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一座被数百万人围绕城市里，是怎样的孤独？

孤独是一个熙来人往的地方，它本身就是一座城市。

无论生活在纽约、巴黎、东京，还是逃不掉的北上广，我们总能在生机勃勃又人满为患的城市中感受到孤独。

一个人走过喧嚣的十字路口，一个人塞着耳机挤进通勤地铁，一个人从狭小的房间醒来、默默看着窗外泛白的晨光??即使置身热闹的聚会，也会在人群中一瞬间感到内心的清冷。

备受赞誉的英国非虚构作家奥利维娅·莱恩在《孤独的城市》中说：无论身处何地，你都可能感到孤单，但生活在一座城市里，被数百万人围绕着，又会催生出一种别样的孤独的滋味。

Olivia Laing

奥利维娅写作《孤独的城市》缘起于她失败的爱情经历：为了一个承诺漂洋过海，一个人来到纽约与“真爱”相会，却被无情抛弃。

失去爱情的奥利维娅，只身游荡在纽约这座迷宫一样的城市之中，穿梭在混凝土、花岗岩与玻璃构建的建筑之间。

一切都是陌生的，没有亲人和朋友，她时常蜗居在转租的老旧公寓里，频繁刷新Twitter浏览着无穷无尽的网络信息，略微的口音差异以致在咖啡馆点单都被贴上“异乡人”的标签，无法诉说的孤独感不断袭来。

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相信很多人也有过相似的经历和感受，为爱与梦想奔走，却事与愿违，陷入孤身一人的境况。

《孤独的城市》

奥利维娅开始深入地体会这种孤独的滋味，并追寻孤独的本质：孤独意味着什么？

倘若我们不与另一个人紧密缠绕，我们该如何生活？要是我们无法轻松地开口交谈，我们该如何与他人发生联系？如果我们的性取向不被承认或不曾获得美貌，如何从孤独中摆脱出来？科技能让我们更靠近彼此吗？还是将我们禁锢在屏幕背后？

奥利维娅把目光转移到许多曾生活在纽约的艺术家身上——爱德华·霍珀、安迪·沃霍尔、亨利·达戈、大卫·沃纳洛维奇，以及包括南·戈尔丁、希区柯克、克劳斯·诺米、比莉·哈乐黛等著名的摄影师、电影导演与歌手。

这些艺术大师也曾陷入孤独与痛苦中，经历过难以言喻的精神烧灼，但他们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展现“孤独”这一主题，用创作与他人产生连接。那些与孤独有关、被大众熟知的艺术作品和影像的背后，正是他们勇于面对孤独的勇气果实。

正如奥利维娅所说：在孤独中成形的事物，往往也能被用来救赎孤独。

通过创作《孤独的城市》，奥利维娅也找到了救赎自己的方式：试图弄清楚孤独究竟是什么，并与我们分享对孤独的思考，讨论城市里特有的孤独感，深入挖掘艺术家的背景和创作故事，试着向我们描述孤独与艺术之间复杂的关系。

以下为《孤独的城市》内文试读，摘选自《不真实的国度》一文片段，感谢未读授权发布：

租房子住，生活在其他人的物品中间是一种挺有意思的行为，有人曾在这里构筑过一个家，而今早已离开。我的床在一个平台上，上去的时候要爬三级非常陡的台阶，下来的时候又必须像个水手一样，倒退着往下行。屋子的尽头有一扇用木板围上的窗户，通往一个通风井，音乐和对话声会时不时地透过那扇窗飘进来，长久地萦绕在我耳边。我就像是卢克·桑特在《低等生活》（此书是一段对旧时纽约魔咒般的记叙）里描述过的那种傻乎乎的房客一样。多年来，人们在那些房间里来了又去，留下唇膏和护手霜的罐子。厨房的碗柜里满是吃了一半的格兰诺拉麦片和瑜伽茶包，好几个月都没人给植物浇水，也没人擦去搁板上的灰尘。

白天的时候，我几乎不会在大楼里撞见任何人，可到了晚上，我会听见一扇扇门被打开、关上，人们在离我的床不过一两米的地方往来经过。住在隔壁的男人是个打碟手，一波波的贝斯声有的时候会不分日夜地穿透墙壁奔涌进来，噪声在我的胸腔里振荡。凌晨两三点，热气蒸腾着升上管道，发出当啷的声响。有时，就在破晓前，我会被消防车的警笛声吵醒，它们正要从东二街的消防局出发，这个消防局在“9·11事件”中失去了六名队员。

我感觉一切都是可穿透的、被淤塞的，就像一间没有锁的房间，或是定期会被海水淹没的洞穴。我睡得很浅，经常爬起来查收电子邮件，接着就漫无目的地躺卧在沙发上，看着太平梯上方的天空从一片漆黑转为深蓝色，还有转角处的摩根大通银行。再过去几户有一个通灵人的门面，天气晴朗的下午，她会敲着玻璃窗叫我进去，无论我多么坚决地摇头都没有用。不要不好的消息，不要任何关于未来的启示，谢了。我不想知道自己会不会遇见谁，也不想知道未来有什么在等着我。

因为病痛或丧亲，精神疾病或持续不断的、难以忍受的悲伤和羞怯的重担，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将自己强行嵌入这个世界，人们最终都会消隐在城市里，从视野中消失，退缩进自己的公寓里，而见证这一切的发生变得越来越容易。我已经尝到了其中的一丁点儿滋味，但要是一辈子都得像这样生活，在其他人的生活和他们喧闹的亲密关系里占据着不被看见的盲点，那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如果说有人是在那样的境况中进行创作的，这个人就是亨利·达戈，这位芝加哥看门人在去世后收获了全世界最知名的域外艺术家之一的名声。域外艺术家是一个用来描述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艺术家的新造词，他们从未受过艺术或艺术史方面的教育，仅靠天分进行着自己的创作。

1892年，达戈出生在芝加哥的贫民窟，他无疑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他4岁时，母亲生下妹妹没几天便死于产褥热，而妹妹也立刻被人收养了。他的父亲是个跛子。在他8岁时，他先是被送到一家天主教男孩之家去，接着又被遣送到专供智力发育迟缓的孩子生活的伊利诺伊收容所。在那里，他接到了可怕的消息，人们说他的父亲死了。17岁时他逃跑了，到市里的天主教医院找了份工作，在这个不稳定的避难所里，他把近60年的时间都花在卷绷带和清扫地板上。

1932年，达戈在韦伯斯特街851号的一个供膳寄宿处的二楼租了个单间，这里属于城市里的破败的一处，是工人阶级的地盘。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972年，之后他病得太厉害了，没法照顾自己，只好不情愿地去了圣奥古斯丁天主教会医院，巧合的是，他的父亲也是在那里去世的。他搬出去后，他的房东内森·勒纳决定清扫房里累积了四十年的垃圾。他雇了个杂工，还叫来另一位名叫大卫·博格伦德的租客，让他帮他把成堆的旧报纸、旧鞋子、破眼镜和空瓶子拖出去，这都是一个潜心于废品收集的人的囤积物。

在清扫过程中的某个时刻，博格伦德开始找到一些画作，它们散发着近乎超自然的光辉：这些优美的、令人困惑的水彩画上画着裸体的小女孩，她们的身上都长着阴茎。她们在变幻起伏的景色里玩耍着，有些背景包含着迷人的、童话般的元素：长着脸的云朵，在天空中嬉戏的有翅生物。另一些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描绘了大规模的痛苦景象的彩色画面，还有精心描绘的猩红色血池。博格伦德把这些画拿给勒纳看，后者是个艺术家，他立刻意识到了这些作品的价值。

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发现了大量的作品，包括超过300幅绘画和上千页的手写内容。其中的大部分情节都发生在一个有延续性的异世界里，一个不真实的国度，达戈在那个世界里所投注的活力和热情远超过了芝加哥这座他日常居住的城市。很多人都过着一种有局限的生活，但达戈的内心世界所呈现出来的报偿性的广度和丰富性还是令人感到震惊。他是在1910年和1912年间的某个时刻开始写作有关“国度”的内容的，那时他已经从收容所逃了出来，但没人知道他就此考虑了多长时间，或是在心里构思了多长时间。《薇薇安女孩们的故事，在据称为不真实的国度里，因儿童奴役反抗而起的格兰德科-安格里尼亚的战争风暴》（The Story of Vivian Girls， in What is Known asthe Realms ofthe Unreal， of the Glandeco-Angelinian War Storm， Caused by the ChildSlave Rebellion）最终长达15145页，使其成为迄今为止存在的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作品。

一如这个冗长的标题所预示，《不真实的国度》描绘了一次血腥内战的进程。战争发生在一个虚构的星球上，我们自己的地球就像一颗卫星一样围绕着它运行。和那场对应的美国内战一样，这场战争也是因奴隶制度而起的，具体来说，这是一场针对儿童的奴役。事实上，儿童所扮演的角色是这部作品里最引人注目的要素之一。当盛装的成年男人各据一方战斗时，七个幼女姐妹担当起了与邪恶的格兰丁利尼亚人对抗的精神领袖，而他们的诸多暴行的受害人都是些小女孩，她们通常都赤身裸体，展露着身上的男性生殖器官。

薇薇安女孩们拥有无穷的适应力。就像漫画里的女英雄一样，她们能承受任何程度的暴力，也能从每一次危险中逃脱。但其他孩子就没那么幸运了。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画都生动地表明，“国度”是一个无止境的残酷之地，在铺满了巨大的浓艳花朵的花园里，赤裸的小女孩们被扼死，被钉在十字架上折磨致死，被开膛破肚，而这都不过是些例行公事，行刑的是那些穿着制服的男人。正是他作品中的这个元素后来为他招致了性虐待狂和恋童癖的指控。

那些年里，达戈还写过一部篇幅超长的小说，《疯狂的屋子：在芝加哥的进一步冒险》（Crazy House:Further Adventures in Chicago），这部小说同样也是一部自传和大量的日记。然而，尽管他有着如此惊人的创造力，他却显然从没想过要试着把它展示给其他人，去宣传或者谈及自己的作品，而始终将它们收纳在三间小小的寄宿房间里。如此一来，人们或许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博格伦德前往圣奥古斯丁医院，去询问达戈关于韦伯斯特街的惊人的发现时，达戈会拒绝谈论它。他留下一句谜一样的话，“已经太迟了”，并要求他们把这些作品销毁。后来，他驳回了自己的话，说可以把它们留给勒纳保管。

无论如何，1973年4月13日，81岁的达戈去世时，他对于自己留下的这些东西，这些他在那么多年里如此费心创造的艺术品未置一词。由于达戈没有任何尚在人世的亲戚，勒纳和他的妻子担负起了在艺术世界鼓吹、宣扬、协调并提升达戈地位的角色，将他日益增值的画作卖给私人收藏家、画廊和博物馆。

很少有哪位艺术家的作品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批进入公众视野的，它们与创作者的联系被如此决绝地切断，而当其中的内容既令人感到不安，又让人无法对其做出阐释的时候，问题就变得尤为严重。达戈去世后的40年里，艺术史学家、学者、博物馆馆长、心理学家和记者们围绕他的创作意图和角色，慷慨激昂地阐述着各自的理论。这些观点毫无相似之处，但大体而言，它们都认同达戈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域外艺术家，一个未曾受过专业的指导和训练的、被忽视的、孤独的人，并且几乎可以肯定他患有某种精神方面的疾病。他作品中极端的暴力和一览无余的身体的本态，不可避免地招致了各种骇人听闻的解读。多年来，他已在身后被诊断患有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而他的第一位传记作家约翰·麦克格雷格则毫不掩饰地指出，他的想法与一个恋童癖者或连环杀手无异，而这类指控在后来的日子里从未消失过。

在我看来，达戈生命中的这第二幕与第一幕中的孤独重合了：人们剥夺了他的尊严，盖过或淹没了他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设法发出的声音。他创作的东西将其他人对孤独的恐惧和幻想转移开去，也避开了孤独潜在的病理学的一面。事实上，不少关于他的书籍和文章似乎都将重点投注在了我们的文化焦虑感上，围绕着孤独在心理上产生的后果进行探讨，而忽视了这位艺术家也是一个真实的、会呼吸的大活人。

事实上，这样的解读方法令我感到尤为焦虑，我渐渐沉迷于一个念头，那就是我想要了解和阅读达戈自己未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一生》（The History of My Life）。其中的某些章节曾在其他场合刊登过，但它从未以完整的面貌出现过。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静默，尤其是在围绕他的生平已经出版了如此多的文字的情况下。

做了一番功课后，我发现这份手稿就在纽约，和达戈的其他文字作品及很多画作收藏在一起，属于美国民俗博物馆在20世纪90年代购自勒纳夫妇的收藏品中的一部分。我给馆长写了信，询问我能否前去拜访，她同意了，许诺给我一周时间（那已经是最大限度的特许了）去阅读他的手稿，阅读那些他曾真实使用过的、用来记录他在这世上痕迹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