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孙凌宇：供给侧的主要因素一般认为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紧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因素，主要是做好优化调配和升级改造。对于劳动力，可以通过大力引进人才进行调配和优化结构，同时注重对现有劳动力的培训进行升级；对于土地，则可以通过多规合一、产业协同等手段进行高效利用；对于资本，利用青海省金融试点的契机，有的放矢地提高资本效率和效能；创新是最主要的因素，体制机制创新是关键，科技创新是核心。政府要通过制定激励相容的制度激发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力，使企业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加大投入，切实把创新落到实处。
李勇：除了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还应包括政府自身的改革这条主线。
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的中国属于“短缺经济”，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我们释放了经济发展的活力，搞活了经济，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自然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髙速增长。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过剩经济”，不但工业领域许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而且消费品领域也全面过剩，城乡居民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与不适应市场变化的供给结构矛盾日益明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就是针对形成这些过剩问题的原因提出的针对性解决对策。目的是要纠正资源错配，发挥市场调节的决定性作用，培育中国新的增长动力。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只注重生产领域的调整，而怱视生产关系的改革，新的增长动力就难以形成。
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在不断完善和成熟，制度的优化进程中还存在不对称的地方。因此，政府应当在“供给侧改革”中要作出表率，改革行政体制，降低制度成本，加强反腐、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减少审批，鼓励正当竞争，增强市场活力，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降低企业经营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从而形成有效的市场机制，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从供给端的机制创新入手，推进制度改革，这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面，是供给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新动力，新活力。
孙凌宇：是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度重于技术，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当前，青海的简政放权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放权的虚化，含金量高的不放；二是放权不系统，权力下放呈现碎片化倾向；三是为放权而放权，对所放之权评估不足。
其次，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改革方向的顶层设计能否达到目的，过程控制是关键。但改革过程的影响因素较多，有一个因素必须加以重视，即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从历史经验来看，合法遵规的政商关系是各种经济社会关系的基础和根本，对于经济转型地区而言，这一关系尤其重要。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并遵循经济规律，用“亲”商、“重”企的政策调动和激励市场主体创新发展的热情和潜力，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不竭动力；清晰明确有所不为，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各级领导必须坚守法律、政策和道德红线，率先垂范。真正把“亲”和“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证供给侧改革不跑偏。
张宏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需要处理好短期与长期，整体性与差异性等多个关系。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短期任务，也有长期战略；既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又要组织好重点领域的歼灭战。从短期来看，要抓好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核心的五大战术任务；从长期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目标，特别是要转变发展理念，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李勇：最近我们正在开展新一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研。在实际调研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去产能”过程一定要有保有压，分类指导。特别是金融机构，一定要客观理性对待涉及过剩产能行业的不同企业，区别结构性过剩、区域性过剩等问题。对于装备技术先进的环保达标企业或是经过调整和改革可以得以提升的企业应该继续给予支持。而且，在内蒙古等与青海产业结构相似的地区开展电力市场化改革后，青海的电力优势逐步减弱。加快电力体制综合改革，这是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发展活力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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