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

据《史记》记载，我国最早的人才选拔制度应为西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具有很大的缺陷性，因为该制度本质上是为世族阶级服务的，这就导致寒门子弟根本难以通过该制度翻身。之后，随着西周宗主地位的衰弱，世卿世禄制度也开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荐举制以及军功制。

《左传 昭公十七年》中记载了这样的一段话：“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大致意思是说教育开始逐渐地普及，这也是荐举制产生的主要原因。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加强国家的实力，便不再如昔日世卿世禄制一样只提拔贵族子弟，而是不管出身贵贱，依照能力来安排官职。于是许多人便或毛遂自荐或被他人推举，步入到了仕途之中，比如说诸位很熟悉的荆轲，他便是被人推举给太子丹的。《史记》有文可证：“田光急见荆轲，言举荐之事，荆轲应之。”

与荐举制同处一个时期的还有军功制，这种制度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统治者为了激励百姓从军，也为了能选拔军事人才，提高本国军事实力所设置的一种选拔制度。战国时不少士兵便是通过军功制一跃成为将军，甚至名垂千古，最为著名的便是长平之战坑杀了四十万人的白起。

客观来讲，这两种制度即使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极难挑出毛病，它们皆是符合时代背景的产物，为日后中国人才选拔制度开拓了一个新方向。

待到秦汉建立后，便在荐举制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了察举制度。《文献通考 卷二十八 选举考一》记载：“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察举制跟荐举制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更加专业化官方化，是需要地方向中央推举人才，并且人才还要接受考核，没有荐举制那样随意。因为察举制的考核很注重品行，所以也有人称其为“举孝廉”，汉光武帝刘秀的叔父刘良便曾是举孝廉出身。

值得一提的是，察举制虽然为士人为官提供了途径，但却依旧被贵族阶级所掌控。许多察举出身之辈，并不是真的品行高尚才华横溢，而是买通了考察官，或是背后有官僚阶级的支持。对于这种情形，甚至有史学家称“一场作秀的察举”，足以见制度背后的腐败。

所以等到东汉末年时，察举制度已经彻底沦为了官僚阶级手中的玩物。曹丕便对此进行了改革，开始正式实行九品中正制。该制度需要先选拔出数个中正官，并且给他们各自分配一些管辖范围，之后中正官则需要对其辖内的士人进行多方面的考核，依据考核结果，最终定出品级，进而上报给朝廷，朝廷给予备案，日后选官时便以此来做参考，品级越高的人入仕途便更顺利。九品中正制的优点便是加强了中央集权，并且考察标准较多，趋于合理，但其弊端则是使国家政权逐渐集中于世族，寒门子弟依旧出头无望。

之后，便是古代实行时间最长，也是最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科举始建于隋朝，后来唐朝对其加工完善，历朝历代进行一些改动，继续沿用下去，一直到1905年时，这项制度才被废除。科举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起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作用，故有学者认为“科举即是古代的高考。”

唐朝时，科举考试流程则为乡试---省试---吏部复试，主要分为常科以及制举两类。北宋时，科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将考试程序进行了改革，把吏部复试改为了殿试，并在此之后成为北宋的定制。除此之外，为了防止考官舞弊，考试后一律将卷子密封，把考生的名字所遮掩住，并且不允许在卷子上留有特殊印记，有些类似于如今的高考阅卷。而且为了得到更多人才，北宋也对科举进行了扩招，根据《宋史》记载，宋太祖在位期间便录用了近万人的科举取士，远比唐朝要多。这跟宋朝重文轻武的制度是有所关联的，正因此，才有学者发出：“宋朝是读书人最幸福的一个朝代”这样的感慨。

元朝时，科举经常停考，并且并无太多新意，在此就不多做叙述。

明朝时科举有了新的变化，它开始跟学校制度结合起来，想要参加乡试，就比如成为各级行政单位的生员亦或是国子监的监生。并且，明朝的科举考试的流程也进行了一些小修改，将省试换为了会试，在乡试之前还加入了一个县府院试。清朝时则是沿袭明代，几乎没有任何改动，只是使学校制度跟科举制度完全融合在一起，并把县府院诗改为了童试。

科举制度相比较之前的几个选拔制度，其优点不言而喻。它帮助了更多寒门子弟进入仕途，让士人看到了一条光明大道，也给国家带来了太多人才，著名的爱国诗人文天祥以及一代文豪苏轼便是科举进士出身，还都是二十岁考上进士的学霸人物。不过科举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它还是做不到如当今高考一样绝对的公平，不少地方的考试依旧有舞弊现象，甚至就连最重要的殿试，也完全是看皇帝心情而定。并且科举太过死板，尤以清朝的八股文最束缚士人思想，这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人才的损失。

选举意义重大
选官用人是国之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选官制度。 “中兴以人才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因此认真总结中国古代选官用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选举发展
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以后，我国古代官吏选用又分别出现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及隋唐滥觞的科举制。这些选官用人制度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各种弊端。
察举制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
汉代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为形成重视德行的社会风气提供了思想条件; 而汉代孝廉制度成为稳定的入仕制度，为形成重视德行的社会风气提供了制度条件。欲为官者必须由人举荐，而被举荐的先决条件是以孝廉为代表的个人德行，这就逐渐形成了重视德行的社会风气。同时，孝廉制度还通过考试审查了被举为孝廉的人的真才实学，对人才的质量进行把关。在入仕的这条路径下，欲为官者首先必须有所学，有所长。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天人
　　三策”，在当时的京师设立太学，成为中央的官学府和最高学府。太学由熟悉儒家经典著作的博士传道授业，成为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培育人才的地方。至此，汉代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一整套以重视德行为内在根本，以举孝廉为实现形式的人才培育和选拔制度。
孝廉制度为社会阶层的流动建立了一个通道，此前，这一通道是闭塞的，甚至是不存在的。汉武帝之前，虽非贵族世袭，但贵族集团同时便是官僚集团，仕途为贵族团体所垄断。汉武帝推行孝廉制度后，这一通道逐渐打开，社会阶层的流动成为可能。孝廉制度所举荐的不再是全部由贵族子弟所组成的内部集团，从理论上把可以被举为孝廉的人员范围扩大到了全国。在这一制度的激励下，形成了读书人重视名节、重视个人德行的良好风气。由于大量吸收有德行的读书人进入统治阶层，也促进了汉代政府本身统治方式的转变。这样的政府，钱穆先生称之为“读书人的政府”或“士人政府”，逐渐变为崇尚文治的政府。[1]
汉武帝没有将孝廉制度仅仅视为一种选官制度，而是认为它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道德教化方式。这才是汉武帝推广孝廉制度的直接目的，他在 《议不举孝廉有罪诏》 中特别指出：“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联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 （《汉书·武帝记》） 汉武帝是试图将孝廉引入到制度建设的轨道，通过移风易俗，对社会风气的改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2]
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征辟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被征者来去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
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
公府与州郡既有自行选官之权，而被辟除的属吏又不为朝廷命官，故去留亦可以自便。如不应辟，也不能加以强迫；否则，要受到舆论的非议。尤其是州郡辟召是当时比较自由的仕宦途径，而且既辟除之后，主官即当加以重用；否则，气节志行之士就要辞去。另一方面，公卿牧守既可自行辟除，他们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皆争相以此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也不得不依托权门。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西汉时被辟除者犹为国家官吏，到东汉则实际上成了主官的私属。于是朝廷集权力量遭到分割，地方割据势力得到发展，东汉末年四分五裂的局面，与用人之权转移到私人手中有很大关系。

根据史书的记载，我国最早我国最早的人才选拔制度应该是西周时期的请示录制就有很大的缺陷性。寒门子弟很难通过该制度翻身。随着西周宗主地位的衰弱，事情是录制度开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举荐制以及军工制。这两种制度都是符合时代背景的一个产物，为日后。中国人才选拔制开拓了一个新方向。带到秦汉之后再举荐制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察举制。值得一提的是，察举制虽然为世人围观提供途径，但却依旧被贵族阶级所掌控。至于这种情形，甚至有史学家称，一场作秀的察举足以见制度背后的腐败。古代实行时间最长，也是最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及科举制。科举制始建于隋，后来唐朝对其加以完善，历朝历代进行一些改动。继续沿用下去。直到1905年才被废除。

古代人才选拔经历了举荐到考试的漫长过程，从周到汉代，对人才的选拔实行举荐和征辟；至魏晋时期，人才选拔进入就将察举制，由地方官员进行举荐人才；进入隋唐事时期，人才选拔有参加科举考试和重臣举荐两种形式；进入宋朝以后，直至清朝灭亡，人才选拔就只有参加科举考试这一个途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