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杀了哪些文人

对于像陈琳这样的“仇人”，曹操都可以不计前嫌，为我所用。那么，对于手下其他声名远播的文人名士，曹操应该倍加珍惜，极力推崇才是。然而，曹操却表现出了让人惊讶的言行举动，先后辱祢衡、诛孔融、杀崔琰、灭杨修，上演了一场场侮辱、屠杀文人名士的惨剧，让人不可思议。 祢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作为一名文坛新秀，袮衡自恃其才，不知天高地厚，甚至目中无人，粪土一切，似乎带有一些狂悖型精神病症。尤其是在被孔融吹捧为“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宝”后，祢衡更加狂妄失常，甚至有了许都城内除“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足数也”的感觉。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位丝毫不懂政治的文学青年，竟然在曹操面前出言不逊，大放厥词，引起了曹操的强烈愤恨和不满。对付这样一个不识时务、自命清高、蔑视权贵的酸腐文人，曹操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办法，那就是通过“不命坐”、“令为鼓吏”和“不起身相送”等方式，在礼法上有意怠慢，在人格上极力羞辱。曹操并不是不想杀祢衡，只是想到祢衡不过是一个狂傻之徒，顶多会恶语中伤、胡说八道，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再者自己霸业未成，如果杀掉祢衡就会冷了人心，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油然而生，何不借刘表之手除掉眼中钉、肉中刺，果然祢衡到了荆州后因出言不逊，结果被一介武夫黄祖砍下脑袋。曹操知道后得意地笑着说：“腐儒舌剑，反自杀矣！” 与三国“愤青”祢衡不同的是，孔融不仅仅是文学家，更是一位政治家。作为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官高名远，众望所归，顺理成章的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代领袖。名士出身的孔融向来看不起曹操，丧失地盘来到许都后，孔融认为自己是在为汉献帝做事，而不是为曹操效劳，不买曹操的帐，这让大权在握的曹操觉得很窝火。孔融学问很大，但政治上不够成熟；勇气不小，但缺乏斗争经验；过于自信，以致于对时局经常错误估价。他与“高级俘虏”汉献帝来往过于亲密，甚至动不动就瞒着曹操上表，遭到了曹操的猜忌。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借机嘲讽和指责曹操。他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的比喻，来讽刺曹操把自己喜欢的甄氏让给儿子曹丕；用“肃慎氏不贡□矢，丁零盗苏武牛羊”的话语，来嘲弄曹操不值得大动干戈远征乌桓；用“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的怪论，来反对曹操禁酒等等，这让自以为是的曹操觉得很难堪。思想领域的不同和政治见解的分歧，以及孔融在大政方针上再三的公开与自己唱反调，使曹操心怀嫉恨，杀孔融的念头早已萌生。但由于北方局势还不稳定，加上孔融的名声远播，曹操不便对他怎样。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着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的前夕，为了排除内部干扰，便授意部下诬告孔融“欲规不轨”，又曾与祢衡“跌荡放言”，将孔融杀害弃市，两个儿子也未能幸免。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与祢衡和孔融相比，崔琰算不上是一个完全的文人，但他却代表着当时整个贵族集团，也代表着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阶层。崔琰虽然表面上归顺曹操，但打心眼里不服，尤其是对曹操自封魏王这种僭越行为更是义愤填膺。对于经自己举荐却赞同曹操称王的门生杨训，崔琰忍无可忍，有话要说，索性以前辈的口气给杨训写了一封义正严词的书信，里面竟有“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反句”。曹操知道后，勃然大怒，于是将其关押。可崔琰在关押期间并不老实，竟然还“通宾客，门若市人”，与那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阶层搞反动聚会和非法活动，这是让曹操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想到崔琰平日里的阳奉阴违和关键时候的节外生枝，曹操杀心顿起，于是利用“文字狱”的方式除掉了这位爱出风头的名流。 不少人认为杨修是因为他的才华外露，被曹操出于嫉妒而杀害，其实不尽然。曹操不但欣赏杨修的才华，而且对其“委以钱粮重任”，早晚“多有教诲”。如果单纯的因为嫉妒，曹操决不会把这个多次扫自己面子的人留在身边近二十年。曹操之所以在死前的一年杀掉杨修，是因为杨修作为文人，已经深深地卷进了宫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杀掉杨修，不过是曹操为了身后接班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种必要手段。在曹操比较欣赏的两个儿子中，杨修是站在曹植这一边的。他在为曹植能够继承王位的问题上，出谋划策，纠集势力，成为反对曹丕的政治共同体。不过曹植因为“华而不实”，并不被曹操喜欢。再者，杨修作为曹植的嫡系党羽，为其在谋取王位上出的一些馊注意，多次被曹操拆穿，是曹操对杨修由厌恶而逐渐起杀心的重要因素。为了保证自己死后权力的顺利交接，为了避免曹丕、曹植兄弟二人日后的明争暗斗，所以曹操随便找了个“泄密”和“扰乱军心”的理由，便果断的砍下了杨修的头颅，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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