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明、清时代正阳门(俗称前门)内的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一带,曾是许多衙署的所在地。在这老百姓望而生畏的地方,有一个颇为特殊的机构,那就是为皇家治病的太医院。 吴元年(1364),朱元璋设尚药局,尚药御奉品阶为正六品。洪武六年(1373),内府设御药局,始置御医。御药局设尚药御奉2人,直长2人,药童10人,俱以内臣充之。御医4人由太医院医官担任。御药局主要任务是监制御用药饵,兼管收储各地进贡的名贵药材。
1373年又设御药房,由提监、太监理其事,近侍医官无定员,分两班掌管御用药饵,官阶与太医院医官相似。
嘉靖十五年(1536),改御药房为圣济殿,又设御药房,由御医轮流值班。万历三年(1575),圣济殿造御药库关防印一枚,由提督太监收管,以凭传取,年终将传取药材及剩余数额等项造册,送礼部查考。 洪武二年(1369),东宫设典玺、典药、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每局设局郎1人,局丞1人,内使10人。典药局郎、局远及内使负责皇太子的医疗保健。
京师各亲王府在承奉司下置司药2人,以司亲王府的医药工作。建文间(1399~1403)。京师亲王府增设典药1人。 洪武五年(1372),后宫设六局,由尚食同负责医药,内设司药2人,掌管医方和药物,并有典药2人,掌药2人,均由女官充任。永乐间(1403~1424)及其后,这些职务均转由宦官担任。
皇后及嫔记有病,多由太医院医官诊视。后宫设安乐堂,专供后嫔养病;设有月子房,供宫内孕产用。后宫设医官3人,医士36人,还配有稳婆、乳婆、医整数十人。 清初,各官品级满汉间有所不同。康熙九年(1670年),由于政权已较巩固,为消弭汉人的仇视心理,标榜所谓“满汉一体”,将官制改归划一,所以太医院的官员,无分满汉,职掌皆同。但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仍设特简管理院事满大臣一人,作为太医院的最高长官,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才撤消。此后,太医院各官皆由汉人充任,有时任用少数满人。其人员情况人体是:院使一人,是该院行政及医疗事务的主管官员,左、右院判各一人,是该院的副主管官员,御医十至十五人,吏目十至三十人,医士二十至四十人,食粮医生(或称粮生,主要担任缮写等工作)、切造医生(负责药物的炮,炙调制)各二、三十人。上述员额,清代各朝虽有增减,总的说来,体制未变。该院医官通称太医或御医。
太医院医官的品服,康熙九年(1670年)规定,院使正五品,左、右院判正六品,御医正八品,吏目从九品。雍正七年(1729年)规定:御医均授正七品,许用六品冠带。各医官的品服,历朝也有变动。 清初太医院按明代旧制共设十一种,即:大方脉、小方脉、伤寒科、妇人科、疮疡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正骨科、咽喉科、痘疹科。嘉庆二年(1797年),将咽喉与口齿、痘疹与小方脉各合为一科,遂成九科。嘉庆六年(1801年),将正骨科划归上驷院。道光二年(1822年),由于认为“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从而废止针灸科。同治五年(1866年),将原来的伤寒、妇人两科,归入大方脉,加上小方脉、外科、眼科、口齿科,共为五科。光绪朝一仍其旧,未曾有所更改。
院使、院判、御医、吏目、医士各以所业专科,分班入宫,轮流侍直。在宫里的称为“宫直”;在外廷的称为“六直”。宫直在内药房及各宫外班房侍直;六直在外直房侍直。清帝驻跸圆明园时,宫直在圆明园药房侍直;六直在圆明园外直房侍直。光绪十三年(1887年)议定,西苑(现中南海及北海)寿药房,每日须有两名太医院官直宿,药库的库掌、笔帖式等,遇差传唤;乾清官御药房,每日由太医院大、小方脉二科各一人直宿,以供进御。
为便于侍直,在宫内及园苑,太医院没有公所或“他坦”(《清文汇书》释为“出外住立处”,即休息处)。圆明园东南一亩园有公所一处,原有房八十余间,禁城内东墙下,上驷院北,南三所东,亦有一处。遗迹早巳无存。 清代造就医官人才,分为内教习与外教习两种。内教习是教授内监中的学医者,外教习是教授普通平民及医官子弟中的学医者。内教习是由太医院选派学识素著的医官担任教学工作,设教于东药房。教授内监医学,按制由光禄寺提供厨役及膳食。外教习人员的选拔及培养,均极其严格。按照规定:“初进医生,自取同乡京官印结,赴院(太医院)具呈报明,经本院首领厅验看后,再取本院医士、医官保结,由堂官(院使,院判等)面加考试。医学可造就者,准其在院候试,挨次顶补[1]”。这些经过重重考核、确系“通晓医理、身无过犯”者,才可以进入外教习厅学习。其执教医官,也是选拔御医,吏目中的品学兼优者充任。学习的功课主要是医学经典著作,及有关专科书籍。乾隆七年(1742年)吴谦等奉勅编成《医宗金鉴》,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刊行,即作为医学教科书,一直沿用到清末。外教习的肄业生,除每年按季进行考试外,每历三年,由礼部堂官到院主持进行一次考试,被录取者称为医士。习业荒疏未被录取者仍准照常肄业,以待下次再考。太医院还规定,凡肄业一年以上,经过三次季考名列一等的,经呈报礼部可递补食粮医生的缺额。雍正八年(1730年)添设食粮医生十名,并改名为恩粮生,从此可不经考试,只须由太医院呈报礼部,便能递补。
鸦片战争后,太医院经费不足,教学、考试制度日趋废弛,教习厅亦任其倾圮。至同治年间,御史胡庆源奏请整顿医官以正医学,遂于同治六年(1867年)改教习厅为医学馆,太医院派教习三人,收掌三人,执掌医学馆,按春秋二季对医士、恩粮及肄业生进行考试,然后列定等第,按名顶补。每届六年,太医院会同礼部主管官员,对在太医院供事的医官等进行一次全面的考试。这种考试,除院使、院判及在内廷侍直的御医,经奏明皇帝可不参加外,其余吏目、医士及肄业等员,须一律应试。 ,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设新医学馆,基本按照各省学堂的章则,以院使、院判为管学,派医官二人为教习,另设稽察、监学、庶务、书记各一人,分掌有关事务。除管学外,其余人员都须在太医院供职。在旧肄业生中考选二十人为学员,学习期限定为四年。晚清太医院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虽已日益松弛,但因该院所承担的任务重要,故在医官的教育和考查方面也还是十分认真的。 凡宫中传唤太医院侍直的医官入大内看病,都得由御药房太监带领。诊治皇帝疾病,须与太监一起就内局合药,并须将药方连名封记。随之具本开列本方的药性和治疗大法,医官、太监在月日下署名,进呈皇帝阅览。奏本既具,即行登记入册,由太监收掌,以凭稽考。煎调御药,太医院官与太监一同监视。以两服药合为一服。煎好后,分别倒入两杯。一杯由主治医官先尝,再由院判、太监依次饮尝;另一杯进皇帝服用。如果配制药品,不依照原方,及未开明药名品味分量或虽开而遗漏舛错的,都将以“大不敬”论罪。乾隆五年(1740年)以后,药物都改由内臣烹调,医官才不再会同制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按照常例,皇帝得病,每天太医开的药方都要分抄给内务府大臣们每人一份,如果是重病,还要抄给每位军机大臣一份”。在现存内务府、军机处等档案中,还可见到这种抄发的太医处方,看来上述说法,是确实的。由于御药房的重要性质,使它一向成为内庭禁地,防范极严,据《明宫史》载:“祖宗以来,无一人敢无享私人药房者,防至密也”。清代御药房的情况,虽未见诸文字,但其严密程度也是可以想见的。不过到了晚清,为方便等原因,各宫都设有药房可煎药,就连皇帝也不再在御药房煎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每次生病,都由永和宫的药房煎药。永和宫是端康太妃(光绪之瑾妃)住的地方,她的药房比其他太妃宫里的药房设备都好,是继承了隆裕太后的”。
太医在宫中为皇太后、太妃、皇后、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诊治疾病,处方用药,传诊宫眷的名位和应诊医官的姓名,都须按规定登记簿册,以备查考。如太监、宫女等有病诊治,也是如此。
御药房除承担上述主要工作外,还有一些其他差事。首先是每逢暑令与太医院共同负责,在乾清门、圆明园宫门各处安设供防暑饮用的“香薷汤”,每到除夕,则在各宫殿焚设苍术,并管理制造诵经殿堂中的大巴苓等。其次是奉旨施药。顺治十一年(1654年)子景山东门外盖造药房三间,由医官施给医药,以惠济满汉军民人等。康熙二十年(1681年)于五城地方设药厂十五处,每厂有医官和医生各一人,为在京百姓免费治疗。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改设东西南北四厂,发放帑金,差医官施药,定为常例,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停止。 人们所说的太医,除指在太医院任职的医官外,还应该包括那些地方举荐入都,供奉内廷的名医。他们侍候于君王左右,为“至尊”诊治疾病,遇有疑难大症,朝野瞩目,责任极重。可是历来皇帝后妃,大都养尊处优,每餐必膏腴杂陈,脯醢并荐,象这样的生活方式,自然有损健康。身贵体弱,得病便不易治愈,反而责怪太医无能。太医进宫供职,有时须对内府官员、太监等纳以贿金,不如此他们便会从中作梗,处处设置障碍,因此,即使是那些精于歧黄之术的太医,由于多方掣肘,也难以一展身手。有的偶然幸中,医治见功,虽赏赉有加,荣耀异常,似乎可以平步青云,其实未必。甚至恩赐所入,尚不够贿赂之所出。加上宫禁之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有时太医则是首当其冲,难以逃脱。一药误投,生死所系,出了事故,要遭杀身之祸;所以有些名医把应召入宫视为危途,甚而闻讯远遁,希图一跑了之。真正官运亨通的极为寥寥,屈指可数。世间流传着“太医难当”的说法,洵非虚言,其中甘苦,非个中人不可尽知。
试看下例,太医治病之难可略知一二。 至于那些因一定机遇,进剂获效,荣受天眷的太医,其处境也非全如人意。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的薛福辰就是一例。薛福辰字抚屏,江苏无锡人。精于医学,名驰南北。慈禧患病,召之入都。经精心施治,效果颇佳。慈禧病愈后,自撰“职业修明”四字匾额,赏赐薛福辰。医功告成,本应“载誉”回籍,但是“老佛爷”却不准他即时出京,因为在“西圣(慈禧)新恙悉愈”[4]之后,还须“旧恙一一就痉,方许报安”,这叫做“请太平脉,如此还得在京躭搁下去。不料就在薛氏为慈禧治疗期间,他的家乡,疾疫流行,眷属俱病,其次女竟致殇殁,薛福辰之弟致沈某函中曾慨叹地说:“抚兄(薛氏)以回天妙手,而眷属皆不免于病,所谓木匠缺床足不能自理者非耶”。可以想见,薛福辰当时的悲愤痛苦心情,必是有言难诉的。薛福辰在接受慈禧恩赉之后,并不感到是幸事,反而忧心忡忡,寝食不宁。其弟为其担惊受怕,在他的信中说: “得悉抚兄近况,医事近稍顺手,技穷势绌,渐自弓[退”。又说:“此事担荷至巨,未知何时可了!”薛福辰自己也感到进退两难,在致友人函中说。医事“千回百折”,“鄙人此次之事,系勉竭驽钝,幸免大戾,然竟将太医及天下诸名医得罪矣”[5]。这些话,都是薛福辰当时那种战战兢兢,心情极其矛盾的真实暴露。
有云“伴君如伴虎”,在太后、皇帝身边的太医,又何尝不是如此。薛福辰这样的遭遇就是明证。至于封建王朝太医院里的相互嫉妒、彼此排挤、上下其手、结党营私等种种黑暗,更是难以尽述的。当然,清代太医,大多是医理精通,经验丰富,独具特色的医学家,曾为祖国医学宝库添加了光彩,它在摒除丹石,调治兼顾,活用经方,善使引药等方面部有一定贡献,这些成就是不容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