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汉武帝以前为第一时期。西汉初年，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和楚汉相争带来的连年战乱，人口大量减少，社会经济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即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4。这是国库空虚，货缺财乏，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在政治上，西汉初年地方割据势力很大，中央集权尚未巩固。这时，北方匈奴的力量却很强大，是一个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公元二世纪时，匈奴的势力范围很大，东至辽河，西逾葱岭，南界长城，北抵贝加尔湖。“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因此，他们多次深入到中原地区，肆意抢掠人畜，劫夺败物，严重地威胁着西汉的统治政权。公元前二00年，匈奴南下，汉高祖亲率三十万大军，决心以军事力量对抗的办法解除北方的边患。但是，刘邦一到了平城，就被匈奴四十万人马围困在白登七天之久，后因贿赂冒顿阏氏才得以解围。经过这次较量，宣告了汉高祖对匈奴的战争政策的失败。
因此，如何处理与匈奴的关系，怎样解除北方的边患，成了西汉王朝亟待解决的问题。汉高祖在征求对策时，建信侯刘（娄）敬第一个提出了和亲政策，他认为：“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他主张与匈奴和亲来换取边境上的安宁，他说：“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况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哉？”5刘邦无奈，只好接受了这一建议。所以，“和亲之论，发于刘敬”。当刘邦和吕后商量把长公主嫁到匈奴时，吕后哭泣着说：“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刘邦只好改为“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遂派刘敬为和亲使节。
在这一时期内，匈奴十分骄横。冒顿单于在给高后的信中语言粗鲁，对西汉十分不敬。高后大怒，樊哙要率兵十万攻打匈奴，却吓坏了群臣。季布说：“哙可斩也！”并说樊哙是“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一提到高祖在白登被围之事，高后只好忍气吞声，让张释回信。在信中用“弊邑恐惧”、“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等卑恭语言求饶，送去车二乘，马二驷，“因献马，遂和亲”。
文景之时，仍然继续执行高祖的和亲政策。每当匈奴掠夺过后，文帝也只能在给匈奴单于的信中写上几句：“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8。随信再送去一批财物了事。
汉武帝当政为第二时期。西汉王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天下比较安定，户口大增，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汉武帝继续实行景帝的削藩政策，战胜了同姓王的叛乱，地方割据势力已被削弱。同时，汉武帝又在桑弘羊等的协助下，实行了国家垄断铸钱、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告缗等一系列措施，巩固了中央集权，又增加了国家收入。在军事上，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文景时期，贾谊的积极防御和晁错的“徙民实边”的建议被采纳，实行耕战结合。在此基础上，汉武帝积极扩军备战，“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10，军事力量大振。汉武帝感到自己有力量了，在公元前一三三年，于马邑用计引诱匈奴，布下三十万大军准备伏击，匈奴只好退走。“自是后，匈奴绝和亲”。马邑冲突事件标志了西汉对匈奴政策的转变。此后，汉王朝在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派卫青击败匈奴军，收回河套地区，有力地保卫了长安。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霍去病又占领了河西地区，打通了西汉通往西域的道路，远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卫青与霍去病分两路大败匈奴。在此期间，匈奴曾多次主动提出和亲一事，西汉由于国力大振，对此并无兴趣，因而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匈奴单于却重弹老调：“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双方关系并未缓和。
西汉对匈奴的战争虽然取得了很大战果，但彻底打败匈奴也不是易如反掌之事。西汉大外交家张骞分析形势，向武帝出谋划策，他说：“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张骞对形势的分析是很有见地。当时，乌孙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成为西域强国，也极力想摆脱匈奴的控制。所以，当汉武帝派人结为联姻时，乌孙王同意了。随后，武帝先后将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这次和亲达到了“断匈奴右臂”的预期目的。在西汉与乌孙联合进击下，匈奴军屡屡战败，每况愈下。
从汉宣帝开始是第三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汉与匈奴的关系从战争政策又回到和亲政策，但与汉初的和亲政策是不同的。对匈奴政策的转变，也是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匈奴被西汉连连打败，长期战争的动乱，也使匈奴内部贵族之间发生了分裂，因而国力大减。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五七年），匈奴分裂，五单于争主，后来又分裂为南、北匈奴，互相对峙。在南、北匈奴的战争中，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南匈奴为了击败匈奴，同时也为了得到西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于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五一年），接受了左伊秩誓王等人的建议，“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汉，表示臣服，使汉匈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西汉这时同意与匈奴和亲，也是有其原因的。尽管汉武帝在对匈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征发烦数，百姓贫耗”，“海内虚耗，户口减半”14。夏侯胜对此曾做过分析，他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可见，国力损耗也是很大的。经过“昭宣中兴”，国力才有所恢复。呼韩邪单于三次入朝，以蕃属相称，极力表示友好。因此，宣帝派兵击溃了北匈奴，使西汉的疆域伸展到了长城以外。呼韩邪单于借助于西汉的力量统一了匈奴，在他一再要求下，汉元帝于竟宁元年（公元前三三年），将王嫱嫁给呼韩邪单于为妻，重叙和亲友好，直到王莽当政时期。
这个时期的和亲，同样也是以国力为基础的。当时，汉朝国势强大，“万夷慑服，莫不惧震”。汉元帝之所以同意和亲，是以呼韩邪单于“愿守北蕃，累世称臣”为条件的。同时，元帝也是贯彻“服则怀之以德”的大汉族主义的外效政策，以宣扬大汉之盛德。这次和亲政策的效果十分显著，“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16，使北方出现了几十年的安定局面。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西汉王朝几个时期和亲的具体目的并不完全一样。而和亲政策的效果和作用，主要是取决于西汉国力的强弱。因此，对西汉乃至历代的和亲政策都要作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一概否定；更不要一味美化的拔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