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现在有句话：站在风口，猪也能上天。可事实上又有几个人、几头猪上天？又有几人能安全着落？大多数以凄惨收场，而原因便是德不配位。
我所说的“德”，指的是大智慧，而非常说的道德、德行。一个人只有具备大智慧，才能认清自身定位，理清周围局势变换，做出合理判断。俗话说：快刀斩乱麻，背后显示是人的魄力。
司马氏能篡魏建晋，借的便是世家做大这股风，而晋朝的结局也证明了，猪能上天，也会摔死，关键在于掌权者的能力。
司马炎虽是晋朝第一个皇帝，却是妥妥的官三代，不能拿他当开国之君看待。曹丕是借老爹曹操的光，才能当上皇帝，但他好赖有过历练，参加过军伍。司马炎则是无波无浪、平平稳稳当上皇帝。
司马炎类似后主刘禅，本身没什么功绩，靠的是先辈的功劳，他们能坐上帝位，靠的是身份，而非才能，用现在的话说，只是生得好罢了。
臣子看的是他们的身份，而非创下一方基业的威望。若有人的威望凌驾与司马炎、刘禅之上，很容易被取代。他俩生活得过于顺利，少了历练，能否有所作为，只能看本人的天分了。
刘彻成为皇帝，一样顺风顺水，他貌似生下来就是为了当太子、当皇帝。他外能北逐匈奴，内能使中央集权，靠的是个人的魄力与手段，天生带来的。都说人人平等，但个体差异性早已注定不可能平等。
司马炎和汉武帝同为一大皇朝的继承人，怎么花这笔“遗产”，又如何扩大财富，完全是他俩自己的事。时势造英雄，而英雄也能撬动历史。一个人可能会推动历史的发展，自然也可能阻碍历史的发展。
司马炎登基，没有祖、父的功绩与威望，也没有汉武帝的魄力与手段，面对西晋的复杂环境，他所作的少之又少。我们先来看看他做了什么。
司马炎为了加强皇室安全，罢州兵，加强禁军，这一点很好。东汉末年乱世，很大程度上就是郡守、州牧地方势力有征召士兵的权力，一旦朝廷中枢不稳，地方很容易做大。司马炎想要改变这一点。
很多人将五胡做大的原因，归结于司马炎的“罢州兵”，这倒是有点冤枉他了。罢州兵只是收了地方的兵权，而晋朝还有禁军（内禁军与外禁军，与宋朝类似）。
司马炎的错误不在于罢州兵，而是没有认识到五胡的危害。
五胡并非外来异族，都是晋朝下辖的百姓，与地方豪族差的只是汉人身份，也就是说五胡之乱是晋朝内部的一场动乱。刘渊、慕容廆、苻洪等人都有晋朝官职，蜀地的李特、李雄（成汉建立者）等人，也是晋朝流民。一句话，晋朝内部出了毛病。
再回到司马炎，他另一项让人诟病的举措是分封诸王。很多人认为正是晋朝的分封制，导致后面的八王之乱，给五胡创造了机会。
分封制占一部分原因，却不是主要原因。八王之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晋朝皇帝没有权威性，也就是说司马炎选的继承人出了问题。而五胡之乱在于西晋王朝内部的腐朽，从遍地流民起义就能看出这一点来。
先解释为何分封制对八王之乱影响力小的原因。晋朝所分封的诸侯国，除了诸侯王是司马家的人外，王府内的一切官职，都由朝廷中枢来任免，诸侯王只是一个空具名号的“傀儡”。
诸侯国的产出、收益，朝廷要拿走一半，这是对诸侯王财产的限制。诸侯王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他靠什么带军队反抗西晋朝廷？诸侯王短时间不会成为晋朝的问题，至于时间久了会如何，我们便不知道了。
八万之所以能乱，在于他们本身带有“都督”某地方的头衔，这是掌管晋朝禁军的军职，而八万之乱的原因，便是“夺嫡”之争。
晋惠帝司马衷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痴”皇帝暂不说他的白痴是真还是污蔑，但他没有实权是不争的事实。晋惠帝上台后，先是外戚杨骏（太后一系）当权，后又被贾南风的皇后一系外戚夺了大权。
无论是杨氏，还是贾氏，都说明大权在外戚而非皇帝。皇权不振，大权旁落，引来的便是他人的觊觎——你能当权，我为何不行？司马氏诸王便是如此想法。司马氏诸王与外戚能如此做，便因为司马炎选择错误的继承人。
至于晋朝内部的腐朽，看看石崇、王恺斗富就知道了。司马炎对如此行为，不仅不加以阻止，反而插了一手，上层阶级尽显奢华，下层百姓苦不堪言，试问这样的皇朝如何持久？
司马炎本身才能不足，没有解决西晋的隐患，又选了一个“傀儡”皇帝，彻底将西晋推向深渊。
西晋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大多为前朝遗留，例如东汉、三国时期不断内迁的五胡，越做越大的世家豪族等等。解决如此难题（或者破局），需要的是秦皇、汉武那样的雄主，司马炎这样才智平庸的人是做不到的。
司马炎倒是没什么主观错误，可“不作为”便是君王的大错。身为晋朝的掌舵者，司马炎没能带领西晋向正确的方向航行，反而引发后续难题，导致最后沉船，这便是大错！
司马氏建晋，除了司马懿、司马师的能力外，世家的“不作为”有很大原因，晋朝陷入皇帝和世家共同执政的怪圈，还是那句话，没有一定的魄力与手段，谁在晋朝掌权，谁失败。
司马炎站到风口，成功上了天，最后连带着中原百姓，与晋朝一同摔个粉身碎骨。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权力越大，能力越平庸，危害则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