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从贞观元年（627年）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是唐太宗统治的贞观时期。自唐朝统一全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奠定了立国规模。这个时期的封建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较快，社会秩序也比较安定。所以封建史官把这一时期誉为“贞观之治”。
他们对“贞观之治”备加赞扬，说什么贞观年间“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米斗不过四五钱”，“民物著息”，“号称太平”。这些描绘显然有夸大溢美之处，但贞观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治世”和“盛世”，还是可信的。封建史学家把唐初社会经济的成就完全归功于唐太宗，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万央真实情况是，由于隋末农民大起义，打击了士族地主、分调整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为唐初的社会发展，开降了道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世界历史的动力。
当然，我们不应忽视唐太宗个人的作用。唐太宗非常重视从隋末民战争中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他认为，农民起来反抗是由于赋役綮重，官吏贪酷，饥寒交迫引起的。只有实行节省开支，减轻赋税，澄清吏治，让百姓能活得下去，才能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唐太宗经常告诚他的儿子说；君主好比只船，百姓好比五湖四海的水，水既能载船远航，也能把船翻到水里去。他从统治者的角度认识到，经过农民大起义，必须改变统治手法，才能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贞观之治”是为了使封建统治得到巩固和加强。
这就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贞观之治”加以歌颂的根本原因。唐太宗根据魏征的意见，定出“优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对待唐朝同少数民族的矛盾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政策。626年，益州大都督奏报僚人反叛，请发兵征讨。他不许出兵，并说，僚人屠住在深山野林里，经常出来抢夺已经成了习惯。地方官如果能正确对待，自然相安无事，不可轻动干戈，杀害他们。唐太宗采取缓和阶级矛盾和各族间矛盾的办法；以求国内和平，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为此，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用人和纳谏是唐太宗取得政治成就的两个主要措施。唐太宗非常重视官吏的任用，对地方长官，更是特别重视。他把各州都督（地方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和刺史（地方掌管行政的最高长官）的姓名写在宫里的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成绩和过失，以备提拔或贬降。他很注意县令的选择，要五品以上的官员保举能胜任县令的人，而各州刺史则由皇帝亲自选拔任命。唐太宗对士族地主集团的内部关系进行了一些调整。关士族在隋唐统一过程中，取得了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是地主阶级的最高统治集团。
山东士族是汉魏以来的传统势力，社会地位最高。唐太宗在兼用关院、山东和江南士族的同时，对山东士族采取既联合又压抑的政策。他在高土廉等人修的氏族志》里，把山东老牌士族崔氏抑为第三等，从而提高皇族、勋贵、官僚的社会地位，加强皇帝的权力。与此同时，唐太宗极力选拔寒门庶族地主官僚出任中央政府要职。如少年时做过道土的魏征，官至秘书监，参预朝政；出身录事、曾为王世充部下的戴胄，官至户部尚书，参预朝政；自布衣而为卿相的马周，官至中书令。这些人有的参加过隋末农民起义军，有的是太子建成政治集团中的人。
他的著名的文武大臣中，尉迟敬德当过铁匠，秦叔宝原是小军官，张亮出身于农民，官至刑部尚书。还有一些人出身于少数民族。唐太宗采取提拔低级官员参预朝政等办法，开辟官资浅、门户低的人担任宰相的途径。唐太宗这种用人的政策，在缓和阶级矛盾，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封建统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