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北宋神宗年间，以王安石为领袖的北宋变法革新派掌权，1071年定《孟子》为考试科目，即士人必读书。王安石视孟子为千古知己，作《孟子注释》十四卷，推崇孟子以民为本、关注民生以及“制民之产”思想，用作变法的理论根据，意在调整生产关系，缓和社会矛盾。从北宋二程到南宋朱熹的理学家们，则吸收孟子的心性天命学说，以之为基础，创立了理学思想体系，目的是重整纲常伦理，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理学，又称道学，提倡三纲五常，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封建礼教，将孟子学说的一些基因，作新的发挥和改造。孟子学说成为官方规定的意识形态。据《宋史》记载，1074年立孟子像于朝廷；1083年追封孟子为邹国公；1084年诏令以孟子配享各地孔庙；1115年诏令由官方管理邹县孟庙，以孟子弟子十七人从祀。1119年至1125年将《孟子》刻石经，从此孔孟并称。公爵爵位、庙宇、官民四时香火祭祀，封建社会的这些荣耀，恐怕是孟子生前所始料未及的吧。
孟子地位步步升格是当时文化运动的主流，也难免有不同意见。如北宋反对王安石变法革新的司马光，著《疑孟》，批评孟子的性善论；南宋事功学派的叶适不同意孟子是儒学道统的继承人；甚至还有“非孟”、“骂孟”的，但他们在尊孟的文化潮流之中，并不起多大作用。又如司马光的弟子晁说之，写文章“非孟”，还公开上疏反对立《孟子》为学科，反对太子先读《孟子》后读《论语》。尊孟的宋高宗干脆罢了他的官，令其回家抱孩子去。这是尊孟运动中的一个小插曲吧。朱熹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作为学校的基本读本。宋人编刻《十三经》，《孟子》也定为“十三经”之一，孟子及其著作步步升格。
元代文化学术是宋学的继续。1330年(元文宗至顺元年)，孟子又升格一级，被追封为“邹国亚圣公”。从此，“亚圣”成为孟子的代名词，孟子“名正言顺”地成为儒学的“第二把手”。
明太祖开基以后，孟子身后的命运发生了短暂的波折。《明史》载：洪武五年(经考证应为洪武三年即1370年)，朱元璋读《孟子》，读到民贵君轻和君可诛可易可去的言论，认为这是臣子大不敬的言论，说：这老头如果活着非严办不可!下诏把孟子“逐出”孔庙，谁敢谏阻，也以大不敬论罪。可是，有的大臣仍冒死抗疏进谏，众大臣一致说明敬孟子利大于弊，朱元璋不得已允许把孟子的灵位再搬回孔庙。朱元璋是个不学无术的皇帝，利用农民造反和农民战争攫取皇冠，上台后就对人民建立极端专制集权的封建统治。他要求绝对的皇权和万世一系，岂能容忍孟子民贵君轻和更易皇帝的学说?经大臣多次劝说，虽然把孟子灵位搬回孔庙，他心中仍未消气，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又命令大学士从《孟子》一书中删去八十五处，再将其余一百七十多章重作注释，成书《孟子节文》。读书和考试只用这本删削和曲解的《孟子》，禁止原本流传。过了四年，朱元璋一命呜呼，这出闹剧也就收了场，《孟子》一书恢复原状。明代中期嘉靖九年(1530年)，嘉靖帝诏令取消孔、孟及其弟子们的王、公、侯、伯的爵号，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孟子为“亚圣”。这个称号一直延续到清代。
清代皇帝沿袭明制。他们认为“天地君亲师”是崇高的，皇帝向天地君亲师下拜(清代皇帝向孔子像跪拜)，而王公等爵位是皇帝封赐的，属于臣属，给予孔、孟封爵不合适，所以称孔子“至圣先师”(有时也称“大成至圣先师”)、称孟子为“亚圣”。虽没有封爵，但国家拨款修庙，皇帝年年派大臣前往隆重祭祀。为表示对孔子特别崇敬，封孔子后裔为世袭衍圣公，把孔圣后裔作他的臣属，而且破格下嫁公主，与孔门结儿女亲家。孟子虽没有享受这种待遇，康熙、雍正都曾亲撰祭文祭孟，为孟庙题碑题匾，尤其是乾隆，孟庙立有其御制《亚圣赞》碑亭，五次派大臣代祭，两次亲自到邹县孟庙拈香，行一跪三叩之礼。这是孟子在封建社会享受的最大荣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