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明、清时代正阳门(俗称前门)内的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一带，曾是许多衙署的所在地。在这老百姓望而生畏的地方，有一个颇为特殊的机构，那就是为皇家治病的太医院。 吴元年(1364)，朱元璋设尚药局，尚药御奉品阶为正六品。洪武六年(1373)，内府设御药局，始置御医。御药局设尚药御奉2人，直长2人，药童10人，俱以内臣充之。御医4人由太医院医官担任。御药局主要任务是监制御用药饵，兼管收储各地进贡的名贵药材。
1373年又设御药房，由提监、太监理其事，近侍医官无定员，分两班掌管御用药饵，官阶与太医院医官相似。
嘉靖十五年(1536)，改御药房为圣济殿，又设御药房，由御医轮流值班。万历三年(1575)，圣济殿造御药库关防印一枚，由提督太监收管，以凭传取，年终将传取药材及剩余数额等项造册，送礼部查考。 洪武二年(1369)，东宫设典玺、典药、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每局设局郎1人，局丞1人，内使10人。典药局郎、局远及内使负责皇太子的医疗保健。
京师各亲王府在承奉司下置司药2人，以司亲王府的医药工作。建文间(1399～1403)。京师亲王府增设典药1人。 洪武五年(1372)，后宫设六局，由尚食同负责医药，内设司药2人，掌管医方和药物，并有典药2人，掌药2人，均由女官充任。永乐间(1403～1424)及其后，这些职务均转由宦官担任。
皇后及嫔记有病，多由太医院医官诊视。后宫设安乐堂，专供后嫔养病；设有月子房，供宫内孕产用。后宫设医官3人，医士36人，还配有稳婆、乳婆、医整数十人。 清初，各官品级满汉间有所不同。康熙九年(1670年)，由于政权已较巩固，为消弭汉人的仇视心理，标榜所谓“满汉一体”，将官制改归划一，所以太医院的官员，无分满汉，职掌皆同。但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仍设特简管理院事满大臣一人，作为太医院的最高长官，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才撤消。此后，太医院各官皆由汉人充任，有时任用少数满人。其人员情况人体是：院使一人，是该院行政及医疗事务的主管官员，左、右院判各一人，是该院的副主管官员，御医十至十五人，吏目十至三十人，医士二十至四十人，食粮医生(或称粮生，主要担任缮写等工作)、切造医生(负责药物的炮，炙调制)各二、三十人。上述员额，清代各朝虽有增减，总的说来，体制未变。该院医官通称太医或御医。
太医院医官的品服，康熙九年(1670年)规定，院使正五品，左、右院判正六品，御医正八品，吏目从九品。雍正七年(1729年)规定：御医均授正七品，许用六品冠带。各医官的品服，历朝也有变动。 清初太医院按明代旧制共设十一种，即：大方脉、小方脉、伤寒科、妇人科、疮疡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正骨科、咽喉科、痘疹科。嘉庆二年(1797年)，将咽喉与口齿、痘疹与小方脉各合为一科，遂成九科。嘉庆六年(1801年)，将正骨科划归上驷院。道光二年(1822年)，由于认为“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从而废止针灸科。同治五年(1866年)，将原来的伤寒、妇人两科，归入大方脉，加上小方脉、外科、眼科、口齿科，共为五科。光绪朝一仍其旧，未曾有所更改。
院使、院判、御医、吏目、医士各以所业专科，分班入宫，轮流侍直。在宫里的称为“宫直”；在外廷的称为“六直”。宫直在内药房及各宫外班房侍直；六直在外直房侍直。清帝驻跸圆明园时，宫直在圆明园药房侍直；六直在圆明园外直房侍直。光绪十三年(1887年)议定，西苑(现中南海及北海)寿药房，每日须有两名太医院官直宿，药库的库掌、笔帖式等，遇差传唤；乾清官御药房，每日由太医院大、小方脉二科各一人直宿，以供进御。
为便于侍直，在宫内及园苑，太医院没有公所或“他坦”(《清文汇书》释为“出外住立处”，即休息处)。圆明园东南一亩园有公所一处，原有房八十余间，禁城内东墙下，上驷院北，南三所东，亦有一处。遗迹早巳无存。 清代造就医官人才，分为内教习与外教习两种。内教习是教授内监中的学医者，外教习是教授普通平民及医官子弟中的学医者。内教习是由太医院选派学识素著的医官担任教学工作，设教于东药房。教授内监医学，按制由光禄寺提供厨役及膳食。外教习人员的选拔及培养，均极其严格。按照规定：“初进医生，自取同乡京官印结，赴院(太医院)具呈报明，经本院首领厅验看后，再取本院医士、医官保结，由堂官(院使，院判等)面加考试。医学可造就者，准其在院候试，挨次顶补[1]”。这些经过重重考核、确系“通晓医理、身无过犯”者，才可以进入外教习厅学习。其执教医官，也是选拔御医，吏目中的品学兼优者充任。学习的功课主要是医学经典著作，及有关专科书籍。乾隆七年(1742年)吴谦等奉勅编成《医宗金鉴》，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刊行，即作为医学教科书，一直沿用到清末。外教习的肄业生，除每年按季进行考试外，每历三年，由礼部堂官到院主持进行一次考试，被录取者称为医士。习业荒疏未被录取者仍准照常肄业，以待下次再考。太医院还规定，凡肄业一年以上，经过三次季考名列一等的，经呈报礼部可递补食粮医生的缺额。雍正八年(1730年)添设食粮医生十名，并改名为恩粮生，从此可不经考试，只须由太医院呈报礼部，便能递补。
鸦片战争后，太医院经费不足，教学、考试制度日趋废弛，教习厅亦任其倾圮。至同治年间，御史胡庆源奏请整顿医官以正医学，遂于同治六年(1867年)改教习厅为医学馆，太医院派教习三人，收掌三人，执掌医学馆，按春秋二季对医士、恩粮及肄业生进行考试，然后列定等第，按名顶补。每届六年，太医院会同礼部主管官员，对在太医院供事的医官等进行一次全面的考试。这种考试，除院使、院判及在内廷侍直的御医，经奏明皇帝可不参加外，其余吏目、医士及肄业等员，须一律应试。 ，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设新医学馆，基本按照各省学堂的章则，以院使、院判为管学，派医官二人为教习，另设稽察、监学、庶务、书记各一人，分掌有关事务。除管学外，其余人员都须在太医院供职。在旧肄业生中考选二十人为学员，学习期限定为四年。晚清太医院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虽已日益松弛，但因该院所承担的任务重要，故在医官的教育和考查方面也还是十分认真的。 凡宫中传唤太医院侍直的医官入大内看病，都得由御药房太监带领。诊治皇帝疾病，须与太监一起就内局合药，并须将药方连名封记。随之具本开列本方的药性和治疗大法，医官、太监在月日下署名，进呈皇帝阅览。奏本既具，即行登记入册，由太监收掌，以凭稽考。煎调御药，太医院官与太监一同监视。以两服药合为一服。煎好后，分别倒入两杯。一杯由主治医官先尝，再由院判、太监依次饮尝；另一杯进皇帝服用。如果配制药品，不依照原方，及未开明药名品味分量或虽开而遗漏舛错的，都将以“大不敬”论罪。乾隆五年(1740年)以后，药物都改由内臣烹调，医官才不再会同制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按照常例，皇帝得病，每天太医开的药方都要分抄给内务府大臣们每人一份，如果是重病，还要抄给每位军机大臣一份”。在现存内务府、军机处等档案中，还可见到这种抄发的太医处方，看来上述说法，是确实的。由于御药房的重要性质，使它一向成为内庭禁地，防范极严，据《明宫史》载：“祖宗以来，无一人敢无享私人药房者，防至密也”。清代御药房的情况，虽未见诸文字，但其严密程度也是可以想见的。不过到了晚清，为方便等原因，各宫都设有药房可煎药，就连皇帝也不再在御药房煎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每次生病，都由永和宫的药房煎药。永和宫是端康太妃(光绪之瑾妃)住的地方，她的药房比其他太妃宫里的药房设备都好，是继承了隆裕太后的”。
太医在宫中为皇太后、太妃、皇后、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诊治疾病，处方用药，传诊宫眷的名位和应诊医官的姓名，都须按规定登记簿册，以备查考。如太监、宫女等有病诊治，也是如此。
御药房除承担上述主要工作外，还有一些其他差事。首先是每逢暑令与太医院共同负责，在乾清门、圆明园宫门各处安设供防暑饮用的“香薷汤”，每到除夕，则在各宫殿焚设苍术，并管理制造诵经殿堂中的大巴苓等。其次是奉旨施药。顺治十一年(1654年)子景山东门外盖造药房三间，由医官施给医药，以惠济满汉军民人等。康熙二十年(1681年)于五城地方设药厂十五处，每厂有医官和医生各一人，为在京百姓免费治疗。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改设东西南北四厂，发放帑金，差医官施药，定为常例，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停止。 人们所说的太医，除指在太医院任职的医官外，还应该包括那些地方举荐入都，供奉内廷的名医。他们侍候于君王左右，为“至尊”诊治疾病，遇有疑难大症，朝野瞩目，责任极重。可是历来皇帝后妃，大都养尊处优，每餐必膏腴杂陈，脯醢并荐，象这样的生活方式，自然有损健康。身贵体弱，得病便不易治愈，反而责怪太医无能。太医进宫供职，有时须对内府官员、太监等纳以贿金，不如此他们便会从中作梗，处处设置障碍，因此，即使是那些精于歧黄之术的太医，由于多方掣肘，也难以一展身手。有的偶然幸中，医治见功，虽赏赉有加，荣耀异常，似乎可以平步青云，其实未必。甚至恩赐所入，尚不够贿赂之所出。加上宫禁之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有时太医则是首当其冲，难以逃脱。一药误投，生死所系，出了事故，要遭杀身之祸；所以有些名医把应召入宫视为危途，甚而闻讯远遁，希图一跑了之。真正官运亨通的极为寥寥，屈指可数。世间流传着“太医难当”的说法，洵非虚言，其中甘苦，非个中人不可尽知。
试看下例，太医治病之难可略知一二。 至于那些因一定机遇，进剂获效，荣受天眷的太医，其处境也非全如人意。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的薛福辰就是一例。薛福辰字抚屏，江苏无锡人。精于医学，名驰南北。慈禧患病，召之入都。经精心施治，效果颇佳。慈禧病愈后，自撰“职业修明”四字匾额，赏赐薛福辰。医功告成，本应“载誉”回籍，但是“老佛爷”却不准他即时出京，因为在“西圣(慈禧)新恙悉愈”[4]之后，还须“旧恙一一就痉，方许报安”，这叫做“请太平脉，如此还得在京躭搁下去。不料就在薛氏为慈禧治疗期间，他的家乡，疾疫流行，眷属俱病，其次女竟致殇殁，薛福辰之弟致沈某函中曾慨叹地说：“抚兄(薛氏)以回天妙手，而眷属皆不免于病，所谓木匠缺床足不能自理者非耶”。可以想见，薛福辰当时的悲愤痛苦心情，必是有言难诉的。薛福辰在接受慈禧恩赉之后，并不感到是幸事，反而忧心忡忡，寝食不宁。其弟为其担惊受怕，在他的信中说： “得悉抚兄近况，医事近稍顺手，技穷势绌，渐自弓[退”。又说：“此事担荷至巨，未知何时可了!”薛福辰自己也感到进退两难，在致友人函中说。医事“千回百折”，“鄙人此次之事，系勉竭驽钝，幸免大戾，然竟将太医及天下诸名医得罪矣”[5]。这些话，都是薛福辰当时那种战战兢兢，心情极其矛盾的真实暴露。
有云“伴君如伴虎”，在太后、皇帝身边的太医，又何尝不是如此。薛福辰这样的遭遇就是明证。至于封建王朝太医院里的相互嫉妒、彼此排挤、上下其手、结党营私等种种黑暗，更是难以尽述的。当然，清代太医，大多是医理精通，经验丰富，独具特色的医学家，曾为祖国医学宝库添加了光彩，它在摒除丹石，调治兼顾，活用经方，善使引药等方面部有一定贡献，这些成就是不容否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