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896年，甲午战火刚熄灭一年，清政府感觉这届人员的教育不行，遂允许各地政府参考西方学校办商助官学。于是，铁路公司督办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中国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诞生了。公学刚运作到1902年，就发生了一件事，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有名教习在上课时发现他的座椅上有一只洗净的墨水瓶，认为是这班学生讽刺他腹中空空，遂勃然大怒，威吓学生指证是谁摆的墨水瓶。结果有人随口说了一个学生的名字，随后教习向校方反映，要求开除那个学生。校方也同意了。全班学生当然反对这么搞笑的决定，但反对无效。于是，这班很讲义气的学生决定集体退学。公学校长也不知缺了哪根筋，居然宣布开除全班学生。这做法让全校学生都无法接受，遂决定全体退学来表示抗议。
校长发现摊上大事了，请特班班主任蔡元培出面调解。蔡元培劝服学生暂缓行动后，前往拜会盛宣怀，但盛宣怀对学生捣乱一事很生气，不肯接见。
结果全校学生退出公学，蔡元培也觉得对不起学生，跟学生一起离开了公学。后来，在盛宣怀的斡旋下，一半学生回校，另一半学生坚决不让步。蔡元培为了让不回校的学生还能继续学业，便找到法国天主教在中国的耶稣会神父马相伯帮忙。马相伯精通哲学、数理及天文，蔡元培的拉丁文就是他教会的。对于蔡元培的请求，马相伯觉得闲着也是闲着，又有心发展教育，就向法国教会申请拨款资助。教会办事效率很快，立马批准。
1903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奖学基金提供资金，在华传教团提供地方，传教士提供教育，震旦学院成立了，由马相伯担任监院（即院长）。
1908年，震旦学院搬迁至新校址后，耶稣会任命教士—法国人韩绍康为院长。韩绍康以法国的学士学位教程为楷模，提出一套包括三年制预科和三年制高级教程教学体制，并提出从预科二年级开始，除中国语文外，其余各科都用法语教学。1928年，震旦学院改称震旦大学。
对二战中暴走的日本，当时的西方人难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会对他们文化发祥地的中国施以惨绝人寰的野蛮暴行？为什么一个面积只相当于加利福尼亚的岛国，胆敢和国力超过十倍的美国死磕？
在绝大多数西方人看来，日本人处处充满不可理解的矛盾：既讲礼貌又野蛮；既忠诚老实又诡计多端；既勇敢又怯懦；既勤劳又懒惰。鱼虾生着吃；人家坐椅子，他跪地板；盖房子先盖房顶；开锁时钥匙往左拧；用锯子不是推而是拉；在铁砧上打铁时是蹲着而非站着；话倒着说、书报倒着念（日语的动词在宾语后）；有话不明说而是说反话；在家里用过分的礼节款待你，在火车上却粗暴的又推又搡；杀了人后会道歉把屋子弄乱了。
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为何被西方人认为是“反人类”？因为，日本人对“道”（佛教、朱子儒家、神道、武士道的综合体）的遵循和兽性的动物本能，是同时并存的。用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的话说：日本人的哲学被兽化，兽化又被哲学化。
对日本人，美国人打了一个传神的比喻：日本人就像他们最钦佩的鲤鱼，它会勇敢的逆流而上，跃起冲向陡峭的瀑布，但是一旦被捕捉放到砧板上，就一动不动，安静的等死。反过来，二战中的日本人对“处处掣肘”的西方人，也是充满愤怒。
日本人的强盗逻辑是这样的：为什么靠烈酒、欺骗和屠杀从印第安人手中掠夺土地的美国人，会对日本人在中国的行为如此义愤？日本占领满洲，和美国武装干涉加勒比海地区有什么区别？英国、荷兰可以理直气壮占领印度、香港、新加坡和东印度群岛，为什么日本效仿他们却犯了罪？
说到底，二战中的日本人，如同一个新爆发的罪犯，无法容忍老牌罪犯的指手划脚，最终悍然与全世界死磕惨败的结局无法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