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后西方城市规划师角色的转变
一、从乌托邦主义、技术决定论到公众规划理论：人本思想贯穿始终并不断深化
大约公元前1000年，对自由生活的向往造就了古希腊人独立意识、决断性格及闲暇、优雅的生活态度。当时的城市规划和建筑中，突出的特征是追求人的尺度、人的感受以及同自然环境的协调。这可以说是后来整个人本主义的思想历史的发源。17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席卷欧美，随着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功能日趋复杂，布局更为混乱。加之严重的工业污染，突出的贫民窟现象，混乱的社会秩序造成城市生活质量日趋下降，居民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催生了现代城市规划。人认识到这样无序的城市建设所带来的灾难性结果，并试图提出一个合理的城市模型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改善居民生活状况。可以说自城市规划理论发展之初，对人的关怀就成为其紧扣的核心与主题。
早期的城市规划师们洞察了无序城市化的弊端，他们试图设计一个通用的结构模型，使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最大化，包含了人文关怀的主观愿望。令人遗憾的是，早期建造的一些现代派住宅区为代表的城市规划与设计不久以后被认为过于冷酷、不近人情，而引出许多社会问题，结果有些在1970年代被炸毁。在后来的反思中，人们批评这些大师把自己奉为先知，通过现时的和眼前的情形来预判将来，这就难免与未来的实际有一定差距。而且大多进行的是物质环境实体方面的规划，缺少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考虑，并没有真正了解以及在规划中解决好各阶层人们的真实愿望与需求。
1960年代后，城市规划师开始对自己的角色进行重新思考。最具代表性的是规划师作为倡导者的理论(PlannersasAdvocater)，源于197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丹尼斯(Dan-nis，N)、戴维多夫(Davidoff,P)。其主要的观点是针对规划师过去作为城市发展的客观评价者和决策者而言的。戴维多夫主张规划师应该作为倡导者，作为政府利益、集团利益、组织利益或政策可能影响到的社区个人利益的代表，参与到政治进程中去。他认为规划师这样的角色能够使公众在民主进程中发挥真正的作用。
1990年代开始，一种渐渐流行的规划观点是将规划看作沟通(communicative)和协作(collaborative)的过程。这一规划理论通常称作协作式规划理论。这是城市规划师对自己的角色的再次定位。其代表人物是哈贝马斯(Habemas，J)和福柯fFoucault)等人。作为沟通式的规划，福瑞斯特(Forester)，提出了一套规划师的工作方法：培育社会联系交流的网络：认真倾听;特别注意没有组织做依托者的利益;教育公民和社区组织：提供技术和政治信息;保证非专业人员得到资料和信息;鼓励社区为基础的团体对提交的方案施加压力;提高规划师自身与其他团体共同工作的技能;在协商讨论之处就加强建立社区组织自己的权威性;鼓励独立的、对以社区为基础项目的反思;预知政治、经济的压力。
在这里，我们看到人本思想始终是城市规划的核心思想，城市规划师的角色定位从以社会责任代表出现的技术专家到公共利益倡导者，再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沟通和协作者，而相对应的另一方面，作为工作客体和对象的民众是从被动接受者到行动参与者，再到独立行为的协作主体。进一步来说，城市规划对人的关照有着从生理到心理，从生存到发展，从物质到精神，从文化到政治这样一个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
二、从“田园城市”到“全球城市”：要素关注日益广泛和全面
1960年代，系统方法、理性决策和控制论被引入到城市规划中来。1969年，麦克劳林的经典著作《系统方法在城市与区域规划中的应用》的出版是一个重要标志。该书中论述的规划的标准理论已经完全超出了物质形态的设计，强调的是理性的分析、结构的控制和系统的战略。城市规划中的系统方法和理性决策过程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不能等同视之。“理性”针对的是城市规划过程。过程规划理论核心是提出了带有工具理性色彩的决策过程的城市规划“理想型”概念，要求规划师完全理性和价值中立，而且一直延伸至城市规划中的所有决策人员。“系统”则是针对规划中处于对象的实质规划理论核心：把城市规划的主要对象——城镇、区域乃至整个地域环境作为一个大系统，通过系统方法来对其进行分析和处理，强调整体性、相关性、结构性、动态性和目的性。有学者认为系统论、理性规划方法达到了实证主义的顶峰，“科学方法”和“理性思维”成为关注重点。
19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城市规划在研究空间形态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更为重视产生人类活动各种社会制约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构主义学派等，城市空间的社会、经济、政治属性受到关注。研究发现，直至1970年代中期仍然认为城市规划是城市土地开发主要能动因素的观点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城市演变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而城市规划是同样根植于这一背景的非自治性活动，对于城市规划实践效果的解释因此必须放置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中。在此期间占据显著地位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的研究观点认为，政府及其城市规划在本质上都依托于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并成为其组成部分。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分别作为当时最具影响的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和行为学思潮的代表，他们把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列入城市规划的基础要素。20世纪下半叶。世界政治经济及国际关系变化起伏，经济逐渐走向集团化、区域化、国际化，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出现并继续发展。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结构分析，包括全球化的经济结构重组和世界市场趋势的国际经济过程成为城市和区域发展的一种基本动力。萨森于1990年和1994年出版了《全球城市》和《世界经济中的城市》，堪称城市规划领域鼓吹全球化城市的先锋。最初由格迪斯提出的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概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萨森积极地探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深远变化对城市的影响，她认为正是世界性的经济造就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从而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此时城市分析已经采取了全球的尺度，城市规划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和全面。
三、从终极蓝图到有机更新和精明增长：逐步形成协调与可持续理念
1933年《雅典宪章》较早地从城市规划角度提出古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由于这些工作的开展，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旧建筑、旧居住区在实用、经济和艺术方面的长远价值，开始以新的观点研究旧城、旧区、旧建筑的改造问题。通过全面调查、精心规划，把旧城、旧区、旧建筑合理地利用起来，使之既适应新的需要，又能保持城市的文化特性和地方文化的延续性，从而使城市规划的观念和程序也发生相应的改变。
1977年，国际现代建筑师大会发表《马丘比丘宪章》，并声称并不是对《雅典宪章》的完全否定，而是对它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它强调世界是复杂的，摒弃了功能理性主义的思想基石，宣扬社会文化论的基本思想，强调物质空间只是影响城市生活的一项并不起决定作用的变量，起决定作用的是城市中各类人群的文化、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结构。提出了混合功能区的思想。
大约公元前1000年，对自由生活的向往造就了古希腊人独立意识、决断性格及闲暇、优雅的生活态度。当时的城市规划和建筑中，突出的特征是追求人的尺度、人的感受以及同自然环境的协调。这可以说是后来整个人本主义的思想历史的发源。17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席卷欧美，随着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功能日趋复杂，布局更为混乱。加之严重的工业污染，突出的贫民窟现象，混乱的社会秩序造成城市生活质量日趋下降，居民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催生了现代城市规划。人认识到这样无序的城市建设所带来的灾难性结果，并试图提出一个合理的城市模型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改善居民生活状况。可以说自城市规划理论发展之初，对人的关怀就成为其紧扣的核心与主题。
早期的城市规划师们洞察了无序城市化的弊端，他们试图设计一个通用的结构模型，使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最大化，包含了人文关怀的主观愿望。令人遗憾的是，早期建造的一些现代派住宅区为代表的城市规划与设计不久以后被认为过于冷酷、不近人情，而引出许多社会问题，结果有些在1970年代被炸毁。在后来的反思中，人们批评这些大师把自己奉为先知，通过现时的和眼前的情形来预判将来，这就难免与未来的实际有一定差距。而且大多进行的是物质环境实体方面的规划，缺少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考虑，并没有真正了解以及在规划中解决好各阶层人们的真实愿望与需求。
1960年代后，城市规划师开始对自己的角色进行重新思考。最具代表性的是规划师作为倡导者的理论(PlannersasAdvocater)，源于197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丹尼斯(Dan-nis，N)、戴维多夫(Davidoff,P)。其主要的观点是针对规划师过去作为城市发展的客观评价者和决策者而言的。戴维多夫主张规划师应该作为倡导者，作为政府利益、集团利益、组织利益或政策可能影响到的社区个人利益的代表，参与到政治进程中去。他认为规划师这样的角色能够使公众在民主进程中发挥真正的作用。
1990年代开始，一种渐渐流行的规划观点是将规划看作沟通(communicative)和协作(collaborative)的过程。这一规划理论通常称作协作式规划理论。这是城市规划师对自己的角色的再次定位。其代表人物是哈贝马斯(Habemas，J)和福柯fFoucault)等人。作为沟通式的规划，福瑞斯特(Forester)，提出了一套规划师的工作方法：培育社会联系交流的网络：认真倾听;特别注意没有组织做依托者的利益;教育公民和社区组织：提供技术和政治信息;保证非专业人员得到资料和信息;鼓励社区为基础的团体对提交的方案施加压力;提高规划师自身与其他团体共同工作的技能;在协商讨论之处就加强建立社区组织自己的权威性;鼓励独立的、对以社区为基础项目的反思;预知政治、经济的压力。
在这里，我们看到人本思想始终是城市规划的核心思想，城市规划师的角色定位从以社会责任代表出现的技术专家到公共利益倡导者，再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沟通和协作者，而相对应的另一方面，作为工作客体和对象的民众是从被动接受者到行动参与者，再到独立行为的协作主体。进一步来说，城市规划对人的关照有着从生理到心理，从生存到发展，从物质到精神，从文化到政治这样一个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
二、从“田园城市”到“全球城市”：要素关注日益广泛和全面
1960年代，系统方法、理性决策和控制论被引入到城市规划中来。1969年，麦克劳林的经典著作《系统方法在城市与区域规划中的应用》的出版是一个重要标志。该书中论述的规划的标准理论已经完全超出了物质形态的设计，强调的是理性的分析、结构的控制和系统的战略。城市规划中的系统方法和理性决策过程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不能等同视之。“理性”针对的是城市规划过程。过程规划理论核心是提出了带有工具理性色彩的决策过程的城市规划“理想型”概念，要求规划师完全理性和价值中立，而且一直延伸至城市规划中的所有决策人员。“系统”则是针对规划中处于对象的实质规划理论核心：把城市规划的主要对象——城镇、区域乃至整个地域环境作为一个大系统，通过系统方法来对其进行分析和处理，强调整体性、相关性、结构性、动态性和目的性。有学者认为系统论、理性规划方法达到了实证主义的顶峰，“科学方法”和“理性思维”成为关注重点。
19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城市规划在研究空间形态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更为重视产生人类活动各种社会制约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构主义学派等，城市空间的社会、经济、政治属性受到关注。研究发现，直至1970年代中期仍然认为城市规划是城市土地开发主要能动因素的观点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城市演变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而城市规划是同样根植于这一背景的非自治性活动，对于城市规划实践效果的解释因此必须放置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中。在此期间占据显著地位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的研究观点认为，政府及其城市规划在本质上都依托于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并成为其组成部分。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分别作为当时最具影响的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和行为学思潮的代表，他们把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列入城市规划的基础要素。20世纪下半叶。世界政治经济及国际关系变化起伏，经济逐渐走向集团化、区域化、国际化，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出现并继续发展。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结构分析，包括全球化的经济结构重组和世界市场趋势的国际经济过程成为城市和区域发展的一种基本动力。萨森于1990年和1994年出版了《全球城市》和《世界经济中的城市》，堪称城市规划领域鼓吹全球化城市的先锋。最初由格迪斯提出的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概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萨森积极地探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深远变化对城市的影响，她认为正是世界性的经济造就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从而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此时城市分析已经采取了全球的尺度，城市规划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和全面。
三、从终极蓝图到有机更新和精明增长：逐步形成协调与可持续理念
1933年《雅典宪章》较早地从城市规划角度提出古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由于这些工作的开展，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旧建筑、旧居住区在实用、经济和艺术方面的长远价值，开始以新的观点研究旧城、旧区、旧建筑的改造问题。通过全面调查、精心规划，把旧城、旧区、旧建筑合理地利用起来，使之既适应新的需要，又能保持城市的文化特性和地方文化的延续性，从而使城市规划的观念和程序也发生相应的改变。
1977年，国际现代建筑师大会发表《马丘比丘宪章》，并声称并不是对《雅典宪章》的完全否定，而是对它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它强调世界是复杂的，摒弃了功能理性主义的思想基石，宣扬社会文化论的基本思想，强调物质空间只是影响城市生活的一项并不起决定作用的变量，起决定作用的是城市中各类人群的文化、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结构。提出了混合功能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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