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终明276年，卫所制都从未被明廷所放弃，虽然明中后期的确有采取募兵制来填充军队缺额的做法，但这只是少数，并未成为主流。终明一代，卫所制始终是明代所采取的最为主要的军事制度。
简而言之，卫所在明代的设置是贯穿始终的，自洪武开始，直至崇祯亡国，明廷对于卫所的设置都从未间断过。如成化四年 （1468年），置固原卫；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廷平定播州之后，置威远卫于府城；崇祯二年（1629年），奢安之乱被平定后，明廷就在水西置镇西、敷勇二卫，及定南、柔远、威武、赫声、於襄、息烽、修文、濯灵八所。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卫所制虽贯穿明朝的整个历史，但自明中期后，卫所制就渐渐衰落，其卫所军的战斗力是日渐低下，不堪重用。因此，自嘉靖年间后，随着明朝被“南倭北虏”的问题弄得是焦头烂额，而卫所军的战斗力又不足以能帮助明朝解决这些问题，最终明廷对于作战部队的组建，只得是依靠募兵制。
此后，自募兵制成为明代作战部队兵源的主要来源，明代是相继涌现出了俞家军、戚家军、白杆军、辽东军等精锐之师。
为何明初曾无敌于天下，帮助朱元璋稳固天下，帮助朱棣五征蒙古的“卫所制”，最终会衰落成如此地步，逼得明廷只能用募兵的方式来组建作战部队，然后才能去应对对外战事呢？是什么弊端，让“卫所制”衰落得如此之快？
其实，明代“卫所制”会衰落，虽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无非就是卫军锐减、军纪败坏。那是什么原因，致使卫军锐减、军纪败坏的问题出现呢？
首先，我们都知道，“卫所制”最核心的就是“军户”，只有“军户”充足，“卫所制”才能发挥出它该有的作用。因此，一旦缺少“军户”，“卫所制”不可避免的就会衰落。那是什么原因让明代的卫军锐减的呢？
其一、变味的“班军制度”，卫军充当班军，却是只进不出，由此造成卫军锐减。所谓“班军”，“卫所之军，番上京师，总为三大营者也”，明代，各地卫所军队每年都需轮番赴京，编入京营操练，或保卫京师，或以备出征，此谓之“班军”。这项制度始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敕河南、山东、山西、大宁及中都将领，每年选一万四千（河南）到七万（大宁）共十六万人，春秋番上”，自此“班军”始成制度。
最初，明廷让各地卫所军队轮番上京，只是为了检阅各地的军队，然后对其进行操练，以此来增强卫军的战斗力。但是，随着时间的逝去，“班军制度”逐渐失去了曾经的目的，正如嘉靖时期兵部尚书李承勋所言：“永乐中调军番上京师，后遂踵为故事，卫伍半空，而在京者徒供营造”，本来每年调各地卫军轮番入京，这只是为了操练军队，但是随着时间的逝去，这些班军却逐渐被驱使于工役，或修筑城哨、或建造城堡，如此曾经轮换的班军，逐渐被长期禁锢在京师，不能返回原地。
而随着大量的卫所军被抽调入京做了班军，却长时间不得回原地，其原地卫所军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卫军锐减的问题。
与此同时，正如弘治时期兵部尚书马文升曾言：“军卫军士内府各衙门匠役占主数万之上，见在者不过七八万，往年京师之兵，俱在三大营操练，近年多拨做工，每占役一二万之上，甚至二三年不完，雇工负累，卒多逃亡，见在者强弱相半，在京军士，疲困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被调往京师的班军因受不了这般繁重的工役，是出现了大量逃亡的情况。
如此，班军的大量逃亡，也间接地造成了卫军的锐减，因为班军一旦出现空缺，则朝廷势必就会继续从各地卫所军队中抽调卫军入京，而如上文所说，卫军一旦入京做了班军，因需服繁重的工役，短时间内是回不去原地。如此，班军的大量逃亡，势必就会造成卫军的锐减。
其二、权贵私自占用，其不计后果的奴役，卫军为了活命，只得逃亡。各地卫所的卫军之所以会锐减，有跟国家将其调往京师，驱使工役有关，也跟被权贵挪作私用有关。明代，将卫所挪作他用的主要有两类人，其一是皇亲国戚，其二就是军队将官。
正如王毓铨在《明代的军屯》一书中所说：“役使军士当私差的，主要是镇守总兵等官，还有指挥千户、百户以及许多官豪势要。他们私下役使军士，耕种庄田，为他们樵采、治炭、开窑、烧造砖瓦、修筑私第、贩私盐等”，当时因明朝多无战事，所以卫所军官多将卫军挪作私用，或樵采、治炭、开窑、烧造砖瓦，或烧造砖瓦、修筑私第、贩私盐，总之是让他们“不务正业”。
由此，随着原属国家的卫军被大量占用，其专属于国家的卫军数量自然也就锐减。与此同时，因皇亲国戚、军队将官在役使卫军的过程中往往是不计后果的，拼命奴役这些卫军，如此，越来越多的卫军受不了这些人的奴役，为了活命，他们只得逃亡。
其三、月粮减少，军饷被克扣，致使卫军生活无以为继，为了生存，只得逃亡。明初，因朝廷大力推行屯田，所以是粮食富足，正如李承勋在《丰财用疏》所说：“弘治以前，每边在仓粮料，皆百万以上，陈陈相因”，因此正因明廷粮食充足，所以发放给卫所的月粮，不但能供屯军自食，还可给本卫官军充当薪俸。
但是自正德年间后，因“费用俱尽，各镇仓廪皆空”，所以发放给卫军的月粮开始大幅度减少，此时“如米每石值银一两，而官散折银六钱，是官军每月止得米六斗，而少四斗，军何得不贫？”，要知道卫军的生存可都是靠月粮的，月粮若减少，他们的生活必定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每月仅能得到六斗米，这几乎是致卫军于死地。
而就是在月粮锐减之时，卫军几乎活不下的时候，却还有卫所军官克扣月粮，以充市价，以此中饱私囊，“俺答自通市以来，边备懈驰。三军月饷，既克其半以充市赏，复克其半以奉要人，士无宿饱，何能御寇？”，如万历年间，与俺答通市之后，就时常发生卫所军官将卫所兵士的月粮克扣，然后卖于蒙古。
同时，卫军此时不但面临着月粮大幅度减少的困境，同时还要面临着军饷被卫所军官克扣的死境。正如李承勋在《陈言边事疏》所说：“照得开原并各城堡逃军，先因月粮赏赐，数年缺支，内外各官，科敛民财……以失其心。此等军役，一身在逃，家产尽弃，妻子田地，属之他人”，月粮的减少，军饷被克扣，最终逼的卫军是连家都不要，只身逃亡。
严嵩
与此同时，不但卫所军官要克扣军饷，朝中那些掌权官员更是变本加厉的克扣本该发给卫所兵士的军饷。如嘉靖年间，严嵩父子专权时，“户部岁发边饷，本以赡军。自嵩辅政，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本该发放到卫军的军饷，还未从户部发出之时，就被严嵩拿了六成。而后，户部发往地方后，经过层层剥削，试问到卫军的手中还能剩多少？恐怕连一成都没有。
如此，在月粮、军饷皆被那些贪官污吏剥削得几乎干干净净之时，为了活下去，卫军只得开始逃亡之路，逃出卫所，去自谋出路。
其四、南北调操，不合理的更戍制度，让恐惧的卫军只得逃亡。明初，建立“卫所制”时，明廷就建立了“南人而北，北人而南”的更戍制度，即南方人前往北方驻守，北方人前往南方驻守。
这项制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有问题的，其最明显的缺陷就是，南方人是适应不了北方寒冷的环境的，而北方人也是适应不了南方瘴气的环境的，这很容易造成“水土不服”的问题。正如明代首辅杨士奇所言：“以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之人，往南方极边补伍，以浙江、闽、广、川、湖之人往北边补伍，水土不相习，北人苦于瘴疠，南人苦于严寒，多至死亡”，当时多有发生北方人因不适应南方的瘴气，南方人不适应北方的寒冷，而发生死亡的事情。
与此同时，再加上因交通工具的落后，南方卫军前往北方驻守，所要走过的路程少则千里，多则万里，路途可谓艰难无比，且当时朝廷所发的盘缠又根本就不可能支撑到目的。由此，当时的卫军为了活命，多是选择在前往驻防地的过程中逃亡，而这就出现了“逃死者多，到卫者少”。
明代卫所分布示意图
总之，明代的卫军之所以会锐减，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卫军受不了朝廷与权贵的双重剥削，其不但要忍受月粮、军饷被克扣过半，生活无以为继的命运，还要忍受着朝廷与权贵所给他们带来的沉重的杂役，因此就是在这样的多重压迫下，如若卫军还不懂自救，那等待他们的命运恐怕就只有死亡。而在此时，能救卫军自己的方法，就只有逃亡，逃出卫所，才有一线生机，如此随着卫军的大量逃亡，“卫所制”的衰落也就无可避免了。
其次，“卫所制”会衰落，还与卫所军队的军纪日益败坏有关。卫军的军纪会败坏，这与卫所将官的腐败是分不开的。俗话说得好“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支军队要想军纪严明，其将领是至关重要的，若军队将领能以身作则，奉公执法，那这支军队的军纪绝对不坏，但若是他们自己贪污腐败，知法犯法，那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支军队的军纪势必也就会败坏。
而事实上，自明中期后，随着朝廷日益腐败，卫所的那些将领们不可避免的也走向腐败的道路，“今京营诸将，多贾人子，厚金帛，结中官权贵而为之请讬者耳！夫彼既输财于此，不得不取偿于彼，故有索月钱需常礼，恣意诛求，若以为当然而不可易者。故国家岁漕东南之粟数百万石以赡兵，而兵岁出月粮之半以赡将”，为了升官，他们是拼命的剥削着底层兵士，从而利用这些剥削而来的钱财去贿赂朝中重臣，以此来获得升迁的机会。
而此时底层的兵士因被剥削得厉害，他们的生活早已无以为继，此时摆在他们眼里的选择，要么就是逃亡，要么就是兵变，要么就是去剥削比他们地位还低的贫苦百姓。如此，此时若还留在卫所的兵士，基本上就是那些只知鱼肉百姓的兵士，因此试问就是这些只知鱼肉百姓，却不思训练的卫军，他们的军纪能好到哪里去呢？
因此，试问卫所的军队多数都是这么一群只知鱼肉百姓，却不思训练，军纪败坏严重的卫军将士，“卫所制”岂能不衰落呢？
如此，这也就难怪，为何到了明中期，明廷会利用募兵去组建作战部队了。究其原因就在于明代的卫所军队已是不堪重用，先是兵额严重不足，再是其兵士又多是混吃等死，只知鱼肉百姓的弱旅，试问就是这样的卫所军队，明廷如何拿它去作战呢？让他们上，明军只会打败仗，只会输得很惨。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明中后期“卫所制”虽有诸多弊端，但这些弊端多都是人为导致，其制度本身却是没有多大缺陷的，相反还有诸多的优点。而对于明代而言，卫所制最大的优点无疑就是能帮助明廷在最快的时间内实现对新占领地区的绝对统治。
首先，我们都知道明代的“卫所制”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世袭”，一人入了“军户”，那么妻子，儿子就都是“军户”，他和儿子，孙子，直至明代亡国，都是大明士兵。其二是“兵农合一，守屯结合”，就是卫所军既是兵，又是农（一般情况下，一个卫5000余人，至少4000人专职种田，千人专职日常操练），是既负责驻守，又负责开垦。
因此，试想，若朝廷在某地置一个卫，或一个所，这会发生什么？比如说朝廷在某地置卫，那么也就是说至少有5000余卫所军进驻此地，而如刚才所说，卫所军因是“世袭制”，所以都是拖家带口的，他去哪里，其家庭就去哪里，因此说句不太严谨的话，朝廷虽说只是派了5000余人去镇守这里，但实际上却是让5000余户入驻这里，也就是说保守估计，一旦一个卫进驻在某个地方，至少有二三万忠于大明的军民在此地镇守。而随着时间的逝去，最多十年的时间，这个数量至少会翻上二三倍。
如此，随着此地忠于大明的军民的数量猛增，大明对于此地的控制势必也就会越来越牢固。因此，“卫所制”显然是有助于让大明在最短的时间去控制新占领的地区的，想想看，贵州为何会在明朝才被中原王朝完全控制住呢？还不是因为明廷在这里设置了数量众多的卫所吗？正是洪武年间在这里置五开卫，置五开前、五开后、五开左、五开右、五开中、平茶、黎平、中潮、铜鼓、新化亮寨、平茶屯、龙里、新化屯、五开中左、五开中右、五开中中等16所，让数十万忠于大明的军民直接入驻贵州，这才有了永乐时期顺利在贵州设省，对其进行直接控制的结果。
事实上，明代之所以能牢牢控制住湘西、川南、云南、贵州、广西等对于之前的中原王朝算是偏远的地区，靠的就是“卫所制”。当时，在这些地方，明廷需要面对着永不落幕的苗变侗变土家变，可真正能席卷半个省的存在却是寥寥无几，而这正是因“卫所制”的存在。“卫所制”让大明在这里拥有了远比少数民族要多的忠于大明的军民，如此，少数民族无论如何反叛，大明也都能牢牢控制住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