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虽说和珅生活在18世纪，但他的投资理念与股神巴菲特惊人的一致，200多年前他就深谙“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别人恐惧时我贪婪”的道理，让资金流动起来，钱生钱。
中国的传统思维是“入土为安”，也就是喜欢把流动资产转化为固定资产。今天大家有点闲钱基本都首选买房，更别说古人了，第一选择基本都是买地。但和珅反其道而行，乾隆五十七年，庄头许五德与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珅帮助打官司，并承诺“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和珅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
要这么多现金当然是投资了，什么行业赚钱，和珅就投什么，充分让资金滚动起来。
放高利贷，从事典当业，获取暴利
放债取息与开当铺、银号、钱店都是属于高利贷的范畴，是来钱极快的生意，因此放高利贷也就成了和珅敛财的一种手段。高利贷本来是伴随着人类私有制的出现，特别是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和珅本着“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的原则，大力从事放债、开当铺、银号和钱店等高利贷剥削。
和珅放债面很广，不但包括官吏、商人和市民，还包括他的亲戚、长随等属下。和珅放债的原则是借债人必须要能拿出土地或是房屋做抵押。他这样做生意可以万无一失，如果借债人还不上欠款，和珅就把他们的房屋、土地收归己有。
此外，和珅还经营典当业，典当业在清朝是非常发达的。按其店东的身份和资金的来源来看，大体可分为三类，即所谓皇当、官当和民当。皇当是以皇帝为后台，由内务府经营的；官当是由封疆大吏与道府州县官员主持、经营的；民当即由商人、富民等一般人经营的。北京是王公贵族、达官显宦的聚居之地，是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金融资本最集中、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乾隆初期，光是北京地区的当铺就有几百家之多，和珅有当铺七十五座，不但遍布京城的繁华街市大道通衢，而且还遍布直隶的保定地区、能州地区和蓟州地区。他在北京城内的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等，都是典当行业巨头。就连和珅的家人刘全、呼什图等人也经营着几十座当铺。
和珅大开当铺不仅可以牟取暴利，还能借此转移和消化贪污、纳贿所得的赃款，就如同现在的“洗钱”。
再者，当铺是各种生意中最易收效、万无一失的买卖，不怕典当人逃匿，也不用分神去追索，逼债。因此，当铺在他经营的工商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除金融外，和珅的业务范围涵盖了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行业。同时，他还经营印铺、帐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窑等。此外，他还专门栓了80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率，远远高于地租。
看准时机，投机赚钱
投资这么多产业，并不代表和珅不投资地产。而是选择适合的时机，“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别人恐惧时我贪婪”以最低的价格购置，保证利益最大化。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湾和湖南数地发生了起义和叛乱，很多地主为了保险起见纷纷出售土地换取现金，使得土地价格大跌。
买地过程中，和珅确实做到了只认钱不认人，不管是他的亲戚还是朋友的土地，他都毫不留情的把价钱压到最低，最大限度的购进。而且，他买土地，不采用普通的买卖方式，而是所谓“典当”的方式，也就是说土地主像去当铺当东西一样，将土地典当给和珅，而不是和珅一次性购得。典当的价格自然要远低于市价了，如果原来的地主事后要赎回土地，只有筹足银两和高额的利息之后才可以。在这期间，土地上的一切收益就全归和珅所有。原来地主根本没能力赎回的，或者不想赎回的，这些土地就成了和珅的永久资产。
据抄家的官员统计，和珅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三十五处，“一千零一间半”，“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由此可见，和珅购买置地是为了更好的钱生钱。
紧跟时代潮流，投资朝阳行业
和珅经商之能还表现在，不故步自封、墨守成规，善于从宏观上把握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潮流发掘朝阳行业。在与国外使臣的交往中，他意识到，煤矿业作为新兴行业，将是下一个风口，于是不顾高昂的成本和巨大的投资风险，斥巨资积极投入一般人不敢尝试的煤炭业。百姓取暖做饭都需要煤炭，所以他在北京门头沟和香山开办了两处煤矿。由于前瞻的眼光和魄力，他在煤矿业上也赚的盆满钵满。
信誉为本，良好的风控意识
和珅最终能富可敌国，跟“信誉”二字是分不开的。和珅受了钱一定会办事，帮助人家升官发财，躲避灾难等，确实很讲究“信誉”。久而久之，“信誉”打出去了，成了“垄断”经营模式。和珅也有强列的契约精神，在金钱方面亲兄弟明算账。他的外祖父伍弥泰官至大学士，向他借过两千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及时还账，逼着老头拿地契抵押，“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卷归偿。”而这其实已经和今天的抵押贷款别无二致，和珅的风控意识不得不佩服。
利用内幕消息，大发人情财
在朝为官，最重要的是消息灵通，尤其是职位较低不能接近权力核心的官员，能否从大官口中得到瞬息万变的内幕消息，决定着他们的前途和命运。所以，为了得到这些消息，总会有人不惜花费巨额财富打通“关节”。
和珅的地位无疑是这些追逐者的首选目标，他只凭朝廷的“内部消息”就可以大发“人情财”。1780年，乾隆皇帝决定第五次南巡。此前刚投靠和珅的泗阳县令国泰，接到了和珅的密信说，皇上此次南巡，必然会去祭祀孔庙，之后一定会途径距离泗阳县城东边五十里的地方。和珅命国泰在此精心筹建一处行宫，以博皇上垂青。国泰马上调集全县能工巧匠，在该处修建了一座行宫。
乾隆祭祀过孔庙后向南进发，路过泗阳县境时，果然发现了这座优美别致的建筑，命人进入行宫，只见行宫非常好看，顿生世外桃源之感，当即命和珅召见国泰。国泰面圣时从容应对，和珅在旁赞不绝口，博得龙颜大悦，马上被擢升为道台（相当于地级市市长）。国泰感激不尽，立即给和珅送去大量金银。其他投靠和珅的官员，知道和珅略施小计便让国泰擢升为道台，心中兴奋不已，纷纷主动送礼给和珅。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和珅为官有他“够意思”的一面，他为国泰无偿提供一条消息，让国泰获得了升迁机会，升迁之后的国泰必然会回报和珅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人也不会觉得和珅收国泰的礼是不道德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