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时务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中有什么地位？

作为湖南大学重要的近代起源，时务学堂标志着湖南教育由旧式书院制度向新式学堂制度转变，既是湖南近代化教育的肇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之一，与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等成为了中国近代教育最早的弄潮儿。

湖南时务学堂：中国近代教育的先声

❏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

湖南时务学堂诞生在维新变法的浪潮之中，其存在不过短短一年，只是昙花一现，却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璀璨一页。诚如毛泽东指出，“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著名文史大家杨树达亦言，“以一短命之学堂而能有如此事业者，古今罕见也。”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维新变法思潮勃然兴起，求新变革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在一批地方官绅和维新志士的共同努力下，湖南新政风生水起，被誉为全国“最富朝气的省份”。1897年1月，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正式呈报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湖南长沙小东街创办时务学堂。1899年2月改为求实书院。1902年3月，求实书院改制为省城大学堂。1903年2月，省城大学堂正名为湖南高等学堂。1903年11月，岳麓书院改制为高等学堂，原湖南高等学堂并入其中，组建成新的湖南高等学堂。1912年，湖南高等学堂改名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改为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湖南工专、法专、商专合并，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

作为湖南大学重要的近代起源，时务学堂标志着湖南教育由旧式书院制度向新式学堂制度转变，既是湖南近代化教育的肇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之一，与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等成为了中国近代教育最早的弄潮儿。1895年天津设立中西学堂团，后改名为北洋大学堂。仅仅两年之后，1897年湖南“时务学堂”接踵而至,1898年北京筹设京师大学堂，这几所学堂都是中国近代教育最早的探索，为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洋务运动时期的“救急之需”到戊戌维新时期确定为“立国之本”,近代高等教育自我定位的调整,集中体现了近代高等教育趋向成熟。从北洋大学堂到天津大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从岳麓书院、时务学堂到湖南大学，它们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活化石，也是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值得深入研究的个案。

今年恰逢时务学堂创办120周年，此刻回望时务学堂，缅怀先贤贡献，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优秀文化教育传统，这对于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教学宗旨

时务学堂坚持以“报国、御侮、创新”为宗旨，“提倡新学，鼓吹维新”，“以政学为主义”，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

其办学宗旨有别于传统书院服务科举的教育目的，而是培养抵御外辱、救国强国的新式人才。时务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都特别关心时政，都“意气风发”，“或谈学术，或论政治，或研讨国内外时事”，“皆自期许有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之志”。这既是湖湘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发扬，也与岳麓书院“心忧天下”、“经世致用”思想一脉相承。戊戌变法后，时务学堂学生林圭、李炳寰、秦力山、唐才质、朱茂芸等参加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投身反清斗争；时务学堂头班学生中年纪最小的蔡锷后来成为辛亥革命中反袁护国的主帅，再造共和。这些都与时务学堂贯彻“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分不开。时务学堂揭开了湖南近代学校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成为近代中国“以政学为主义”的典范。

二、启蒙教育

时务学堂的启蒙教育促进了湖南思想界的大解放，推动了湖南乃至全国社会风气的大开放。

湖南为中国中部内陆省份，三面环山，北有洞庭湖，环境相对闭塞，洋务运动对湖南的影响也有限，直到维新运动给湖南带来了新的风气。有人曾说，“湖南是中国最保守的省份之一，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拒绝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维新运动兴起后，时务学堂推波助澜，湖南学习西方新学兴起，对外开放风气明显；与此同时，时务学堂讲新学，开民智，促进了湖南的思想解放；移风易俗，推动了湖南社会风气的开放。特别是时务学堂宣传民权政治，反对封建专制，启发人们懂得要救中国必须维新变法。其中，民权平等、国会议院等思想是湖南近代最早的革命性的启蒙教育。这些学说不但在学生中反应强烈，在社会上也如一枚重磅炸弹，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后来的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留日留法勤工俭学、农民运动等，湖南都走在全国的前列，这都与时务学堂中的启蒙教育等密切相关。 

三、教育体制改革

时务学堂的创办为湖南乃至全国书院的改革以及新式学堂的创办树立了榜样，是变革近代书院教育体制为学堂教育体制的一次成功尝试。

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招考新设时务学堂示》中表示，办此学堂能促使“各府厅州县官绅士庶闻风兴起，各集捐款，设立学堂乡塾，为国家造就有用之材。”时务学堂创办后，湖南各地书院纷纷效仿时务学堂进行课程改革，各地新式学堂也纷纷建立，如浏阳士绅将县城6所书院合并为一所规模较大的致用学堂；郴州士绅创办了经济学堂；宁乡则开办了算学堂。这些改革后的书院和新办的学堂在教学上也效仿时务学堂“中西并重”的教法，全省学风也为之一振，使新兴教育出现了勃勃生机。20世纪20年代初，湖南的教育事业也走在全国前列，这与维新时期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分不开。

四、近代高等教育转型探索

时务学堂自创办到改制，虽然时间短暂、历程曲折，但它将中国传统书院的人格教育与近代西方大学的知识教育结合起来，以培养出既有士大夫精神人格、又拥有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和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影响近代中国，彪炳史册。时务学堂前后仅招考学生200余人，但培养出了蔡锷、方鼎英、杨树达、范源濂、李复几等一大批杰出人才，推进了近代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新民学会时，数次谈到长沙时务学堂，谈起对他影响很大的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时，他曾深情地说：“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

毋容置疑，120年前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中诞生的时务学堂，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转型做出了可贵探索。其教育教学特点和人才质量提升方略恰如梁启超所言：“欲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学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 时务学堂不仅仅是湖南和湖南大学的精神财富，更值得今日中国教育改革回望借鉴、传承和发展。

Ⅰ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核心。

大学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时务学堂虽办学条件艰苦，但它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西文总教习李维格，学校管理人员包括熊希龄、王先谦、谭嗣同、蒋德钧、李维翰等，教习唐才常、杨毓麟、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等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老师们更是全心投入，梁启超每天除上课四小时外,还要批改四十名学生的札记和课卷,每一札记或课卷都要写批，有的长达上千言，为批改札记和课卷,常常彻夜不眠，以至病倒。有如此敬业的大师，培养造就一批名人志士也就不难理解了。

Ⅱ创新教育内容和教育教学方法是关键。

大学是时代的瞭望者，要引领社会风尚就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教育内容和教育教学方法，培养的人才才能勇担历史使命，勇立时代潮头。时务学堂在教育内容、课程安排上，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内容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课程有机结合，包括溥通学与专门学，相当于今天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强调对近代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通识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在教育方法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方法有机结合，采用讲学制度，既有堂上讲授，也有同学会讲，还有札记册、问答法和讲学制度等教学方法，这些既植根于书院传统，又让人耳目一新，学生也“深造有得,旁通发挥”。

Ⅲ 优质生源是基础。

“药材好，药才好”。优质的生源是培养一流人才的基础。时务学堂有着严格的招生录取、分类培养、甄别挑选制度。其招考审查和招录的严格程度匪夷所思。第一次考试吸引了4000多名考生报考，结果只录取了40名，仅为1％。这还不算完，到了第二年4月，时务学堂又根据学生平日功课分数及性情举动再度审查，第一班40名同学甄别完之后，正式学生只剩下27人。蔡锷、范源濂、杨树达等就是该班的学生，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班”。

关于时务学堂，你可能不知道的事

从书院到学堂，再到书院，再到学堂，这是一个轮回，但是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湖南大学有古代和近代两个源头，一个是岳麓书院，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是我们今天纪念的时务学堂，120年了。他们代表着古代和近代两个最高精尖、最高大上的教育源头，现在在湖南大学汇聚，成了我们建设“双一流”大学最宝贵的资源。这也是我们在这里纪念时务学堂120周年的逻辑起点。

时务学堂在1897年创办，从开始筹备到开学、讲学，并取得很大的成就，岳麓书院参与其中，当时的山长王先谦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如梁启超所说，时务学堂它兼采书院和学堂两者的长处，不仅有岳麓书院这样的实体存在，也是两种制度的结合，一个代表西方学校、一个代表中国传统教育。至少当初他们是这么设想和规划的，前期也是这么实践的。

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后，其实时务学堂还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伴随改革新旧之争和矛盾激化，在1899年改成了求实书院。学堂变书院，但它的课程、老师和学生都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完全就割裂了。

最典型的个案就是算学教授许兆奎，他最早出场其实是在岳麓书院的算学课程里，他当时是一个教习。从岳麓书院到时务学堂，到求实书院，再到湖南省城大学堂、湖南高等学堂，直至演变为湖南大学，他仍然是数学系的教授。他是一个非常前沿的参与者，见证了千年学府的演变，特别有意思。

我在这里想讲的是，抛开政治因素，教育的变革在这所古老又充满生气的学校里，其实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我们过去对这一点关注不够或者说有意屏蔽了，应该充分把它显露出来。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求实书院学规续抄》里，收录了“撤职查办，永不叙用”的陈宝箴在河南制定的《致用精舍学规》。当然，这里面做了一些技术处理，唯独这个章程没有作者介绍。在大家的想象中，由时务学堂改成的求实书院应该完全是保守的反动的，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作为戊戌运动在湖南的一个舵手，陈宝箴虽然受到革职查办，但他在求实书院学规里还在发挥着作用。

这种细节还有很多，随着更多材料的揭示，大家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学堂和书院并不是那么严重对立，我们可能把问题看得简单了。1903年初，由求实书院改成的湖南省城大学堂，改成湖南高等学堂。11月，岳麓书院改成湖南高等学堂，原高等学堂并入其中。也就是说，湖南大学承接了千年学府和时务学堂，古代和近代两个最典型的教育机构在这里汇流合并，就成了湖南大学的两个源头。

这样一个有着古代和近现代资源合流的学校由湖南大学承载，它是一千多年来中国教育发展最完美、最完整的一个呈现。它的典型性在于，可以反映我们从宋代以来对教育、对社会、对学术的承接，而且它又不排除近代向西方学习这样的洪流，正如湖大校歌里讲的，“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和资源，它既是湖南大学的资源，对于教育而言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坚持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这个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