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关于甲骨文的最先发现者与最早发现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为王懿荣最早发现、考订、购藏，这是百多年来绝大多数人的意见；
第二种说法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襄、孟定生为最早发现者，这是少数人的主张。�
第一种说法，在甲骨发现百多年以来可以是定论，很长时间内学界也无异说。我国第一个著录甲骨文的刘鄂，他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在其著录的《铁云藏龟》自序中说：“己亥岁(1899)出土于河南汤阴(实为安阳)县属之古片庸里城……福山王文敏公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罗振玉在为《铁云藏龟》所作的序中称：“至光绪己亥(光绪廿五年，1899)而古龟古骨乃出焉。”7年之后，即宣统二年(1910)，他在《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中说：“光绪己亥，予闻河南汤阴(安阳)发现古龟甲兽骨，其上皆有刻辞，为福山王文敏公所得，恨不得遽见也。”这段话既表明王懿荣于光绪廿五年(1899)购藏甲骨文的情况，也表达自己急于见到王氏这批收藏的迫切心情。他后来在《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等论著中又多次提及，甲骨文发现是在光绪廿五年(1899)，而王懿荣是首得者。既于他说过甲骨出自庚子(1900)，是因为王氏大批购得是在这一年，而上一年只买了12块。1917年，王国维在《晋戈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序中再次提到：光绪戊戌己亥(1898、1899)，当地人得龟甲牛骨，古董商带到京师，“为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所得”。1920年，他又在《隋庵殷虚文字跋中又明确地说：“甲骨文出土于安阳小屯，福山王文敏公首得之。”可见，刘鄂、罗振玉、王国维等早期研究甲骨文的大师，他们都是王懿荣的同时代人，都认为王懿荣是最先发现并收藏甲骨文的，并认为虽早些时候已见到少量甲骨，但光绪己亥(1899)为出甲骨之年。也许正是根据这几位前辈的结论，王懿荣四子王崇焕在于1920年为其父编著的《清王文敏公懿荣年谱》中认定：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王懿荣审定甲骨为殷商故物，是为吾国研室殷墟甲骨文字之始。
不过，王懿荣、刘鄂、罗振玉等均没有准确地确认甲骨文出土的确切地点，或者说是殷墟的所在。王懿荣说河南汤阴、安阳，不甚具体；刘鄂认为是出土于“河南汤阴县属之牖里城”；罗振玉说是“闻河南汤阴发现古龟甲兽骨”，他还相信过甲骨出土于河南卫辉县(今河南汲县)；王崇焕则将小屯村误作“小商屯”。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是因学者们上了古董商们的当，他们在看到甲骨的文物价值后为防止别人染指而故意隐瞒甲骨文真实的出土地点。�
此后，关心、研究甲骨文的多数学者仍然相信王懿荣是确认甲骨文并认定它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也是大量收集、珍藏甲骨文的第一人。如郭沫若于1929年在其《卜辞出土之历史》序文中说：“(甲骨)这件至可珍贵的大物的发现，完全是出于偶然；在其前或已屡有发现而不为人所注意了；注意到的是山东潍县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这位商人视以为奇贷，便运往北京。起初似亦不甚引起注意，后来为当时的显贵福山王懿荣所购买。”郭沫若先生所言之意为，在王懿荣以前，龟甲已被发现。罗振玉在1912年所撰《恒洛访古游记》收录其弟罗振常当年到小屯村调查的一份记录说：“此地埋藏龟骨，前三十余年已发现，不自今日也。”也就是说小屯村农民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就发现了甲骨。但甲骨为人注意，尤其是注意到它的文物价值而不是药用价值，那是从王懿荣开始的。
再如胡厚宣先生，也是著名考古学家，参加殷墟甲骨收藏甲骨文研究卓有成就者，国际学坛誉其为“甲骨学研究第一人”，他也是一再声言王懿荣是甲骨文的首先发现者.他曾于1944在《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材料之统计》(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一文中提出与王懿荣“同时搜求甲骨者，尚有王襄及孟定生，此事前人多未知”，对王襄、孟定生在甲骨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但他从未曾怀疑而是向来明确地认为王懿荣是甲骨文的首先发现者。1952年，他在《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中华书局1952)一书自序中说：“1899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在北京，因为害怕虐疾吃才发现了那药中‘龙骨’上所刻，乃是古代的文字。从此以后，慢慢地才有了所谓甲骨之学。”“王懿荣是第一个认识甲骨文字的人”1987年，他在《释王懿荣早期所获半龟腹甲卜辞》一文中说：“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字被认识，是在1899年。早期搜集研究甲骨的学者，像刘鄂、罗振玉、王国维及亲往小屯搜集并向范估探问的中外学人，像罗振常、明义士等，都认为王懿荣(1845—1900)是开始认识并最早搜集甲骨的第一人。”1990年，他为王懿荣纪念馆题词：“庆祝九十多年以来甲骨科学研究的辉煌成就，深切怀念开山的祖师王懿荣先生。”1997年在《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作为附录收入吕伟达主编的《王懿荣集》)一文中，在详细论证的基础上次提出：“在甲骨学发展近百年的今天，我们仍可以说：殷墟甲骨文是在一八九九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由山东福山人，名叫王懿荣的，首先认识并加以搜购的。”他还针对自己曾为王襄、孟定生说话，指出：“乃近年忽然由于对王襄文章的曲解，把王懿荣首先认识和搜集甲骨文的学说想予以推翻，另外以为孟定生、王襄提出首先认识和搜集甲骨文字之人。这事倒出乎我早年为孟王鸣不平的意料之外，真所谓矫枉过正了，使我不能不为此再进一言。”�
胡厚宣先生提到早年搜集、研究甲骨文的中外人均认为“王懿荣(1845—1900)是开始认识并最早搜集甲骨文的第一人”。前面所举的是中国学者，我们不妨再看一下早期搜购甲骨的外国学人的看法。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在1933年出版的《甲骨研究》(齐鲁书社1996年重印)一书序中说：“一八九九年(己亥光绪二十五)，有学者王懿荣，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龟板，见字和金文相似，就问来源，并许再得了有字的龙骨他要，价每字银二两。回家研究，颇有所得。王廉生是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
至于第二种说法，即王襄、孟定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最先发现了甲骨文之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起因是《历史教学》杂志1982年第9期发表了王襄写于1955年的遗著《盙室殷契》一文，文中指出：“世人知有殷契，自公元1898年始。”“余也宝此殷契近六十年”。与此同时，王翁如先生写的《盙室殷契·跋》也在同期发表，称：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作者购藏殷契起至乙未(1955)写本文时止近60年了。他还在1983年4月3日的《天津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甲骨文是天津人发现的》，更把天津人“发现”甲骨文的时间提早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此后，天津的《天津日报》、《天津文史丛刊》、《今晚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以王襄遗文中的一句话为依据，有的并上溯到1935年王襄在《题易禾鲁国殷契拓册》中提到“范估售古器物来余斋，座上讼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为古简，促其诣车访求，时则清光绪戊戍冬十日也”一句，提出甲骨发现应提早到1898年且是天津孟、王二人首先发现。这一说法在80年代中期渲闹了一阵后并未引起共鸣。1996年，又有人以“英夫”为名在《中国文物报》40、41期上发表《甲骨文发现旧说之疑》，抓住王懿荣吃药发现甲骨一事不放，试图否定王懿荣于1899年最早发现甲骨文的“旧说”。� 王襄等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最早发现甲骨文的“新说”出现后，学界发表了一些文章如胡厚宣的《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王宇信的《关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吕伟达的《甲骨文发现“旧说”钩沉》，徐义华的《也谈甲骨文发现的“旧说”》(以上文章均作为附录收入《王懿荣集》)和秦文生的《王懿荣最先发现甲骨考》(收入《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年论文集》，齐鲁书社1999)等文：维护“旧说”而驳斥了所谓“新说”。他们指出，早期收集、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均公认王懿荣是发现、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王襄作为较早收集研究甲骨的学者，在早先时候公开发表的论著中也认为甲骨文发现在1899年。他在1925年出版的《盙室殷契徵文》序文中说：“前清光绪己亥下迄民国纪年，此十四年间所出甲骨颇有收获。”1933年出版的《题所录贞卜文字》中，王襄又说：“前清光绪己亥(1899)年，河南安阳出土贞卜文。”1935年出版的《盙室题跋》中，他也是说：“范估售古器物来余斋，座上讼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为古简，促其诣车访求，时则戊戌(1898)冬十月也。翌年(1899)秋，携来求售，名之曰龟版，世人知有殷契自此知。”后一段话的意思是，孟定生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就疑心这些东西是古简，但等第二年才看见这些东西并名之曰“龟版”。但这时王懿荣已认出，王襄在《盙室殷契》中的说法与王襄以前所持的观点是有矛盾的。既然王襄晚年的说法与早年的说法有矛盾，一般应以当事人早年的说法为准，因一般说来当事人早年对事情发生记述要比晚年要确切些。而且把甲骨文发现时间和最先发现者确定为1898年和王襄等人，是仅凭王襄两篇文章中的几句话，没有其他证据。而王懿荣作为“研究甲骨的第一人”，是得到公认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准确看出，以上两说中的前一说法即有关甲骨文发现于光绪二十五(1899)和第一个发现者为王懿荣的“旧说”，是完全可信的。王懿荣被海内外学者誉为甲骨文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甲骨文被王懿荣确认并从而建立起甲骨学，在文化学术界引起了连锁反应。它为回溯华厦文明的历史源头，为殷商考古学的发展，为古文字学、古代科技史、古文献整理、甲骨文书法艺术等其他领域的进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不仅开辟了中国学术的新纪元，并且促进了国际学术事业的发展。
第一种说法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为王懿荣最早发现、考订、购藏，这是百多年来绝大多数人的意见；
第二种说法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襄、孟定生为最早发现者，这是少数人的主张。�
第一种说法，在甲骨发现百多年以来可以是定论，很长时间内学界也无异说。我国第一个著录甲骨文的刘鄂，他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在其著录的《铁云藏龟》自序中说：“己亥岁(1899)出土于河南汤阴(实为安阳)县属之古片庸里城……福山王文敏公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罗振玉在为《铁云藏龟》所作的序中称：“至光绪己亥(光绪廿五年，1899)而古龟古骨乃出焉。”7年之后，即宣统二年(1910)，他在《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中说：“光绪己亥，予闻河南汤阴(安阳)发现古龟甲兽骨，其上皆有刻辞，为福山王文敏公所得，恨不得遽见也。”这段话既表明王懿荣于光绪廿五年(1899)购藏甲骨文的情况，也表达自己急于见到王氏这批收藏的迫切心情。他后来在《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等论著中又多次提及，甲骨文发现是在光绪廿五年(1899)，而王懿荣是首得者。既于他说过甲骨出自庚子(1900)，是因为王氏大批购得是在这一年，而上一年只买了12块。1917年，王国维在《晋戈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序中再次提到：光绪戊戌己亥(1898、1899)，当地人得龟甲牛骨，古董商带到京师，“为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所得”。1920年，他又在《隋庵殷虚文字跋中又明确地说：“甲骨文出土于安阳小屯，福山王文敏公首得之。”可见，刘鄂、罗振玉、王国维等早期研究甲骨文的大师，他们都是王懿荣的同时代人，都认为王懿荣是最先发现并收藏甲骨文的，并认为虽早些时候已见到少量甲骨，但光绪己亥(1899)为出甲骨之年。也许正是根据这几位前辈的结论，王懿荣四子王崇焕在于1920年为其父编著的《清王文敏公懿荣年谱》中认定：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王懿荣审定甲骨为殷商故物，是为吾国研室殷墟甲骨文字之始。
不过，王懿荣、刘鄂、罗振玉等均没有准确地确认甲骨文出土的确切地点，或者说是殷墟的所在。王懿荣说河南汤阴、安阳，不甚具体；刘鄂认为是出土于“河南汤阴县属之牖里城”；罗振玉说是“闻河南汤阴发现古龟甲兽骨”，他还相信过甲骨出土于河南卫辉县(今河南汲县)；王崇焕则将小屯村误作“小商屯”。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是因学者们上了古董商们的当，他们在看到甲骨的文物价值后为防止别人染指而故意隐瞒甲骨文真实的出土地点。�
此后，关心、研究甲骨文的多数学者仍然相信王懿荣是确认甲骨文并认定它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也是大量收集、珍藏甲骨文的第一人。如郭沫若于1929年在其《卜辞出土之历史》序文中说：“(甲骨)这件至可珍贵的大物的发现，完全是出于偶然；在其前或已屡有发现而不为人所注意了；注意到的是山东潍县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这位商人视以为奇贷，便运往北京。起初似亦不甚引起注意，后来为当时的显贵福山王懿荣所购买。”郭沫若先生所言之意为，在王懿荣以前，龟甲已被发现。罗振玉在1912年所撰《恒洛访古游记》收录其弟罗振常当年到小屯村调查的一份记录说：“此地埋藏龟骨，前三十余年已发现，不自今日也。”也就是说小屯村农民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就发现了甲骨。但甲骨为人注意，尤其是注意到它的文物价值而不是药用价值，那是从王懿荣开始的。
再如胡厚宣先生，也是著名考古学家，参加殷墟甲骨收藏甲骨文研究卓有成就者，国际学坛誉其为“甲骨学研究第一人”，他也是一再声言王懿荣是甲骨文的首先发现者.他曾于1944在《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材料之统计》(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一文中提出与王懿荣“同时搜求甲骨者，尚有王襄及孟定生，此事前人多未知”，对王襄、孟定生在甲骨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但他从未曾怀疑而是向来明确地认为王懿荣是甲骨文的首先发现者。1952年，他在《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中华书局1952)一书自序中说：“1899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在北京，因为害怕虐疾吃才发现了那药中‘龙骨’上所刻，乃是古代的文字。从此以后，慢慢地才有了所谓甲骨之学。”“王懿荣是第一个认识甲骨文字的人”1987年，他在《释王懿荣早期所获半龟腹甲卜辞》一文中说：“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字被认识，是在1899年。早期搜集研究甲骨的学者，像刘鄂、罗振玉、王国维及亲往小屯搜集并向范估探问的中外学人，像罗振常、明义士等，都认为王懿荣(1845—1900)是开始认识并最早搜集甲骨的第一人。”1990年，他为王懿荣纪念馆题词：“庆祝九十多年以来甲骨科学研究的辉煌成就，深切怀念开山的祖师王懿荣先生。”1997年在《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作为附录收入吕伟达主编的《王懿荣集》)一文中，在详细论证的基础上次提出：“在甲骨学发展近百年的今天，我们仍可以说：殷墟甲骨文是在一八九九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由山东福山人，名叫王懿荣的，首先认识并加以搜购的。”他还针对自己曾为王襄、孟定生说话，指出：“乃近年忽然由于对王襄文章的曲解，把王懿荣首先认识和搜集甲骨文的学说想予以推翻，另外以为孟定生、王襄提出首先认识和搜集甲骨文字之人。这事倒出乎我早年为孟王鸣不平的意料之外，真所谓矫枉过正了，使我不能不为此再进一言。”�
胡厚宣先生提到早年搜集、研究甲骨文的中外人均认为“王懿荣(1845—1900)是开始认识并最早搜集甲骨文的第一人”。前面所举的是中国学者，我们不妨再看一下早期搜购甲骨的外国学人的看法。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在1933年出版的《甲骨研究》(齐鲁书社1996年重印)一书序中说：“一八九九年(己亥光绪二十五)，有学者王懿荣，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龟板，见字和金文相似，就问来源，并许再得了有字的龙骨他要，价每字银二两。回家研究，颇有所得。王廉生是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
至于第二种说法，即王襄、孟定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最先发现了甲骨文之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起因是《历史教学》杂志1982年第9期发表了王襄写于1955年的遗著《盙室殷契》一文，文中指出：“世人知有殷契，自公元1898年始。”“余也宝此殷契近六十年”。与此同时，王翁如先生写的《盙室殷契·跋》也在同期发表，称：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作者购藏殷契起至乙未(1955)写本文时止近60年了。他还在1983年4月3日的《天津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甲骨文是天津人发现的》，更把天津人“发现”甲骨文的时间提早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此后，天津的《天津日报》、《天津文史丛刊》、《今晚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以王襄遗文中的一句话为依据，有的并上溯到1935年王襄在《题易禾鲁国殷契拓册》中提到“范估售古器物来余斋，座上讼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为古简，促其诣车访求，时则清光绪戊戍冬十日也”一句，提出甲骨发现应提早到1898年且是天津孟、王二人首先发现。这一说法在80年代中期渲闹了一阵后并未引起共鸣。1996年，又有人以“英夫”为名在《中国文物报》40、41期上发表《甲骨文发现旧说之疑》，抓住王懿荣吃药发现甲骨一事不放，试图否定王懿荣于1899年最早发现甲骨文的“旧说”。� 王襄等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最早发现甲骨文的“新说”出现后，学界发表了一些文章如胡厚宣的《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王宇信的《关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吕伟达的《甲骨文发现“旧说”钩沉》，徐义华的《也谈甲骨文发现的“旧说”》(以上文章均作为附录收入《王懿荣集》)和秦文生的《王懿荣最先发现甲骨考》(收入《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年论文集》，齐鲁书社1999)等文：维护“旧说”而驳斥了所谓“新说”。他们指出，早期收集、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均公认王懿荣是发现、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王襄作为较早收集研究甲骨的学者，在早先时候公开发表的论著中也认为甲骨文发现在1899年。他在1925年出版的《盙室殷契徵文》序文中说：“前清光绪己亥下迄民国纪年，此十四年间所出甲骨颇有收获。”1933年出版的《题所录贞卜文字》中，王襄又说：“前清光绪己亥(1899)年，河南安阳出土贞卜文。”1935年出版的《盙室题跋》中，他也是说：“范估售古器物来余斋，座上讼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为古简，促其诣车访求，时则戊戌(1898)冬十月也。翌年(1899)秋，携来求售，名之曰龟版，世人知有殷契自此知。”后一段话的意思是，孟定生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就疑心这些东西是古简，但等第二年才看见这些东西并名之曰“龟版”。但这时王懿荣已认出，王襄在《盙室殷契》中的说法与王襄以前所持的观点是有矛盾的。既然王襄晚年的说法与早年的说法有矛盾，一般应以当事人早年的说法为准，因一般说来当事人早年对事情发生记述要比晚年要确切些。而且把甲骨文发现时间和最先发现者确定为1898年和王襄等人，是仅凭王襄两篇文章中的几句话，没有其他证据。而王懿荣作为“研究甲骨的第一人”，是得到公认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准确看出，以上两说中的前一说法即有关甲骨文发现于光绪二十五(1899)和第一个发现者为王懿荣的“旧说”，是完全可信的。王懿荣被海内外学者誉为甲骨文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甲骨文被王懿荣确认并从而建立起甲骨学，在文化学术界引起了连锁反应。它为回溯华厦文明的历史源头，为殷商考古学的发展，为古文字学、古代科技史、古文献整理、甲骨文书法艺术等其他领域的进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不仅开辟了中国学术的新纪元，并且促进了国际学术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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