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和改革是稳定的基础”这句话对吗？没说反？

应该是对的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是保证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阶段中，支持经济健康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这是“渐进”式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从国际视角看制度变革与稳定的关系

从前苏联和东欧历史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大体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渐进式的道路，二是激进式的“推到重来”方式(如前苏联)，三是通过外部力量进行改造(如原东德)。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倾向于改革的“一步到位”的方式。但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剧变、俄罗斯十几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说明，这种“一步到位”方式有很多弊端。政治架构的大变动干扰了经济联系和工业组织的正常运行，甚至导致经济的全面混乱，这是前苏联东欧“休克”后陷入十多年的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而东欧小国脱离华约组织倒进欧盟的怀抱，原有的国有骨干大企业在私有化过程中，大部分被跨国公司所并购，国家从而失去了独立自主发展的基础。俄罗斯由于国力的衰退，失去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人民生活水平倒退，只是凭借以往强大的工业技术基础、丰富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才支持了经济的基本运转。可见制度的激烈变革所付出的发展代价，往往是十分高昂的。

二、我们要什么样的发展

我们经常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对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思路、以及如何处理改革和发展关系，有必要深入讨论。

近年来一度流行的发展思路，就是“完全市场化和全面开放——发挥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融入分工体系”这样的逻辑体系。对我国来说，发挥比较优势、参加国际分工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发展到了今天这个阶段，必然要求进行产业结构和技术的升级，不能永远处于国际的低端加工链上。中央提出要把自主创新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是十分正确的。这就必须在市场化的同时，加强国家对产业升级的引导、加强产学研的结合，不能完全听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首先，我国是后发展国家，在市场的规范性、产业、技术竞争力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必须采取“国家适当支持”和“将企业推向市场”并重的政策，正确处理保护—竞争的关系，才能帮助民族企业在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环境中，逐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最终实现追赶先进的目标。一味偏重“市场化”和一味强调“国家保护”都是片面的。

其次，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紧张这一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完全遵循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必须更多地公平性，更多地注意民生，注意可持续发展。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资源节约型发展道路，也不能仅靠企业短期利润驱动的市场机制，必须加强宏观、中观和微观机制的协调。

必须强调指出，单纯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不可能实现强国目标。从发展的角度看，世界上有欧美型，拉美型，苏联型，日韩型的发展模式。我们的体制改革如果过分强调微观自由而削弱国家的管理能力，变为“弱势国家，涣散社会”，这样最终会被发达国家锁定在提供原材料和低端加工产业的位置，走上拉美国家的依附型发展道路，这决不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当前，我国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导致工业竞争力不足，对外依赖性增强。所以，中央提出“自主创新”方针，具有重大的发展战略意义。必须强调产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强调保持自主的战略追赶态势；注重发展和安全(国防，产业，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的统一。这才是真正的“硬道理”，而单纯以“招商引资”、“房地产”开发牵引的发展，决不是什么硬道理，这样的发展观是违反科学精神的。

三、我们要什么样的改革

首先要进一步深化认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

改革是促进发展的动力，同时，改革必须服务于经济科技发展战略目标。改革决不是单向的“市场化，私有化”。

当前，理论界存在着否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倾向。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改革攻坚”“将改革进行到底”，就是苏联道路。但上面已经说过，苏联式的“休克”式的资本主义化道路，决不应该成为我们改革的榜样。

改革促进发展，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必须以国家竞争力为基本导向，必须超越GDP目标。洛桑的“国家竞争力”评价指标，对“制度”的优势提出了两个基本定义：第一，系统开放性和系统自主运行有效性的平衡；第二，微观活力和宏观调控的平衡，分散和集中的平衡。这也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尤其对后进国家来说，必须解决好“借助外力”和“保持自主性”之间的平衡问题，必须解决好“市场化”和国家控制关系的问题。

平衡度的基本标准，就是国家必须对命脉、战略、骨干产业大发展保持控制权，必须高度重视经济科技的自主发展。在发展多元经济成分时，必须对私有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有所警惕，必须对外资对国内关键产业的控制野心有所警惕。必须保留民族工业的地位。

经济改革决不意味着国家把经济管理和指导的责任都推给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调控和发挥市场的作用，两者的关系十分复杂，审时度势。

国家控制不等于计划经济，而是说，政府要保留对经济宏观控制能力、资源动员能力和产业政策制定贯彻能力；要为科技自主创新提供环境，提供资助，推动产学研合作和知识流动。

其次，要进一步认识改革和稳定的关系。

去年以来关于改革的大争论，说明社会上对国企改制中的黑箱操作、程序非正义并导致社会分化、分配不公等现象的是普遍不满的。从中，我们再次看到片面的“产权改革”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从中可以得到的教训是，不论国企改革还是其他领域的改革，不仅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稳定”这个基本边界条件，更重要的是改革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要决改革发展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我们需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需要广泛参与的改革，需要基于规则的改革，需要透明的改革，需要分享式的改革。这是十分正确的。

我们的改革，是要建设一个法制的、规范的，社会主义的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设一个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社会，创新型学习型社会，和谐的，政治清明廉洁的社会。对外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对内让最大多数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不能改成腐败的，官商勾结的，贫富对立的，对外依附的资本主义，如果那样，就意味着改革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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