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先秦法家并不像儒家、墨家那样自成一派，也不大讲师承关系，他们只是在思想上有着共同的特点。首先，他们强调法的作用，认为法是治国的不二法门，即以法治国，一切由法裁断。其次，注重实力，认为实力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再次，强调君主专制。最后，法家在政治上使用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主要有法、势、术、刑、罚、赏、利、公、私等等，这些概念和范畴是法家思想的支柱，使法家的思想独具特色。
法家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韩非。他是战国后期韩国人，贵族出身。韩非是儒学思想家荀子的学生，但他提倡法治，反对空谈仁义，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韩非口吃，不善于说，但很善于写，著有《韩子》五十五篇。韩非著书立说是为了挽救韩国的灭亡，但由于他讲的道理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他的君主专制思想深受秦王赢政的赏识。据说当赢政看到他的著作之后，禁不住拍案叫绝，感叹道：“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来赢政用武力把韩非“请”到秦国，由于韩非书生气太浓，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结果在他的同学李斯的陷害下，冤死于狱中。韩非死在了秦国，其以法治国的思想也留在了秦国，并被付诸实践。
韩非的思想不是理论逻辑推理的产物。而是通过“观往者得失之变”，即从历史的纵横关系中思索治国之道。他在总结先秦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以“法为中心”，“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体系。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以前的法家，如慎到、申不害、商鞅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势”、“术”、“法”等思想。在韩非以前的法家中，慎到重视“势”。所谓“势”，就是权力，慎到认为在权、法、礼、政策等政治各要素中，权力应放在首要地位。慎到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认识到，掌握权力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条件。在政治中谁服从谁，不是以学识、才能和道德为标准，而是要看权势的大小，“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于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是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到的这一说法显然是批判儒家崇德思想的，他的权力主义虽然忽略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但却符合战国时代你争我夺的历史现实。
申不害重视“术”。所谓“术”，就是权术。术与法不同，前者须君主独操，后者要君民共守。法要公开，是一种明确的规定，术则要藏于心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申不害认为君主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左右的大臣，“妒妻不难破家也，乱臣不难破国也”。为了巩固君主的地位，防止大臣的篡夺，申不害提出要以“术”来作为加强君权、驾驭群臣的办法，做到“君操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这样，君主就可以“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申不害的权术思想，虽然有利于加强君权，但助长了政治上勾心斗角之风气。
商鞅在“法”、“势”、“术”中，虽然认为君主应该“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术”。肯定了“势”、“术”在加强君权中的作用。但他更重视“法”。商鞅主张以法治国，在执法过程中强调要轻罪重罚。轻罪重罚的逻辑是：它使人不敢犯轻罪，自然更不敢犯重罪，“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而商鞅认为实行轻罪重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爱民”。关于“法者所以爱民也”，商鞅也有自己的逻辑。因为实行轻罪重罚，人民都不敢犯罪，自然也无需再用刑，这叫做“以刑去刑，刑去事成”。他又说：“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商鞅的这种以刑去刑论是残忍而野蛮的法治主义。
韩非总结了慎到、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针对申不害只讲术不重视法的弊病，他指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而对商鞅只讲法不讲术的缺点，认为虽能以法致富，“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资人臣而已。”于是韩非辩证地把“法”、“势”、“术”三者联系起来，他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无一，皆帝王之具也。”这就是说没有统一的法令不能治民防奸，而只注重法令，人君没有操持控制大臣的“术”，就不能防止大臣犯上作乱，所以只有“法”、“势”、“术”并用，才能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
韩非提出有利于君主进行专制统治的标准，这就是“法”。什么是法呢？韩非说：“法者，事最适者也。”所谓“事最适者”，就是适合时代，符合事理，有利于君主之用。而立法的目的是尊公废私，“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法令是全社会必须遵守的标准，“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而且执法必须要严，“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就是说谁违犯了法令就应当无赦。
战国虎纹铜镜韩非强调以法治国，反对贤人政治，提出“尚法而不尚贤”。他认为，对君主而言，无需待贤君而治，历史上的贤君和暴君都是千世不一出，绝大多数的君主是“中人”，“中人”只要“抱法处势”就可以治天下。甚至暴君如桀纣，若能“抱法处势”亦可以治天下。
韩非的治国思想，特别他的以“法”为中心，“法”、“势”、“术”有机并用的思想，二千多年来一直为封建统治者所使用。他的思想不能说不智、不明，但却没有像孔子那样捞到圣人的牌位。这是由于他太忠实于事实，只讲权术和法治而不关心道德，从而忽略了道德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