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据《史记·韩非列传》载，韩非是战国七雄中韩国的公子，出身可谓显要。这个显贵的地位和接近权力中心的生活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在他的思想和学说中很容易发现。譬如因为他生长于深宫之中，不可能对下层的广大人民和普通官吏的生活有太多的了解，更不会有什么同情，这就决定了他的学说很难像同时代的儒家、墨家、农家那样，有着显而易见的平民色彩。韩非的理论，其唯一的服务对象就是君王，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孜孜以求的，也不外是维护君王地位的巩固和权势的独尊。
与儒家譬如孟子相信人性本善正相反，人性恶是韩非理论的根本起点和前提。韩非子之所以会抱有这样的观念，与他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也密不可分。战国末期是一个权力斗争异常残酷激烈的时代，不仅在战场上进行着规模空前杀戮惨烈的战争；在各国的庙堂之上、宫廷之中，也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争斗。韩非长期生活在权力斗争的中心，对其中的丑恶看得入木三分，目光所及尽是邀宠谄媚或弑君篡位之徒。他们把所有的聪明和机巧全用在了权力斗争之上，为了结交党羽、陷害异己、压倒对手、夺取权势，手段之恶劣、心思之狡黠，无所不用其极。这种人性的负面在韩非面前的充分展开，使他整日整月整年生活在恐怖之中。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一点欢乐和舒畅的气氛，有的只是算计人的刻薄和怕被人算计的恐怖。在韩非的心目中，这就是全部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性自然是恶的。因此，人性恶成为韩非全部学说的逻辑起点。韩非清醒地认识到人性之恶会在政治生活当中造成何等纷乱的后果，同时也很清楚地了解通过人性之恶，通过制造恐怖和增加恐怖，能够在公共生活中产生的积极作用，于是“惨礉少恩”成了韩非学说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一点又外化为《韩非子》55篇峻刻、犀利的文风。
同时，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强凌弱、众暴寡、大鱼吃小鱼或者一群小鱼聚集起来吃大鱼的特定历史事实又成了韩非最深厚最现实的知识底蕴，在《韩非子》全书中到处充满着这样的故事。这些知识积累和他的人生经验互相印证，这就使他有理由以充满恐惧和疑忌的目光打量周围世界。
另外，对韩非的理论造成潜在影响的，可能还有他自身的因素。《史记》说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一个天姿超群、思想深邃、志向远大的人偏偏不能把他胸中的才学表达出来，这肯定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他的心理状况、对周围人事的感觉，继而影响他对自己学说的构建。可以肯定，这种生理上的压抑长期得不到有效的释放和排遣，必然会加重韩非本已无法承受的“说难”、“孤愤”，强化他人生的凝重、苦涩感和对现实世界的疑惧、动摇乃至丧失他对人性的最低限度的信任。而这些也都将渗透进他的理论学说当中，既而表现在他所要推行的政治策略里面。可以想象，他的学说、政策，肯定是刻薄少恩，充满肃杀甚至是残忍的意味。就像韩非的前辈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当年在魏国也得不到重用，在忍受多年的寂寞之后，终于被秦王起用，掌握大权。结果商鞅的政策也同样严酷，连老朋友也不能被赦免。然而，韩非并未能得到像商鞅那样的好机会，尽管他几乎就要得到这种机会了。他在自己的国家韩国得不到重用，却被韩的敌国秦的国君赏识，秦王甚至为了他而对韩国大兴刀兵。然而可发一叹的是，讲究“术”、“势”、权谋的韩非终于竟因为他所鼓吹的学说而败亡：韩非的同学李斯担心韩非的到来会冲击自己在秦廷的地位，于是向秦王进了谗言，将韩非下了牢狱。最后，又在秦王悔悟之前，逼得韩非服毒自杀。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落得这般下场，真不能不说是命运的讽刺。幸好，韩非的思想仍然为秦王所遵循，并在数十年后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这般功绩，也足以让韩非声名不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