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天下国家观,在汉唐与宋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唐朝时期,正处国力昌盛,军事强大,文化更是从古代开始一直很先进,所以唐朝认为天下以中国为中心,并没有明确的国家观,认为天下唯我独尊;而到了宋代,由于地理版图缩小,民族国家地位下降,虽然在文化上仍然优于其它小国,但是宋仍然不得不被迫开始承认其它国家,不再认为天下唯我独尊.
现代研究者普遍认为,古代中国相当长时期内关于民族、国家和天下的朝贡体制和华夷观念,正是在唐宋之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遭遇挫折的时候,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这显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的反差,即在民族和国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时代,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却在日益升高,这种情况在中国思想史上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
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那个时代,也许更早些时候,中国人就在自己的经验与想象中建构了一个“天下”,他们想象,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大地仿佛一个棋盘一样,或者象一个回字形,四边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中心是王所在的京城,中心之外是华夏或者诸夏,诸夏之外是夷狄,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与南夷北狄相对应的“中国”概念。
在古代中国的想象中,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荒芜,住在那里的民族也就越野蛮,文明的等级也越低。这种观念和想象并不奇怪,西谚说“既无背景亦无中心”,大凡人都是从自己的眼里看外界的,自己站的那一点,就是观察的出发点,也是确定东南西北前后左右的中心,离自己远的,在自己聚焦关注的那一点后面的就是背景,我是你的视点,你也可能是我的焦点,但是可能你也是另一个东西的背景,我也可能是他的背景。
古代中国历史的记录和书写者处在中原江河之间,他们当然要以这一点为中心,把天下想象成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大空间,更何况很长一个时期,中国文明确实优越于他们周围的各族。显然,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由于相信天下并没有另一个足以与汉族文明相颉亢的文明,因此相当自信地愿意承认,凡是吻合这种文明的就是“夏”,而不符合这种文明的则是“夷”,这个时候,国族的民族因素、空间和边界因素,都相当地薄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代,到唐代中叶,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到了宋代,这种变化更是剧烈。
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指出,经过唐代九至十世纪的衰落,“宋代虽然出现了统一国家,但是,燕云十六州被契丹所占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国与宋对抗,契丹与西夏都对等地与宋同称皇帝,而且宋王朝对辽每岁纳币,与西夏保持战争状态,这时候,东亚的国际关系,已经与唐代只有唐称君主、册封周边诸国成为藩国的时代大不一样了,从这一状况来看,东亚从此开始了不承认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这一转变相当重要,这使得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在观念史上,由实际的策略转为想象的秩序,从真正制度上的居高临下,变成想象世界中的自我安慰;在政治史上,过去那种傲慢的天朝大国态度,变成了实际的对等外交方略;在思想史上,士大夫知识阶层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观念主流,也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自我想象的民族主义。对于国际政治的实际策略,与对于世界秩序的传统想象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这一差异,当然有其观念上的内在来源,陶晋生曾一再强调,“以中国为中心 的世界秩序及朝贡制度,虽然是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但是朝贡制度不足以涵盖整个传统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传统中国固然有一个很强的传统来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要求邻国称臣进贡,但是另一个传统也不可以忽视,那就是与邻国实际维持的对等关系”,但是,这种现实主义的策略是在实际的政治运作策略上,而在想象天下的思想史上,汉唐以来,似乎从来没有多少平等的意识,“天下之中”和“天朝大国”的观念仍然支配着所有人对世界的想象。
有没有明确的边界和边界意识,是民族和国家观念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观念其实套不到中国历史上面,中国关于民族国家的历史应当自己书写。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代中国,“自我”和“他者”的差异并不很清楚。《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曾经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很表现古代中国对于四夷的观念和态度,“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这种“怀柔远人”的方式背后,是一种自足与自满,觉得在道德上和在经济上,自己都高人一等。
但是,在北宋一切都变化了,民族和国家有了明确的边界,天下缩小成中国,而四夷却成了敌手。宋辽间的“南北朝”称呼,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对等外交的意识,漫无边界的天下幻影散去后,边界的划分、贡品的数量、贸易的等价、使节的礼仪等等,都开始告诉人们“它者”(the others)的存在。“积弱”的现实和“自大”的意识,事实上对等的外交和仍然使用的天朝辞令,如此反差巨大,使得这些怀抱华夏文明的自豪感的士人颇为尴尬,这在唐以前的中国是几乎没有的。但是从宋代起,这种“馈赠”就有了限制。
据不完全的资料,从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起,朝廷就下诏,令边民除了《九经》书疏,不得将书籍带入榷场。仁宗天圣五年(1027),又因为臣僚著撰文集,经由雄州榷场流向北方的辽国,于是下令重申禁例,并且命令“沿边州军严切禁止,不得更令将带上件文字出界”,康定元年(1040)再次下令禁止,而且许人告发,并委托开封府来全权管理。又过了十几年(至和二年,1055),对于民族国家的地位相当敏感的欧阳修,在《论雕印文字札子》中相当严厉地请求朝廷,下令禁止雕印有关时事的文字,“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识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及更有其余文字,非后学所须,或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而元丰元年(1078)四月,皇帝再次下诏,“诸榷场除九经疏外,若卖余书与北客,及诸人私卖与化外人书者,并徒三年,引致者减一等,皆配邻州本城。情重者配千里,许人告捕给赏,著为令”。两年以后又下诏杭州,“禁民毋以言涉边机文字鬻学生讨论发言稿复旦学院教学办制2008高丽人”。接着,在元祐四年(1089),刚刚出使到过北方的苏辙也提出建议,“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其中“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图,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于是,第二年(1090),礼部就下了禁令,“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
无论是从经济的强盛和衰弱,社会制度,和文化方面,宋代和唐代的地位都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是得宋的天下国家观于唐有所差异,不再天下即国家,而是承认了周边的小国,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唐朝时期,正处国力昌盛,军事强大,文化更是从古代开始一直很先进,所以唐朝认为天下以中国为中心,并没有明确的国家观,认为天下唯我独尊;而到了宋代,由于地理版图缩小,民族国家地位下降,虽然在文化上仍然优于其它小国,但是宋仍然不得不被迫开始承认其它国家,不再认为天下唯我独尊.
现代研究者普遍认为,古代中国相当长时期内关于民族、国家和天下的朝贡体制和华夷观念,正是在唐宋之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遭遇挫折的时候,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这显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的反差,即在民族和国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时代,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却在日益升高,这种情况在中国思想史上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
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那个时代,也许更早些时候,中国人就在自己的经验与想象中建构了一个“天下”,他们想象,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大地仿佛一个棋盘一样,或者象一个回字形,四边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中心是王所在的京城,中心之外是华夏或者诸夏,诸夏之外是夷狄,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与南夷北狄相对应的“中国”概念。
在古代中国的想象中,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荒芜,住在那里的民族也就越野蛮,文明的等级也越低。这种观念和想象并不奇怪,西谚说“既无背景亦无中心”,大凡人都是从自己的眼里看外界的,自己站的那一点,就是观察的出发点,也是确定东南西北前后左右的中心,离自己远的,在自己聚焦关注的那一点后面的就是背景,我是你的视点,你也可能是我的焦点,但是可能你也是另一个东西的背景,我也可能是他的背景。
古代中国历史的记录和书写者处在中原江河之间,他们当然要以这一点为中心,把天下想象成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大空间,更何况很长一个时期,中国文明确实优越于他们周围的各族。显然,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由于相信天下并没有另一个足以与汉族文明相颉亢的文明,因此相当自信地愿意承认,凡是吻合这种文明的就是“夏”,而不符合这种文明的则是“夷”,这个时候,国族的民族因素、空间和边界因素,都相当地薄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代,到唐代中叶,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到了宋代,这种变化更是剧烈。
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指出,经过唐代九至十世纪的衰落,“宋代虽然出现了统一国家,但是,燕云十六州被契丹所占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国与宋对抗,契丹与西夏都对等地与宋同称皇帝,而且宋王朝对辽每岁纳币,与西夏保持战争状态,这时候,东亚的国际关系,已经与唐代只有唐称君主、册封周边诸国成为藩国的时代大不一样了,从这一状况来看,东亚从此开始了不承认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这一转变相当重要,这使得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在观念史上,由实际的策略转为想象的秩序,从真正制度上的居高临下,变成想象世界中的自我安慰;在政治史上,过去那种傲慢的天朝大国态度,变成了实际的对等外交方略;在思想史上,士大夫知识阶层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观念主流,也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自我想象的民族主义。对于国际政治的实际策略,与对于世界秩序的传统想象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这一差异,当然有其观念上的内在来源,陶晋生曾一再强调,“以中国为中心 的世界秩序及朝贡制度,虽然是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但是朝贡制度不足以涵盖整个传统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传统中国固然有一个很强的传统来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要求邻国称臣进贡,但是另一个传统也不可以忽视,那就是与邻国实际维持的对等关系”,但是,这种现实主义的策略是在实际的政治运作策略上,而在想象天下的思想史上,汉唐以来,似乎从来没有多少平等的意识,“天下之中”和“天朝大国”的观念仍然支配着所有人对世界的想象。
有没有明确的边界和边界意识,是民族和国家观念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观念其实套不到中国历史上面,中国关于民族国家的历史应当自己书写。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代中国,“自我”和“他者”的差异并不很清楚。《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曾经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很表现古代中国对于四夷的观念和态度,“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这种“怀柔远人”的方式背后,是一种自足与自满,觉得在道德上和在经济上,自己都高人一等。
但是,在北宋一切都变化了,民族和国家有了明确的边界,天下缩小成中国,而四夷却成了敌手。宋辽间的“南北朝”称呼,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对等外交的意识,漫无边界的天下幻影散去后,边界的划分、贡品的数量、贸易的等价、使节的礼仪等等,都开始告诉人们“它者”(the others)的存在。“积弱”的现实和“自大”的意识,事实上对等的外交和仍然使用的天朝辞令,如此反差巨大,使得这些怀抱华夏文明的自豪感的士人颇为尴尬,这在唐以前的中国是几乎没有的。但是从宋代起,这种“馈赠”就有了限制。
据不完全的资料,从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起,朝廷就下诏,令边民除了《九经》书疏,不得将书籍带入榷场。仁宗天圣五年(1027),又因为臣僚著撰文集,经由雄州榷场流向北方的辽国,于是下令重申禁例,并且命令“沿边州军严切禁止,不得更令将带上件文字出界”,康定元年(1040)再次下令禁止,而且许人告发,并委托开封府来全权管理。又过了十几年(至和二年,1055),对于民族国家的地位相当敏感的欧阳修,在《论雕印文字札子》中相当严厉地请求朝廷,下令禁止雕印有关时事的文字,“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识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及更有其余文字,非后学所须,或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而元丰元年(1078)四月,皇帝再次下诏,“诸榷场除九经疏外,若卖余书与北客,及诸人私卖与化外人书者,并徒三年,引致者减一等,皆配邻州本城。情重者配千里,许人告捕给赏,著为令”。两年以后又下诏杭州,“禁民毋以言涉边机文字鬻学生讨论发言稿复旦学院教学办制2008高丽人”。接着,在元祐四年(1089),刚刚出使到过北方的苏辙也提出建议,“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其中“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图,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于是,第二年(1090),礼部就下了禁令,“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
无论是从经济的强盛和衰弱,社会制度,和文化方面,宋代和唐代的地位都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是得宋的天下国家观于唐有所差异,不再天下即国家,而是承认了周边的小国,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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