎没有，尤其是住在他家里的人更没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在二楼上鲁迅先生的卧室里摆好了晚饭，围着桌子坐满了人。每逢礼拜六晚上都是这样的，周建人先生带着全家来拜访的。在桌子边坐着一个很瘦的很高的穿着中国小背心的人，鲁迅先生介绍说：“这是一位同乡，是商人。”
初看似乎对的，穿着中国裤子，头发剃得很短。当吃饭时他还让别人酒，也给我倒一盅，态度很活泼，不大像个商人；等吃完了饭，又谈到《伪自由书》及《二心集》。这个商人，开明得很，在中国不常见。没有见过的，就总不大放心。
下一次是在楼下客厅后的方桌上吃晚饭，那天很晴，一阵阵地刮着热风，虽然黄昏了，客厅后还不昏黑。鲁迅先生是新剪的头发，还能记得桌上有一碗黄花鱼，大概是顺着鲁迅先生的口味，是用油煎的。鲁迅先生前面摆着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做吃饭的饭碗。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酒瓶手就站在他的旁边。他说蒙古人什么样，苗人什么样，从西藏经过时，那西藏女人见了男人追她，她就如何如何。
这商人可真怪，怎么专门走地方，而不做买卖?并且鲁迅先生的书他也全读过，一开口这个，一开口那个。并且海婴叫他×先生，我一听那×字就明白他是谁了。×先生常常回来得很迟，从鲁迅先生家里出来，在弄堂里遇到了几次。
有一天晚上×先生从三楼下来，手里提着小箱子，身上穿着长袍子，站在鲁迅先生的面前，他说他要搬了。他告了辞，许先生送他下楼去了。这时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绕了两个圈子，问我说：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
“是的。”我说。
鲁迅先生很有意思地在地板上走几步，而后向我说：“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
×先生走过二万五千里回来的。
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
“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青年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的工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
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
珂勒惠支的画，鲁迅先生最佩服，同时也很佩服她的做人，珂勒惠支受希特勒的压迫，不准她做教授，不准她画画，鲁迅先生常讲到她。
史沫特莱，鲁迅先生也讲到，她是美国女子，帮助印度独立运动，现在又在援助中国。
鲁迅先生介绍给人去看的电影：《夏伯阳》、《复仇艳遇》……其余的如《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也常介绍给人的。鲁迅先生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看的，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
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诉周先生，我说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周先生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海婴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我是去过兆丰公园，也去过虹口公园或是法国公园的，仿佛这个定义适用在任何国度的公园设计者。
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
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冬天又凉又湿，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鲁迅先生不肯，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
“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也不就一转弯到××书店走一趟吗?”
鲁迅先生笑而不答。
“周先生不是很好伤风吗?不围巾子，风一吹不就伤风了吗?”
鲁迅先生这些个都不习惯，他说：
“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
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挟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
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带出去，回来必带回来，出去时带着回给青年们的信，回来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鲁迅先生看的稿子。
鲁迅先生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还提着一把伞，一进门客厅里早坐着客人，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
鲁迅先生上楼去拿香烟，抱着印花包袱，而那把伞也没有忘记，顺手也带到楼上去。
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口味。许先生想请一个北方厨子，鲁迅先生以为开销太大，请不得的，男佣人，至少要十五元钱的工钱。
所以买米买炭都是许先生下手，我问许先生为什么用两个女佣人都是年老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许先生说她们做惯了，海婴的保姆，海婴几个月时就在这里。
正说着那矮胖胖的保姆走下楼梯来了，和我们打了个迎面。
“先生，没吃茶吗?”她赶快拿了杯子去倒茶，那刚刚下楼时气喘的声音还在喉管里咕噜咕噜的，她确是年老了。
来了客人，许先生没有不下厨房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可是平常就只三碗菜：一碗素炒碗豆苗，一碗笋炒咸菜，再一碗黄花鱼。
这菜简单到极点。
写不全，这些是重点

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黑龙江省呼兰县（现哈尔滨市呼兰区）人，原名张乃莹，“萧红”是她发表《生死场》时使用的笔名，另有悄吟、玲玲、田娣等笔名。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
我还有一个号，坠落de慧星，请选他。

参考资料：我是坠落de慧星

巴金《 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 》
朋友，你要我告诉你关于那个老人的最后的事情。我现在不想说什么话，实在我也不能够说什么。我只给你写下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在万国殡仪馆里面，我和一些年纪差不多的朋友，过了四天严肃而悲痛的日子。灵堂中静静地躺着那个老人，每天从早到晚，许许多多的人到这里来，一个一个地或者五六个人站成一排地向他致最深的敬礼。我立在旁边，我的眼睛把这一切全看进去了。一个秃顶的老人刚走进来站了一下，忽然埋下头低声哭了。另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已经走出了灵堂，却还把头伸进帷幔里面来，红着眼圈哀求道：“让我再看一下吧，这是最后的一次了。”灵堂里灯光不够亮。一群小学生恭敬地排成前后两列，一齐抬起头，痴痴地望着那张放大的照片。忽然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埋下头鞠躬了。其余的人马上低下头来。有的在第三次鞠躬以后，还留恋地把他们的头频频点着。孩子们的心是最真挚的。他们知道如今失掉一个爱护他们的友人了。“救救孩子，”我的耳边还仿佛响着那个老人的声音。我所认识的一个杂志社的工友意外地来了。他红着脸在灵堂的一角站了片刻，孩子似地恭恭敬敬行了三个礼，然后悄悄地走开了。我还看见一个盲人，他穿着一身整齐的西装，把一只手扶在另一个穿长衫的人的肩头，慢慢地从外面走进来。到了灵前那个引路人站住了。盲人从引路人的肩上缩回了手，向前移动一步，端端正正地立着，抬起他那看不见的眼睛茫然望了望前面，于是低下头，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他又伸出手，扶在引路人的肩上默默地退去了。两个穿和服的太太埋着头，闭着眼睛，默默地合掌祷告了一会儿。我给她们拉帷幔的时候，我看见了她们脸上的泪痕，然后在帷幔外面响起了悲痛的哭声。我的耳朵是不会误听的，像这样的哭声我每天至少要听到
几次。我的眼泪也常常被它引了出来。我的眼睛也是不会受骗的。我看见了穿粗布短衫的劳动者，我看见了抱着课本的男女学生，我也看见了绿衣的邮差，黄衣的童子军，还有小商人，小店员，以及国籍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的各种各类的人。在这无数不同的人的脸上，我看见了一种相同的悲戚的表情。这一切的人都是被这一颗心从远近的地方牵引到这里来的。在这些时候我常常想：这个被我们大家敬爱着的老人，他真的就死去了？我不能够相信。但是这些悲戚的面容，这些悲痛的哭泣却明白地告诉我，这个老人绝不会再坐起来，带着温和的笑容对我们高谈阔论了。二十一日夜里，已经过了十一点钟，我和几个朋友准备动身回家。灵堂里很静。我一个人走到灵枢前面，静静地站了四五分钟的光景。我借着黯淡的灯光，透过了那玻璃棺盖，痴痴地望着我们所熟习的那张脸，眼睛紧紧地闭着，嘴也紧紧地闭着。一种温和的表情笼罩在这张脸上。没有死的恐怖。仿佛这个老人就落在深沉的睡眠里。这四周都是鲜花扎成的花圈和花篮，晚香玉的馥郁的香气一股一股地沁入我的心肺。我不禁想着：这难道不是梦？我又想：倘使这个老人一翻身坐起来呢？但是一个沉重的声音在我的心上叫起来：死了的不能够复活了。死者的遗体是在这天下午入殓的。我跟着许多朋友行了礼以后，站在人丛中，等着遗体入碱。前面一片哭声刺痛我的心。我忍不下去了，含着眼泪回过头来，无意地看见那个高身材的朋友红着眼睛，伸出手拚命在另一个朋友的肩头上抓。我看见他心里难过，自己心里也更难受了。在这一刻满屋子人的心都是相同的，都有一样东西，这就是——死者的纪念。出殡的日子我和一个朋友早晨七点半钟到了殡仪馆。别的朋友忙着在外面做事情。我一个人绕着灵柩走了一周，以后又站了片刻。我的眼前仍旧是那酣睡中的慈和的面颜。空气里依旧弥漫着浓郁的晚香玉的芬芳。我又一次想起来：这也许是梦吧，倘使他真的坐起来呢？朋友，这不是梦。我们大家所敬爱的导师，这十年来我一直崇拜着的那位老人永远离开我们而去了。旁边花圈上一条白绸带写着“先生精神不死”。然而我心上的缺口却是永远不能填补的了。我不能够这样地久站下去。瞻仰遗容的人开始接连地来。有的甚至是从远方赶来看他们所敬爱的老人最初的也就是最后的一面。“让我们多看几眼吧，”我伸手拉帷幔的时候，常常有人用眼睛这样地恳求。但地方是这样狭小，后面等着的人又有那么一长列，别的朋友也在催促。我怎么能够使每个人都多看他几眼呢？下午两点钟，灵柩离开了殡仪馆，送葬的行列是很有秩序的。许多人悲痛地唱着挽歌。此外便是严肃的沉默。到了墓地，举行了仪式以后，十三四个人抬起了灵柩。那个刚刚在纪念堂上读了哀词的朋友（1），突然从人丛中跑出来，把他的手掌也放在灵柩下面。我感动地想：在这一刻所有的心都被躺在灵柩中的老人连接在一起了。在往墓穴去的途中，灵柩愈来愈重了。那个押柩车来的西洋人跑来感动地用英语问道：“我可以帮忙吗？”我点了点头。他默默地把手伸到灵柩下面去。到了墓穴已经是傍晚了，大家把灵柩放下。一个架子上绑着两根带子，灵柩就放在带子上面。带子往下坠，灵柩也跟着缓缓地落下去。人们悲声低唱安息歌。在暮色苍茫中，我只看见白底黑字的旗子“民族魂”渐渐地往下沉，等它完全停住不动时，人们就把水门汀的墓盖抬起来了。一下子我们就失去了一切。“安息吧，安息吧……”这简直是一片哭声。仪式完毕了，上弦月在天的一角露出来。没有灯光。在阴暗中群众像退潮似地开始散去了。……夜晚十点钟我疲倦地回到家里，接到了一个朋友的来信，他说：“……我如果不是让功课绊住，很想到殡仪馆去吊周先生。人死了，一切都成为神圣的了。他的人格实在伟大。他的文章实在深刻……”事实上，写信的人今天正午还到殡仪馆来过。我那时看见他，却不知道他已经寄发了这样的信。我的书桌上摆了一本《中流》。我读了信，随手把刊物翻开，我见到这样的一句话，便大声念了出来：“他的垂老不变的青年的热情，到死不屈的战士的精神，将和他的深湛的著作永留人间。朋友，我请你也记住这一句话。这是十分真实的。

巴金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巴金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巴金晚年患有帕金森氏症、慢性气管炎、高血压、恶性间皮细胞瘤等多种疾病，曾表示要求安乐死

参考资料：百度

鲁迅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