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两人生前也曾有过相交、相见的愿望,可惜却由于双方在文学上的主张和政治态度的不同而屡屡失之交臂，竟至终生未谋一面。
郭沫若对鲁迅的印象，是读了鲁迅于1920年10月10日，发表在《时事新报》（“五四”时期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副刊《学灯》上的一篇小说《头发的故事》。据说这是他“第一次看见的中国近代小说”，认为鲁迅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但同时又“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笔调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郭沫若还坦言，这种感觉“直到他的《呐喊》为止”。
正因如此，当郁达夫劝郭沫若再读《故乡》和《阿Q正传》时，他就没有再去读了。由于当时《学灯》同时收刊了四篇文章：第一篇是周作人译的日本小说，第二篇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第三篇是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第一幕），第四篇是茅盾译的爱尔兰作家的独幕剧。他在表面上评价了鲁迅的小说和周作人的译作，认为小说是创作的文章，为 “处女”，译文是翻译别人的东西，为 “媒婆”，“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意思是鲁迅的小说应该得到尊重，不应排在周作人的译文后面。实际上是为将自己的文章放在第三位感到不满。
鲁迅不但不领这个情，还感到厌恶。说郭沫若的主张“我是见过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在谈到郭沫若的翻译风格时，鲁迅说:“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胆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成立创造社，成仿吾等年轻气盛的“少壮派”撰文批评鲁迅的《呐喊》：《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更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仍不失为纯文艺的杰作。
鲁迅对此极不高兴，说:“他的‘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
你成仿吾不是推崇《不周山》吗，因此在《呐喊》再版时，鲁迅就偏偏将《不周山》从中删除出去，以“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
1924年，鲁迅在杂文《论照相之类》写道:“近来则虽是奋战忿斗，做了这许多作品的如创造社诸君子，也不过印刷过很小的一张三人的合照，而且是铜板而已。”这里的“三人”就是郭沫若、成仿吾和郁达夫。另外还说创造社同人在“还末‘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这“几个人”自然也包括他鲁迅。
1926年，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因受不了人事纠葛，萌生了去意。10月27日，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执教的许广平致信鲁迅，希望他尽快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广州是创造社的基地，创造社的成员大多在被称为“左派学校”的中大任教。鲁迅给许广平回信说:“今天看见中大考试委员会名单，文科中人多得很……郭沫若、郁达夫也在，那么，我的去不去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可以不必急急赶到了。”
随后又去信向许广平解释:“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可见鲁迅对创造社已有了些许好感，他告诉许广平，自己与郭沫若及创造社的关系，是因为有好事者从中挑拨所致，和狂飙社的高长虹（曾追求过许广平） “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
直到1927年1月，鲁迅才离开夏门来到广州，而此时郭沫若早已“投笔从戎”，随国民革命军北伐，离开了广州。
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离开广州到上海定居，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已有意与创造社和好，他在致信李霁野的信中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似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真成了沙漠了。”
他们终于想到了一起，都主张恢复《创造周报》，以“作为共同园地”。1927年12月3日、4日，《时事新报》连续两刊登了一则广告，将鲁迅 列为周报的“特约撰述员”名单，排在首位，其次是化名为麦克昂的郭沫若；在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报》上又刊发启事，公布了一长串的“特约撰述员”名单，鲁迅仍列在首位。眼看就要携手合作的好局面，动因成仿吾去了一趟日本，而宣告破产。日本的左倾文学，使成仿吾更加理直气壮。他和李初犁、冯乃超等人，反对联合鲁迅，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与革命文学大相径庭。
《创造周报》联合计划至此中止，而代之以《文化批判》，冯乃超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第一次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概念，将矛头指向鲁迅，批评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在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成仿吾甚至撰文笔伐鲁迅“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堂鲁迅！”郭沫若是创造社的主心骨，自然要参加对鲁迅的思想倾向和文学观念大加挞伐。
创造社责难鲁迅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连“绍兴师爷”的字眼都用上了：“词锋诚然刁滑得很，因为这是他们师爷派的最后的武器”甚至还拿鲁迅的籍贯、家族等作为人身攻击的材料。他们称“鲁老爷子”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惹出了我们文坛的老骑士鲁迅出来献一场乱舞。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这老态龙钟的乱舞罢。”
鲁迅曾以《“醉眼”中的朦胧》和《我的年纪气量和态度》等文章回应批评。郭沫若则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更猛烈地批评鲁迅“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观念”。
当鲁迅和陈源、高长虹等人大打文笔仗时，郭沫若却说他们都是非正义的，毫无原则地将鲁迅与陈、高之间的论战，说成是 “帝国主义者间因利害冲突而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为逞一时之快，他甚至骂鲁迅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看他们如此以谩骂加人身攻击，郁达夫气愤不过，认为创造社和郭沫若等情绪化的行为，太令人失望，便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作了一首诗赠与鲁迅，以示声援:“醉眼朦胧上酒楼，呐喊彷徨两悠悠。蚍蜉撼树不自量，不废江河万古流。”
面对青年人的围攻，鲁迅内心虽然感到凄婉，但还是采取了冷静的态度，所进行的反击也仅仅是只言片语，往往是“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始终保持着仁者风范和长者胸怀。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间，鲁迅和郭沫若同在上海，都是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朋友，内山书店经常可见他们的身影。可是，两人竟然未谋一面，此中缘由恐怕只他们自己最清楚。
内山完造曾将他们两人进行过比较，说:“鲁迅和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郭沫若“从事政治，具有政治家的气质”，“鲁迅先生是纯粹的、地道的文学家，一旦表明自己的意见，就永不动摇，至今不渝”。一个具有政治家的倾向，一个具有文化人的倔犟个性，当然都不会主动屈就对方，以弥合感情的缝隙，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回避、躲闪，以避免哪怕是邂逅时的尴尬和不安。
至今，他们之间还有一段难以厘清的悬案。上世纪20年代初，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致鲁迅信，因寄到创造社而杳无音迅。1933年12月19日，鲁迅在写姚克的信中特意提及此事:“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就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
1936年，鲁迅的肺病日见严重，身体每况愈下，而此时，左翼阵营内部发生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周扬、夏衍等人最早提出的，并作为上海进步文艺界的统一政策。
最初，郭沫若对“国防文学”的口号，也有不甚了了之处，认为“国是蒋介石统治着”，所以，“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而不同意“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认为鲁迅等人“标新立异”所提出的口号，“是错误了的理论和举动”。鲁迅等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时，本想和郭沫若商量，可正如鲁迅所说，由于“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问也不方便”。
8月上旬，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中，对两个口号之争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国防文艺应是广义上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明确表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
信中还谈到:“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争座位，斗法宝。”
郭沫若读后深感愧疚，对鲁迅“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的观点，表示“长衣佩服”。8月30日，郭沫若发表了《蒐苗的检阅》一文，向鲁迅表示歉意:“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年轻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那篇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着问题解决的曙光。”
曙光就在眼前，鲁迅与郭沫若之间的误解原本是可以烟消云散的，只是天妒英才。1936年 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 鲁迅在上海的寓所不幸病逝。郭沫若和鲁迅终未谋面，他们之间的隔阂也未能冰释，这成为郭沫若一生的遗憾。鲁迅逝世后，郭沫若高度评价其为“中国之伟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