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放债的是你黄世仁，向外贷款本来就有风险，你要是觉得对方可能还不起钱或者可能赖账你应当慎重考虑借钱给他，他要是真的赖账不还，你就报官打官司，最多把杨白劳抓起来关个十年八年，或者收了他的房子（杨白劳本来就没有土地，是黄世仁的佃户；
房子很有可能都是他租的，能大雪封山十几天的气候，没房子住就是一死）。你遇到债务违约风险，不先反思自己的投资策略和止损决策，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抢人家的女儿，你说这不是禽兽是什么？ 回到杨白劳身上，杨白劳并不是恶意违约，而是真的没钱，楼上有人贴了个姓冯的写的文章，此人真是颠倒黑白无耻之极，杨白劳买个白面包个饺子扯二尺红头绳就是他其实有钱还债的证据？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他包饺子不用白面难道用棒子面？人家一年吃一顿饺子你都看不过，做人不要太丧心病狂。他要是有钱还给黄世仁，他至于自杀？资不抵债大不了申请破产，就算你不承认个人破产的概念，让他蹲大牢也就两清了。当初杨白劳因为饥年而举债，且不说那个时候天下土豪劣绅都一个德行，就单单讲选择从黄世仁这借钱，都难保不是黄世仁当初巧言令色使了什么花招，目的就是为了要强占喜儿。何况黄世仁放的是高利贷，以当时的农业生产的盈利率，就算年年风调雨顺，想要还上高利贷也是不可能的。杨白劳想要借没那么高利率的债也没处借，
一旦借了高利贷就代表着债务只会越来越多，早晚要破产。 于是杨白劳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不借钱现在就饿死；借钱的话，过几年再饿死。 横竖都是死，杨白劳也没放弃挣扎，一心向生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向生活低头，为了活下去什么苦都能吃。就是这么一个生命力顽强充满了正能量的人，居然叫黄世仁给逼死了，而且逼死他的目的居然是强占他的女儿，你说这能不让人同情吗？ 至于说什么穷人就别生孩子的，你有病吧？杨白劳如果没有喜儿，那他还真是不用被黄世仁逼死，他当年向黄世仁借钱的时候就已经借不出来饿死了。那个年代就算是在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每天饿死冻死在街头的穷人也一点都不少见（北京话管这种人叫“倒卧”），饥年借不到钱就是一死，杨白劳一了百了，也就不用姓冯的饶舌了。
杨白劳的悲剧非常有代表性，农村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抗灾抗风险能力差，一遇灾年歉年就要卖房卖地，又加剧了土地兼并的现象，这是恶性循环。给地主当佃农，丰年时收成的一大半要被地主收走，歉年时只能全家喝稀，如果遇到灾年，那就没法不跟地主举债，举债后就是周而复始的悲剧。说到底，这是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地主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压榨下的产物。印度农民破产自杀现象非常普遍，破产农民涌进城市也造成了举世闻名的贫民窟，这根当年的中国何其相似。 不改变不合理的土地制度，这悲剧还会重演。黄世仁和杨白劳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人物，想要借这两人反思革命，你还是把良心放在肚子里再说话。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来了在一七年的时候轰动全国的于欢案件。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于欢在愤怒之中没有控制住自己然后杀伤了一些讨债的恶霸...基本的情况应该就是用这句话概括吧，大家可以自行百度一下。但是和大家都忽略掉了一个问题是，于欢的母亲，如果搜索一下，首先出现的是他已经在中国失信人名单网站中了。也就是说于欢的母亲实际上就是平时我们所充的老赖。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会对于逼债这样的行为深恶痛绝，然后觉得判决结果太重呢？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欠钱不还的杨白劳值得可怜，而黄世仁却是一个恶霸。
这个问题应该很好回答，中国的百姓总是习惯用自己的一种朴素的价值观和正义感去衡量一个问题。杨白老虽然欠钱不还，但是至于用自己的女儿去抵债吗？黄世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受害者，但是抢占别人的女儿最后造就了《白毛女》的悲剧，这是中国百姓朴素的正义感所不能承受的，虽然有点悲哀的感觉，但是似乎就是在比谁更恶一点。
谁更恶一点，或者谁的处境更加悲惨一点，是否能够成为理由去抵消最开始的自己的行为？哪怕这种行为是导致后面行为的前因。虽然我这样说，但只是希望站在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并不代表着黄世仁的行为就有可以宽容的地方。我们都是有一定底线的，在底线上面游荡的一些行为我们成为不法，不规矩，令人不齿，但是触碰了或者超越了底线，那就变成了违法犯罪或者人们的道德观念所剧烈抨击的行为。
现代社会进步了，生活艰难的“杨白劳”极少，放贷的“黄世仁”多了。都站在“黄世仁”立场，大讲法制，批评“杨白劳”。显然，“杨白劳”是为生存，而不是为了驴
现在，把骗贷发财的人比作“杨白劳”不洽当。没人同情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