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烂柯山人、孤桐、青桐、秋桐等,汉族,湖南长沙人,1881年3月20日生。高级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
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
13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从此攻读柳文。 16岁在亲戚家为童子师。 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在此结识黄兴。后执教于朱启钤家私塾。 1902年3月,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次年进上海爱国学社。5月,任上海《苏报》主笔,由于该报连续登载章太炎等人的反清文章。7月被查封。8月他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又创办《国民日报》,建立大陆图书译印局。同年冬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从事反清活动。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不久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并因此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四兄弟中,章太炎、张继、邹容均有鼓动革命的书籍。于是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将孙之别名“中山樵”与姓氏连在一起。于是1903年9月用黄中黄的笔名刊行,国内由此书而知重孙中山。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苏报》,并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七人。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侥幸得脱。于8月7日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报》,并继续激烈地鼓吹革命。1903年11月,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 1904年2月,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任副会长。杨守仁为会长。1904年8月,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因事机不密,未经发动即遭失败。10月,黄兴赴上海,召集杨守仁、陈天华、章士钊、张继、杨度等人开会,准备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后因发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破坏,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再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章士钊等人经蔡锷托人营救,被关押四十余天后,得以保释。出狱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急急东渡日本。
留学时期
1905年流亡日本,入东京正则学校习英语。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但坚不入盟,后来亦未入其他政党。 1908年赴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
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爱丁堡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章士钊携家眷从英国回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了衷心的肯定和支持。应孙中山邀由英伦回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 1912年春抵南京,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任上海《民立报》主笔,兼江苏都督府顾问。7月,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已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学说”。此论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士钊乃脱离《民主报》,于同年9月与王无生别创《独立周报》,继续议论时政,提出了民国政制究取法国制还是美国制等引起国人注意的问题。 1913年3月,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反嫁祸于黄兴。章由此看出袁之险恶,乘隙逃往上海,拜晤孙中山、黄兴,加入了反袁行列,并草拟了《二次革命宣言》。7月由孙中山任命为讨袁军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亡命日本。
任职时期
1914年5月在东京与陈独秀等创办《甲寅》杂志,提倡共和,反对袁世凯。章在第一期上发表《政本》一文,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后又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等一系列关于政体的文章,宣称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引证西文学说,结合中国政治实际,文法谨严,理论充足,为时人重视。7月任欧事研究会书记。 1915年冬,袁世凯公开称帝,护国军起。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章士钊出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总统。章士钊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之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 1916年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任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赴北京与黎洽商善后。 1917年11月,陈独秀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讲授逻辑学。兼图书馆主任,并被选为国会众议员。章并荐李大钊、杨昌济到北大任教,以所兼北大图书馆长职荐李大钊继任。
1918年5月,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次年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当选南方代表。 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拜见章,求予资助。章当即以二万元巨款相赠,毛以一部资助赴法学生,一部用于湖南革命活动。 1921年春赴欧洲考察政治,在伦敦访问了英国学者威尔斯、肖伯纳、潘悌。章与诸人讲座后,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不同。翌年归国,任北京国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 1922年,周恩来等在欧洲创建共青团,托章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章照办无误。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章士钊先生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政治倾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1923年6月离京赴上海。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章时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受贿议员。 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44岁的章士钊投入北洋军阀集团。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 1925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4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章遂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挽劝,乃复任司法总长之职。7月发行《甲寅》周刊,反对新文化运动。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总长,要他继续“整顿”学风。章不顾人们的反对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装警察护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又下令解散“女师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因章的《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而《甲寅》封面绘有一虎,当时人们称之为“老虎总长”。 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章任段政府秘书长。后被国民军驱逐下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 ,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鲁迅著文痛骂段祺瑞、章士钊为“落水狗”,由是恶名远播。 1927年4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他四处奔走营救。
1928年国民革命军光复北京后,因章系执政府之高级官员,曾被通缉,乃赴欧洲游历。 1930年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次年任院长,“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回到上海,为杜月笙宾客,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自动站出来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 1934年任上海法学院院长。1934年前,章先后担任北京明德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上海法政学院院长。岑春煊等西南军阀排挤孙中山,操纵南方护法军政府,岑任总裁,章出任秘书长。 1937年4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居上海租界,次年3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被章拒绝。不久杜月笙派人迎护,章由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 1938年6月起,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战后问题;“双十”协定签字后,毛因事滞留重庆,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征询章对形势看法,章在手心写一“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劝毛速离险境。 1946年回上海,续任律师;同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8年行宪后,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解放战争后期,他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非正式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欲试探与中共和谈之可能性,乃请章士钊及江庸、颜惠庆三人。章返上海后,曾专程至南京,会晤长沙绥请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向程介绍了与毛泽东晤谈的情况,转达了毛对和平寄予的期望,对程消除“惩办战犯”的疑虑起了一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正式成立代表团,派邵力子、张治中及章士钊等五人为和谈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22日和谈破裂,章士钊与邵、张等乃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同年6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了章士钊。章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程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劝说程、陈起义。
新中国成立时期
1949年4月,受李宗仁代总统委派与邵力子、张治中、刘斐同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因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双方代表草拟的协定,乃留居北平。继而去香港;6月致函程潜,劝说程、陈(陈明仁)起义。9月,他应中国共产党之邀参加开国大典,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定居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55、1958、1960年,三次奉命赴香港,与台湾方面连络,会商两岸统一问题。 1957年,中共整风,章发言中有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被责令检讨,经毛泽东干预始得解脱。 1959年10月,任馆长。晚年以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讲授柳文。既而以其研究心得,集为《柳文指要》一书。 1961年,国穷民困之际,毛用稿费以“还钱还利”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二千元给章以解其困,送满十年。 1963年,毛七十寿辰,设家宴邀章士钊、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四老到中南海,并各携子女一人到席。 1965年,《兰亭集序》真伪之辩,高二适驳郭沫若文章发表受阻,章向毛推荐高文,得以通过。 “文化大革命”中,当造反派的矛头直指“刘邓司令部”时,他对国家前途充满忧虑,不顾个人安危上书主席,坦诚陈言,意欲力挽狂澜。“文革”初期,章遭批斗抄家,章函告毛,毛要周恩来接章到301医院予以保护。章对刘少奇命运十分关注,致函毛、刘调解,要刘效廉颇蔺相如故事向毛负荆请罪,以求团结共事,卒被残酷现实打破。从此专心整理《柳文指要》,在毛支持下于1971年出版,为“文革”中少有的特例。 晚年最为期盼的是祖国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为此,不顾92岁高龄只身前往香港为恢复同台湾的联系而奔忙,最终在香港病故,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作出最后的贡献。 1973年,章士钊自请第四次赴港,欲与台湾方面会谈两岸统一事业,功未竟而身先死。享年92岁。在京举行追悼会时,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均到会行礼致哀。
求学生涯
在英国留学时期的章士钊(1881-1973),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两湖书院,在此认识了黄兴。次年3月考入南京陆师学堂。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 1905年春,入日本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到日本不到半年,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7年,赴英留学。 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爱丁堡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
调和立国
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思想言论的基本线索。这亦可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这么冷静的反思,他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
1911年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章士钊即携眷返国,因视同盟会不合西方政党标准,主张“毁(旧)党造(新)党说”,以施行政党内阁制,遭同盟会员反对,被斥为“保皇党”。章愤而辞职,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袁赠巨宅,委以北京大学校长,未就。及宋教仁被刺,章逃离北京。奉孙中山命,联岑春煊反袁,任讨袁军秘书长。事败亡命日本,创办《甲寅》,倡言革新,反对专制,但反对暴力激进手段。批评革命党有“好同恶异”之弊,力主调和精神。 因言论不见容于国民党人,他便挂冠而去;但立即另办一个《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国民党重要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他明知无望,却坚决与黄兴奔赴南京起兵反抗袁世凯。失败后,逃亡日本,给了他冷静总结和反思的极好时机。在参与国民党重要政治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在自己创办和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章士钊没有停留在现象层次。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民国初年,以批判态度观察政局发展的中国人为数不少,但能联系世界历史全局反复思考的却不多见。针对这样的现实,章氏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以调和立国论为指导,作出相应的转变。他清醒地看到,空谈化同迎异,不能真正确立这样的风气和社会运行机制。关键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
回归传统
进入20年代, 章士钊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引人注目的是他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章士钊已为文学和道德领域破旧立新深感忧虑。他说:“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报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划出一新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今之社会道德,旧者破坏,新者未立,颇呈青黄不接之观……人心世道之忧。莫切于此。”因此,他认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本来强调横向宽容的调和,转而注重纵向新旧融合。随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更趋坚决。 1921年10月归来后,章士钊态度大变。以反对直线发展观为藉口,他断言:“所谓文明野蛮,不过循环蝉递”。“新旧并无一定之界限,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很难于断定……新旧是循环的,昔日以为新者,今日或视为旧,甲地以为旧者,乙地或反视为新。”“故思想之进化,亦是循环的,并无新旧之不同。”于是,新文化运动全都是无事生非,有害无益。白话文在他看来更是“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简直是奇灾大祸。其恶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谨厚者菑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 更突出的是他提出一个“农国”论,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社会政治理念。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反对现代化的理论。其要点是: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必须坚持这个传统。抛弃一切与工商立国相关联的追求与制度。在政治领域,一反前期的主张,不要总统、国会、政党等等与工商国有关的一切制度。 他一再撰文,反复演讲,说民初以来政局混乱,战祸连绵,都是走错了路,把不切中国国情的制度搬到中国。“吾国祸乱相寻,自辛亥迄今十二年无宁日者,徒以大选无方,奸雄窃发已耳。不去选事,乱无由已……西土现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选举、总统、国会、政党……通通不要。“一言以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大总统事发生,章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痛斥贿投票议员之无耻,并连续撰文抨击代议制。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次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1926年4月,执政府垮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
娶妻吴弱男
章士钊24岁时,结识了19岁的吴弱男。吴弱男,生于1887年,小章士钊6岁,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女儿,名门名媛,第一位东渡日本后去欧洲的妇女运动先驱,当时
为孙中山英文秘书,4年后,于1909年两人在英国伦敦结为夫妻,第二年29岁时有了大儿子章可,30岁的时候回国为同盟会工作(章士钊从婚后就时来运转),其后到43岁前经历办报、赴日、反袁、任教、旅欧等诸多事宜。1973年4月1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7岁。生前,被周总理礼为辛亥革命老人,尊称其为“吴先生”。在章士钊的妻妾中,只有前妻吴弱男留下子嗣,章可、章用、章因。三个儿子中,二男章用(1919年-1939年)生于英国苏格兰,在香港病逝,中国近代数学家。长子章可活到1983年。
纳妾奚翠贞
1919年,章士钊在上海时,经黄金荣介绍结识了一个青楼女子奚翠贞,瞒着吴夫人暗中交往,到1924年后,43岁的章在北京当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后兼教育总长的时候,公开与奚同住。吴夫人是早期革命的新式女子,自然容不得章纳妾,吵闹之后于1929年断然分居(时年她44岁,章48岁),携三个儿子(二儿子是季羡林同学,二三子都在抗战时去世,没有成家)去往欧洲,到1937年欧战才回来。1936年,章士钊在上海当律师时接了一笔官司,一个卖昂贵康克令金笔的女营业员(据说有报纸专门报道过其艳名,也算当时一超女),和一个追求她的大家公子生了一个女儿,不料大家公子早有婚配,其父要儿子与其断绝关系,女营业员为此找到了章士钊律师打官司。官司以公子(到底是谁没有定论,有人说可能是陈调元的公子)出了5万元了事,大人一拍两散,女儿倒是个麻烦。恰好章士钊的小妾奚夫人没有生育,于就抱养了过来。这个孩子那时8个月大,后来章士钊为其取名章含之。
纳妾殷德珍
1941年章士钊结识了杜月笙给推荐的一个戏子,60岁的章士钊就又纳了一个26
岁的小妾——三夫人殷德珍,也无生育,后收养一女章眉?1945年秋天回上海,章士钊另买了房子,与殷夫人同住。奚夫人就颇受冷落了。章含之的回忆也是见父亲的时候不多,也没什么感情。到了1949年,68岁的章士钊老人到了北京和谈,期间和殷夫人取道香港(殷从此被留在香港),后转投毛泽东,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11月的时候,把奚夫人、大儿子章可和14岁的章含之都接到了北京。
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
13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从此攻读柳文。 16岁在亲戚家为童子师。 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在此结识黄兴。后执教于朱启钤家私塾。 1902年3月,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次年进上海爱国学社。5月,任上海《苏报》主笔,由于该报连续登载章太炎等人的反清文章。7月被查封。8月他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又创办《国民日报》,建立大陆图书译印局。同年冬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从事反清活动。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不久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并因此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四兄弟中,章太炎、张继、邹容均有鼓动革命的书籍。于是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将孙之别名“中山樵”与姓氏连在一起。于是1903年9月用黄中黄的笔名刊行,国内由此书而知重孙中山。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苏报》,并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七人。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侥幸得脱。于8月7日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报》,并继续激烈地鼓吹革命。1903年11月,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 1904年2月,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任副会长。杨守仁为会长。1904年8月,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因事机不密,未经发动即遭失败。10月,黄兴赴上海,召集杨守仁、陈天华、章士钊、张继、杨度等人开会,准备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后因发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破坏,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再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章士钊等人经蔡锷托人营救,被关押四十余天后,得以保释。出狱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急急东渡日本。
留学时期
1905年流亡日本,入东京正则学校习英语。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但坚不入盟,后来亦未入其他政党。 1908年赴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
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爱丁堡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章士钊携家眷从英国回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了衷心的肯定和支持。应孙中山邀由英伦回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 1912年春抵南京,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任上海《民立报》主笔,兼江苏都督府顾问。7月,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已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学说”。此论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士钊乃脱离《民主报》,于同年9月与王无生别创《独立周报》,继续议论时政,提出了民国政制究取法国制还是美国制等引起国人注意的问题。 1913年3月,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反嫁祸于黄兴。章由此看出袁之险恶,乘隙逃往上海,拜晤孙中山、黄兴,加入了反袁行列,并草拟了《二次革命宣言》。7月由孙中山任命为讨袁军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亡命日本。
任职时期
1914年5月在东京与陈独秀等创办《甲寅》杂志,提倡共和,反对袁世凯。章在第一期上发表《政本》一文,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后又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等一系列关于政体的文章,宣称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引证西文学说,结合中国政治实际,文法谨严,理论充足,为时人重视。7月任欧事研究会书记。 1915年冬,袁世凯公开称帝,护国军起。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章士钊出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总统。章士钊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之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 1916年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任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赴北京与黎洽商善后。 1917年11月,陈独秀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讲授逻辑学。兼图书馆主任,并被选为国会众议员。章并荐李大钊、杨昌济到北大任教,以所兼北大图书馆长职荐李大钊继任。
1918年5月,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次年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当选南方代表。 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拜见章,求予资助。章当即以二万元巨款相赠,毛以一部资助赴法学生,一部用于湖南革命活动。 1921年春赴欧洲考察政治,在伦敦访问了英国学者威尔斯、肖伯纳、潘悌。章与诸人讲座后,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不同。翌年归国,任北京国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 1922年,周恩来等在欧洲创建共青团,托章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章照办无误。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章士钊先生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政治倾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1923年6月离京赴上海。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章时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受贿议员。 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44岁的章士钊投入北洋军阀集团。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 1925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4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章遂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挽劝,乃复任司法总长之职。7月发行《甲寅》周刊,反对新文化运动。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总长,要他继续“整顿”学风。章不顾人们的反对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装警察护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又下令解散“女师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因章的《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而《甲寅》封面绘有一虎,当时人们称之为“老虎总长”。 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章任段政府秘书长。后被国民军驱逐下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 ,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鲁迅著文痛骂段祺瑞、章士钊为“落水狗”,由是恶名远播。 1927年4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他四处奔走营救。
1928年国民革命军光复北京后,因章系执政府之高级官员,曾被通缉,乃赴欧洲游历。 1930年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次年任院长,“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回到上海,为杜月笙宾客,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自动站出来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 1934年任上海法学院院长。1934年前,章先后担任北京明德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上海法政学院院长。岑春煊等西南军阀排挤孙中山,操纵南方护法军政府,岑任总裁,章出任秘书长。 1937年4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居上海租界,次年3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被章拒绝。不久杜月笙派人迎护,章由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 1938年6月起,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战后问题;“双十”协定签字后,毛因事滞留重庆,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征询章对形势看法,章在手心写一“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劝毛速离险境。 1946年回上海,续任律师;同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8年行宪后,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解放战争后期,他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非正式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欲试探与中共和谈之可能性,乃请章士钊及江庸、颜惠庆三人。章返上海后,曾专程至南京,会晤长沙绥请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向程介绍了与毛泽东晤谈的情况,转达了毛对和平寄予的期望,对程消除“惩办战犯”的疑虑起了一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正式成立代表团,派邵力子、张治中及章士钊等五人为和谈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22日和谈破裂,章士钊与邵、张等乃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同年6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了章士钊。章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程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劝说程、陈起义。
新中国成立时期
1949年4月,受李宗仁代总统委派与邵力子、张治中、刘斐同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因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双方代表草拟的协定,乃留居北平。继而去香港;6月致函程潜,劝说程、陈(陈明仁)起义。9月,他应中国共产党之邀参加开国大典,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定居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55、1958、1960年,三次奉命赴香港,与台湾方面连络,会商两岸统一问题。 1957年,中共整风,章发言中有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被责令检讨,经毛泽东干预始得解脱。 1959年10月,任馆长。晚年以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讲授柳文。既而以其研究心得,集为《柳文指要》一书。 1961年,国穷民困之际,毛用稿费以“还钱还利”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二千元给章以解其困,送满十年。 1963年,毛七十寿辰,设家宴邀章士钊、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四老到中南海,并各携子女一人到席。 1965年,《兰亭集序》真伪之辩,高二适驳郭沫若文章发表受阻,章向毛推荐高文,得以通过。 “文化大革命”中,当造反派的矛头直指“刘邓司令部”时,他对国家前途充满忧虑,不顾个人安危上书主席,坦诚陈言,意欲力挽狂澜。“文革”初期,章遭批斗抄家,章函告毛,毛要周恩来接章到301医院予以保护。章对刘少奇命运十分关注,致函毛、刘调解,要刘效廉颇蔺相如故事向毛负荆请罪,以求团结共事,卒被残酷现实打破。从此专心整理《柳文指要》,在毛支持下于1971年出版,为“文革”中少有的特例。 晚年最为期盼的是祖国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为此,不顾92岁高龄只身前往香港为恢复同台湾的联系而奔忙,最终在香港病故,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作出最后的贡献。 1973年,章士钊自请第四次赴港,欲与台湾方面会谈两岸统一事业,功未竟而身先死。享年92岁。在京举行追悼会时,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均到会行礼致哀。
求学生涯
在英国留学时期的章士钊(1881-1973),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两湖书院,在此认识了黄兴。次年3月考入南京陆师学堂。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 1905年春,入日本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到日本不到半年,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7年,赴英留学。 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爱丁堡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
调和立国
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思想言论的基本线索。这亦可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这么冷静的反思,他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
1911年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章士钊即携眷返国,因视同盟会不合西方政党标准,主张“毁(旧)党造(新)党说”,以施行政党内阁制,遭同盟会员反对,被斥为“保皇党”。章愤而辞职,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袁赠巨宅,委以北京大学校长,未就。及宋教仁被刺,章逃离北京。奉孙中山命,联岑春煊反袁,任讨袁军秘书长。事败亡命日本,创办《甲寅》,倡言革新,反对专制,但反对暴力激进手段。批评革命党有“好同恶异”之弊,力主调和精神。 因言论不见容于国民党人,他便挂冠而去;但立即另办一个《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国民党重要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他明知无望,却坚决与黄兴奔赴南京起兵反抗袁世凯。失败后,逃亡日本,给了他冷静总结和反思的极好时机。在参与国民党重要政治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在自己创办和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章士钊没有停留在现象层次。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民国初年,以批判态度观察政局发展的中国人为数不少,但能联系世界历史全局反复思考的却不多见。针对这样的现实,章氏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以调和立国论为指导,作出相应的转变。他清醒地看到,空谈化同迎异,不能真正确立这样的风气和社会运行机制。关键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
回归传统
进入20年代, 章士钊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引人注目的是他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章士钊已为文学和道德领域破旧立新深感忧虑。他说:“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报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划出一新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今之社会道德,旧者破坏,新者未立,颇呈青黄不接之观……人心世道之忧。莫切于此。”因此,他认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本来强调横向宽容的调和,转而注重纵向新旧融合。随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更趋坚决。 1921年10月归来后,章士钊态度大变。以反对直线发展观为藉口,他断言:“所谓文明野蛮,不过循环蝉递”。“新旧并无一定之界限,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很难于断定……新旧是循环的,昔日以为新者,今日或视为旧,甲地以为旧者,乙地或反视为新。”“故思想之进化,亦是循环的,并无新旧之不同。”于是,新文化运动全都是无事生非,有害无益。白话文在他看来更是“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简直是奇灾大祸。其恶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谨厚者菑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 更突出的是他提出一个“农国”论,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社会政治理念。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反对现代化的理论。其要点是: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必须坚持这个传统。抛弃一切与工商立国相关联的追求与制度。在政治领域,一反前期的主张,不要总统、国会、政党等等与工商国有关的一切制度。 他一再撰文,反复演讲,说民初以来政局混乱,战祸连绵,都是走错了路,把不切中国国情的制度搬到中国。“吾国祸乱相寻,自辛亥迄今十二年无宁日者,徒以大选无方,奸雄窃发已耳。不去选事,乱无由已……西土现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选举、总统、国会、政党……通通不要。“一言以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大总统事发生,章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痛斥贿投票议员之无耻,并连续撰文抨击代议制。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次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1926年4月,执政府垮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
娶妻吴弱男
章士钊24岁时,结识了19岁的吴弱男。吴弱男,生于1887年,小章士钊6岁,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女儿,名门名媛,第一位东渡日本后去欧洲的妇女运动先驱,当时
为孙中山英文秘书,4年后,于1909年两人在英国伦敦结为夫妻,第二年29岁时有了大儿子章可,30岁的时候回国为同盟会工作(章士钊从婚后就时来运转),其后到43岁前经历办报、赴日、反袁、任教、旅欧等诸多事宜。1973年4月1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7岁。生前,被周总理礼为辛亥革命老人,尊称其为“吴先生”。在章士钊的妻妾中,只有前妻吴弱男留下子嗣,章可、章用、章因。三个儿子中,二男章用(1919年-1939年)生于英国苏格兰,在香港病逝,中国近代数学家。长子章可活到1983年。
纳妾奚翠贞
1919年,章士钊在上海时,经黄金荣介绍结识了一个青楼女子奚翠贞,瞒着吴夫人暗中交往,到1924年后,43岁的章在北京当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后兼教育总长的时候,公开与奚同住。吴夫人是早期革命的新式女子,自然容不得章纳妾,吵闹之后于1929年断然分居(时年她44岁,章48岁),携三个儿子(二儿子是季羡林同学,二三子都在抗战时去世,没有成家)去往欧洲,到1937年欧战才回来。1936年,章士钊在上海当律师时接了一笔官司,一个卖昂贵康克令金笔的女营业员(据说有报纸专门报道过其艳名,也算当时一超女),和一个追求她的大家公子生了一个女儿,不料大家公子早有婚配,其父要儿子与其断绝关系,女营业员为此找到了章士钊律师打官司。官司以公子(到底是谁没有定论,有人说可能是陈调元的公子)出了5万元了事,大人一拍两散,女儿倒是个麻烦。恰好章士钊的小妾奚夫人没有生育,于就抱养了过来。这个孩子那时8个月大,后来章士钊为其取名章含之。
纳妾殷德珍
1941年章士钊结识了杜月笙给推荐的一个戏子,60岁的章士钊就又纳了一个26
岁的小妾——三夫人殷德珍,也无生育,后收养一女章眉?1945年秋天回上海,章士钊另买了房子,与殷夫人同住。奚夫人就颇受冷落了。章含之的回忆也是见父亲的时候不多,也没什么感情。到了1949年,68岁的章士钊老人到了北京和谈,期间和殷夫人取道香港(殷从此被留在香港),后转投毛泽东,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11月的时候,把奚夫人、大儿子章可和14岁的章含之都接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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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9-11-13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6-02-22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烂柯山人、孤桐、青桐、秋桐等,汉族,湖南长沙人,1881年3月20日生。高级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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