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同治中兴”之背景
大清自入主中原以来，在276年的国祚之中，也开创过所谓“康乾盛世”，虽说这盛世之名在当下仍然存在着争议，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能够存在两百余年之久已实属不易。然而，想必令那些开创大清不世之功的君主们难以预料到的是，百年之后，他们的家业迎来的却是不同于以往封建王朝所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
1840年之际，大清引以为傲的“康乾盛世”之余辉已不再，换之而来的是没落王朝所面临的通病：民生凋敝，政治腐败，地方起义不断。而真正为这个王朝的覆灭拉开序幕的是鸦片战争那声炮响。
至19世纪60年代，清王朝的江山几乎沦陷，清朝历史上最后一位掌握实权的皇帝：咸丰帝，携带家眷，朝臣逃亡京外，西方列强占领国都并火烧了圆明园瑰宝，南面太平军则攻克了大清半壁江山，在南京城建立了一个敌对政府。而咸丰帝，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撒手人寰，接下来执掌大清的则是咸丰帝的幼子载淳，胞弟恭亲王以及两宫太后。
由于这种政治格局并没有一个完全掌权的人物，所以也类似于联合治理，因此大清的国号索性定为“同治”，即共同治理。而这便是所谓“同治中兴”的背景。
“同治中兴”并非名副其实，时代因素致使出不同的结果
所谓“中兴”，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不在少数，他通常是指国家由衰败走向复兴。同时，在封建王朝的思维之中，一次“中兴”可能会为一个政权延续一百余年之久，而在此时，朝野上下必有一群治世能臣以及德才兼备的君主，比如王莽乱政之后的“光武中兴”。不过，在这些“中兴”之说中，大多都是后世史书的一些总结。
而有关“同治中兴”却有所不同，早在同治帝即位后的第八年，即1869年，当时的清朝士人就已经开始将同治时代称之为“中兴”。当然，这段士人所引以为傲的中兴时代，其实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而争议的根源便在于时代因素。
（一）“同治中兴”之实：它为濒临覆灭的王朝带来了生机，同时也促进了近代化的发展。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王朝的“中兴”，其背景必然是国家面临一幅衰败之像。早在咸丰一朝，清政府就面临着北边回乱以及南边的太平军起义。这两场动乱贯穿于整个咸丰时期，并且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咸丰驾崩之后，同治帝即位，清廷中央亟待解决的便是朝政问题。在恭亲王和两宫太后联手发动“辛酉政变”推翻顾命八大臣一党之后，朝中权力便牢牢掌握在以恭亲王为核心的领导班子手中。
恭亲王此人颇具能力，作为皇叔，他的根本利益就在大清。所以掌权以来，他便以清朝利益出发，通过控制中央的财、政、军权，采取了诸如缓解土地兼并、减免税收、奖励农垦等休养生息政策来复苏本已凋敝不堪的经济。除此之外，他还以改前朝惯例，重用了一批诸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富有才干的汉人士大夫。
而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政策之下，同治时期，国内烽火缭乱的局面得以改变：同治三年六月，清军攻克太平军都城南京，第二年便结束了为乱13年之久的太平军起义运动。同治6年，捻军之乱被镇压，同治10年苗民起义被扑灭，而到了同治11年，西北回民起义也在大清的兵锋之下宣告覆灭。
至此，在恭亲王以及朝中大臣的努力之下，大清内部数十年来的军事压力基本得到了根治。
内部军事压力解决之后，大清之“中兴”似乎有了一点苗头。为何要说只是有了苗头呢？因为清政府所面临的境遇与以往大为不同，除了内忧之外，西方列强的外患才是挡在大清“中兴”之路上的一座大山。如何应对这种变局，在西方潮流中站稳脚跟是大清统治者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就与西方列强的外交而言，清政府在认清现实之后，一改以往“天朝上国”，视列强为“蛮夷”且避战求和割地签约的作风。换之而来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外交方式处理争端。比如成立总理衙门管理外交事务。也因此，在同治一朝有了“外国强盛如故，唯赖守定和议，绝无改列，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的局面。
当然，这种局面的产生并非外交上面的周旋所能够解决的，外交的筹码是国力，而此间大清国力的提升则是来自一场近代化的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无一例外的以战败收场。至于为何战败？清廷上下皆认为“技不如人”，即在军事器物方面不如西方。也因此，在恭亲王的领导之下，大清开展了一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起于同治年，以甲午中日战争失利宣告失败。在整个同治年间，由于中央和地方督抚大力推行，洋务风盛行。整个大清先后建成了14个兵工厂，这些兵工厂从西方购买机器，着重生产枪、炮、子弹、水雷等现代化武器。比如在同治后期，李鸿章所操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已经可以生产出媲美西方列强的军火换代武器，仿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后膛枪炮，制成无色炸药，并填补了中国机械工业生产的空白。
军事器物的提升必促进军队的现代化革新。洋务运动虽然是打着学习西方军事器物的旗号，但是在此过程中，与军事器物息息相关的军队必然受其影响。在同治二年，清廷统治者决定在直隶改编绿营军队，设镇练兵。在此号召之下，地方督抚也随之“照直隶章程，扎营教练”，将以往的弓箭等冷兵器更改为枪炮，并聘请洋人操练军队，军队的战斗力也因此提升，并逐渐适应了当时的新环境。
除此之外，在同治年间，清政府着手创建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海军，虽起步较晚，但由于清政府家底仍在，当时清朝海军已步入了世界前列，在亚洲更是坐上了头把交椅。
总的来说，自同治年开展洋务运动起，到甲午战争为止，三十余年之中清朝几乎没有受到列强侵略，即使在中法战争上被称为“不败而败”，但至少在军事上清军成功击溃了法军的侵略，也让西方列强意识到了清国在军事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不再是以往那般不堪一击。
（二）“同治中兴”之虚：大清原有的中央集权削弱，对地方的控制之权逐步下降
古有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是一把双刃剑，即有利也有弊。大清在同治即位以来，通过恭亲王和众大臣的努力对内整顿超纲，任用能将镇压起义运动，对外通过洋务运动提升军事实力，抵抗列强入侵的压力，“中兴”之势有了苗头。但与此同时，“中兴”也付出了相应的政治成本，即以中央集权为标志的封建政治结构遭受破坏。
前面我们提到了，动摇大清根基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同治年间得到了解决，但是真正平息这场祸乱的并非是满清引以为傲的八旗军，而是湘、淮等地方军队，这些军队兴起于乱世，直接听命于其指挥官而非清廷中央，形成了下级对上级绝对的人身依附关系。
比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兴名臣，他们正是在乱世发迹，依靠血缘、地缘等宗族关系建立军队，其战斗力远非八旗军可比，横亘咸丰一朝的太平军祸乱正是在这些人手上得以解决。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些荡平起义的地方军队和将领往往会被朝廷所分割。但在晚清而言，这种效果并非十分明显。比如曾国藩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军之后被朝廷下令解释，但部分湘军仍为左宗棠和其他将领效力，以及当李鸿章的权力基础从长江下游转移至华北地区时，淮军也随之移动。
除此之外，中央军权的削弱也带来财权的下移。这些镇压起义的地方军队以往是依靠各地的税收支持。在平定内乱之后达成了一个协议，即清廷中央可以取回部分由省征收的税，但实际情况却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上缴给中央。而当这些地方军队的将领因战功被授予正式官职时，朝廷的财权进而又被削弱。
比如曾国藩在1860年被授予两江总督，6年后其弟担任湖北巡抚。左宗棠在1862年担任浙江巡抚，1866年升任陕甘总督。另一位晚清大臣李鸿章则是在1861年担任江苏巡抚，4年后接替其师曾国藩，成为两江总督，到了1870更是成为直隶总督。
这些曾经平叛有功的将领在被授予如此重要的官职时，其相应地掌握了之前未能控制的田赋征收之权。虽然在此之间，回避制度在这些任命中虽然还被遵守着，但由于国力衰减，清政府慢慢失去了对这些地方官员核查与制衡的影响力。
比如，就任期而言，这些地方官员远远超过了以往常规的三年期限：仅李鸿章在直隶的任职时间就达到了25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近20年，这些官员几乎都是清廷此前所不委以重任的汉人，他们掌握着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县的任命权。
这些职位的担任者往往都是从他们的幕僚中选拔，这个期限和这些职权，完全可以帮助他们在地方培植势力，增加对地方的影响力。例如，在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之中，东南各督抚私下与列强达成协议，公然违背了慈禧要求他们参战的命令，而慈禧西逃回京之后，这些督抚也未受到任何处罚。
总而言之，朝廷在享受“同治中兴”果实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即清廷中央在处理内忧外患时，军权和财权逐渐下移至地方督抚。清廷虽然还保留着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权结构，但是清廷作为国家最高权力中心对地方的控制之权却远不如从前。
结语：
“同治中兴”虽然没有重振大清往日的雄风，但基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下，同治中兴也算是清廷回光返照般的一缕光辉，他拯救了只剩下半壁江山的大清，也使中国逐渐的适应了近代化潮流。所以，它绝非名副其实，而是基于时代的一种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