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先秦法家并不像儒家、墨家那样自成一派,也不大讲师承关系,他们只是在思想上有着共同的特点。首先,他们强调法的作用,认为法是治国的不二法门,即以法治国,一切由法裁断。其次,注重实力,认为实力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再次,强调君主专制。最后,法家在政治上使用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主要有法、势、术、刑、罚、赏、利、公、私等等,这些概念和范畴是法家思想的支柱,使法家的思想独具特色。
法家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韩非。他是战国后期韩国人,贵族出身。韩非是儒学思想家荀子的学生,但他提倡法治,反对空谈仁义,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韩非口吃,不善于说,但很善于写,著有《韩子》五十五篇。韩非著书立说是为了挽救韩国的灭亡,但由于他讲的道理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他的君主专制思想深受秦王赢政的赏识。据说当赢政看到他的著作之后,禁不住拍案叫绝,感叹道:“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来赢政用武力把韩非“请”到秦国,由于韩非书生气太浓,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结果在他的同学李斯的陷害下,冤死于狱中。韩非死在了秦国,其以法治国的思想也留在了秦国,并被付诸实践。
韩非的思想不是理论逻辑推理的产物。而是通过“观往者得失之变”,即从历史的纵横关系中思索治国之道。他在总结先秦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以“法为中心”,“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体系。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以前的法家,如慎到、申不害、商鞅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势”、“术”、“法”等思想。在韩非以前的法家中,慎到重视“势”。所谓“势”,就是权力,慎到认为在权、法、礼、政策等政治各要素中,权力应放在首要地位。慎到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认识到,掌握权力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条件。在政治中谁服从谁,不是以学识、才能和道德为标准,而是要看权势的大小,“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于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是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到的这一说法显然是批判儒家崇德思想的,他的权力主义虽然忽略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但却符合战国时代你争我夺的历史现实。
申不害重视“术”。所谓“术”,就是权术。术与法不同,前者须君主独操,后者要君民共守。法要公开,是一种明确的规定,术则要藏于心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申不害认为君主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左右的大臣,“妒妻不难破家也,乱臣不难破国也”。为了巩固君主的地位,防止大臣的篡夺,申不害提出要以“术”来作为加强君权、驾驭群臣的办法,做到“君操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这样,君主就可以“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申不害的权术思想,虽然有利于加强君权,但助长了政治上勾心斗角之风气。
商鞅在“法”、“势”、“术”中,虽然认为君主应该“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术”。肯定了“势”、“术”在加强君权中的作用。但他更重视“法”。商鞅主张以法治国,在执法过程中强调要轻罪重罚。轻罪重罚的逻辑是:它使人不敢犯轻罪,自然更不敢犯重罪,“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而商鞅认为实行轻罪重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爱民”。关于“法者所以爱民也”,商鞅也有自己的逻辑。因为实行轻罪重罚,人民都不敢犯罪,自然也无需再用刑,这叫做“以刑去刑,刑去事成”。他又说:“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商鞅的这种以刑去刑论是残忍而野蛮的法治主义。
韩非总结了慎到、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针对申不害只讲术不重视法的弊病,他指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而对商鞅只讲法不讲术的缺点,认为虽能以法致富,“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资人臣而已。”于是韩非辩证地把“法”、“势”、“术”三者联系起来,他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无一,皆帝王之具也。”这就是说没有统一的法令不能治民防奸,而只注重法令,人君没有操持控制大臣的“术”,就不能防止大臣犯上作乱,所以只有“法”、“势”、“术”并用,才能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
韩非提出有利于君主进行专制统治的标准,这就是“法”。什么是法呢?韩非说:“法者,事最适者也。”所谓“事最适者”,就是适合时代,符合事理,有利于君主之用。而立法的目的是尊公废私,“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法令是全社会必须遵守的标准,“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而且执法必须要严,“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就是说谁违犯了法令就应当无赦。
战国虎纹铜镜韩非强调以法治国,反对贤人政治,提出“尚法而不尚贤”。他认为,对君主而言,无需待贤君而治,历史上的贤君和暴君都是千世不一出,绝大多数的君主是“中人”,“中人”只要“抱法处势”就可以治天下。甚至暴君如桀纣,若能“抱法处势”亦可以治天下。
韩非的治国思想,特别他的以“法”为中心,“法”、“势”、“术”有机并用的思想,二千多年来一直为封建统治者所使用。他的思想不能说不智、不明,但却没有像孔子那样捞到圣人的牌位。这是由于他太忠实于事实,只讲权术和法治而不关心道德,从而忽略了道德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