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光绪皇帝的历史评价。

不谙政治的皇帝。。。

　　总评
　　在甲午战后，国家面临危机之秋，载湉的思想受到刺激，逐渐在封建主义思想营垒中发生了摇动，对他们统治人民的“祖宗之法”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也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了。他力图探索新的统治妙方——学习外国，“发愤为雄”，对他们统治下的中国进行一些改革以求振作，逐步成了他思想中的一个新趋向。光绪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变法维新。
　　作为在甲午中日战后兴起的变法维新运动高潮——“百日维新”，是从光绪皇帝发布的《明定国是》上谕开始的，这已为众所公认。从而可以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和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从宣传组织和发动到进入实际推行阶段，又是通过光绪皇帝实现的。
　　在推行变法新政期间，光绪依据康、梁等改良派人士的意见和要求，通过发布上谕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这对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

　　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1871年8月14日—1908年11月14日），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的第九位皇帝，在位年号光绪，史称光绪帝。父亲醇亲王奕譞，生母叶赫那拉·婉贞为慈禧皇太后亲妹。在位三十四年。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被两宫皇太后立为帝，起初由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太后崩逝后由慈禧太后一人垂帘。光绪十五年（1889年），载湉亲政，此后虽名义上归政于光绪帝，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在载湉亲政后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光绪帝极力主战，反对妥协，但终因朝廷腐败，而以清朝战败告终。痛定思痛，他极力支持维新派变法以图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但却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光绪帝打算依靠袁世凯牵制住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这一股势力，但反被袁世凯出卖，从此被慈禧太后幽禁在中南海瀛台。整个维新不过历时103天，故称“百日维新”。政变后大权再次落入慈禧太后手中，对外宣称光绪帝罹病不能理事，实将他幽禁于西苑瀛台，成为无枷之囚。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十四日光绪帝暴崩，享年38岁，庙号德宗，谥号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葬于清西陵之崇陵。

　　光绪的御制诗文折射出他的思想
　　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即竭诚尽敬以致之。方当转战无前,大军云集;何意出师未捷，上将星沉。喑鸣之壮气不消，仓猝而雄躯遽殉。
　　光绪帝御制诗文集，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大约是八十年代初，在故宫博物院,当时的图书管理员萧师傅与大杨同志连声称有，并非常慷慨地向我介绍了光绪帝的不同版本的御制诗文集。据他们介绍，
　　这些书原来珍藏在故宫昭仁殿和毓庆官，还有一部分在宫外的醇亲王府保存，而现在统归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保管，很少有人借阅。
　　我把他们介绍给我的这套诗文集仔细翻阅，发现它们种类甚多，但是，大致可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版本。第一种是光绪朝抄本。……第二种抄本为宣统朝抄本，内容与前一种抄本大致相同，而编排却别具一格。……
　　光绪的这些诗文大都写于光绪甲申年至己丑年（1884年至1889年），《御制诗》则到壬辰年（1892年）。可以说绝大部分是他学生时代的习作。光绪从入宫的第二年开始，即在毓庆宫就读。由学问渊博的翁同龢、夏同善等授读。这时的光绪年仅五岁。
　　根据《翁同日记》的记载，光绪是从1883年12月7日开始写作的。翁同于当天日记中写道："上初作望云诗四句，极顺。又作史论，亦通畅。"此后，几乎每到书房都有所作。两年之后，根据醇亲王奕?X的建议，慈禧要翁同等将光绪"所作诗论，写本呈览"。起初，慈禧为了加强对书房的控制和监督，要求将每天光绪在毓庆宫所作的诗文缮写清楚，随同功课簿"一并呈览"，随后又改为"一月后抄本进呈"。我们现在看到的光绪御制诗文抄本，就是根据当时毓庆宫逐月进呈稿本编纂而成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今天看到的几种本子，未能将光绪的全部作品收集在内。然而，在现存的这些作品中，我们亦可靖晰地看出他早期思想的轮廓。年仅十多岁的光绪，以他那敏锐的思想，犀利的笔锋，写出了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和事件发表评论，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抱负。为我们研究他的早期思想，提供了非常重要和可靠的资料。

　　忧民念每深 求治日兢兢

　　在光绪早期思想中，民惟邦本，兢兢求治的思想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的"民贵君轻"思想，在光绪认识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时的中国社会危机四伏，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光绪将《孔子家语》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引为座右铭。认为历代帝王"或耽于安逸，或习于奢侈，纵耳目之娱而忘腹心之任者"，是造成水覆舟的根本原因。他认识到，皇帝只有爱民，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人君只有兢兢求治，才会出现太平之世。所以他提出了"治世莫若爱民"的主张。……
　　光绪在这些诗文中，提出了许多爱民措施。他极力推祟人君应"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的主张。……他还批评唐末统治者把天下治乱委诸气数的错误说法…… 光绪反对官吏巧立名目，对人民实行盘剥。他认为国家取之于民者赋税而已，君上不应收取百官的进奉。…… 光绪还极力主张节用民力和藏富于民。他认为治国之道应"以理财为先，以节用为本"。……光绪还主张立法贵简当，反对"法令繁，科条密"，使人民无所措手足。他认为有的法令"其初行之甚善，而其后渐失其意者，非法之不善，乃行法之不善耳"，因此他主张有治法尤贵有治人。
　　光绪的爱民思想还大量地反映在他早年的诗篇中。在《御制诗》收录的四百多首诗歌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以描写百姓疾苦和农事繁忙为内容的。……正是因为光绪早年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当他亲政以后，面对"各国环处，凌迫为忧"的危局，才能奋起变法，"采西人之所长，补我所未及"。他在上谕中说："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祟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令其康乐和亲，朕躬末为尽职。"……显然，光绪后期的这些言论，是与他早期的民惟邦本的思想有着内在联系的。当然，光绪早年的民惟邦本，兢兢求治的思想亦有着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因此，他极力反对的是那种"惟思竭泽，不虑无鱼"的做法，而他所追求的是"不苛细以取盈，不征求以尽利"，"取于民而民不怨''式的封建剥削，从而达到"泰然自恣"地统治人民的最终目的。

　　求贤若渴，破格用人在光绪早期思想中占有突出的位置。

　　在光绪的御制诗文中，有不少篇章闪烁着这种"欲作千间厦，应须大匠材"、"旁求常侧席，任官惟贤才"的思想火花。……因此光绪重视选拔人才，并把选贤任能视作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
　　在选用人才问题上，光绪一反论资排辈、循资提升和以门户取人的陈腐观念，极力主张循名责实、破格升迁和惟才是举。……光绪早年就具备了这样的认识，因此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他能顶着顽固派的压力，，冒着极大的风险，大胆起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拔之于庶民，置之于公卿，依靠他们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当变法进行到最艰难之际，新旧势力的斗争日益激烈，"皇上至是时亦知守旧大臣与己不两立，有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办事"，特擢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四品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拜命之日，皇上亲以黄匣缄一?p谕授四人，命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读着梁启超这生动感人的描述，光绪勇敢而果断地拔擢新生力量，依靠新生力量，并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与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景，不是跃然纸上了吗? 知人善任，自古其难。知人就是识别人才，善任就是恰当地使用人才。光绪主张通过"明试以功"的方法考察和识别人才。…… 光绪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能礼贤下士。他反对以人君个人之喜恶作为选择人才的标准，主张"王者用人，不可循一己之私心"，而应尽"取天下之善"。光绪重视人才，要求臣下都作发现人才，启用人才的伯乐。

　　虚怀能纳谏 旁求常侧席

　　这部御制诗文，还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光绪虚怀纳谏的思想。……他总结了"隋以拒谏而亡，唐以纳谏而兴"的经验教训，会出了"言路之开塞，国家之治乱系焉"的结论，并说："朝有直臣，社稷之福，岂不信哉!"

　　光绪认为，臣下能否直言敢谏，与人君有无容人之量，有无纳谏的诚意很有关系。他说："人君喜听顺耳之言，则顺耳之言至矣；人君喜听逆耳之言，则逆耳之言至矣。" 光绪的一些诗文中，还表现了对士大夫巧为饰词，以逢君恶的强烈不满，认为他们竞为诣谀，以图富贵，其情状站污青史。他要求各级官吏以国家大局为重，知无不言，不应有所忌讳。他说："为大臣者，必有嘉言谠论，然后有益于国家，若事事顺从，是容悦之臣耳，人君将安赖乎?"

　　如何对待不同意见，特别是一些尖锐刺耳的批评，光绪提出了"有真是非，无私喜怒"的非常有价值的见解。……光绪的这些想法和主张无疑是非常值得称道的。至于提意见的方式，光绪认为只要意见正确，无论以何种方式提出均可。……"理之所是，虽众以为非，极力争之可也。理之所非，虽众以为是，极力辟之可也"，模棱两端是不能肩天下大事的。他很推祟里革断罟来讽劝鲁宣公的精神，并指出"人君听逆耳之言，不过拂意于一时，而受福于无穷；听顺耳之言，不过快意于一时，而受患于无穷'。……光绪还把大臣敢于直谏，视作国家兴旺发达，政治开明的重要标志。他指出"兴隆之世，无所谓不敢言，至于有所不敢言则国事已坏矣"。当政治开明之际，"虽匹夫匹妇皆能以自达；及其衰也，即左右近臣亦曝嚼而不敢出焉，识者于此可观世变矣"。因此他提出人臣有三谏之义的主张："一谏不入则再之，再谏不入则三之"，才算尽到了臣子的职责。 光绪处于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外国蔑视，海内离心，公卿士庶，偷安苟活，新生力量，备受压抑。时代在光绪的早期思想上，留下了十分鲜明的印记。 光绪接受了我国古代"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影响，非常强调"穷则思变"。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固然应"以古为鉴"，但又不能"泥古人之成法，刻画而步趋之"。光绪指出，将古人之成法，"行于千载之后，非愚即诬耳"，"为人君者岂可拘执一偏，而不求与时变通之法乎?"他主张。"法令无定"；"因时设教"，人们不应墨守成规和拘执固定的东西，而应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制订新的法令，采取新的措施。 光绪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无不"顷刻千变"，应该激流勇进，而不要"相顾榜惶"。他不但主张变革，而且主张尽快地变革，因为它觉得"天下之事，坏于迅奋者少，坏于纡缓者多"。可见，在光绪早期思想中，已闪烁着勇于变革，不拘成法的思想光华。这种思想体现了统治阶级在当时情况下迫切要求改革现状的进取精神。 这套儒家学说对光绪的早期思想影响至深，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其一，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影响。 因为光绪脱离实际、轻视实践，所以，在他亲政之后，显得非常幼稚。在尖锐复杂的斗争面前，常常束手元策，在同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较量中，总是处处被动，屡遭挫折。如果把光绪同俄国的彼得大帝作一番比较，那么光绪在这方面的弱点便暴露得更为清楚。彼得同光绪的境遇颇有些相似之处。他幼年时，同样受到以其姐姐索菲亚公主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多方压制，但是彼得却能深入社会，出国游历，广泛了解民众生活，如饥似渴地学习外国的长处，在实际斗争中增长了才干，终于冲破保守势力的网罗。而光绪早年所走的道路却恰好与此相反。 其二，天命论的影响。 其三，封建伦理纲常的影响。 首先，孝道对光绪毒害至深。他认为孝是作人之根本，多次强调要"以孝治天下"。光绪这种思想由来已久。慈禧违背祖制，把年仅四岁的光绪立为皇帝，目的是为了满足其无止境的权力欲望。……翻开记述皇帝言行的"起居注册"，光绪从被人抱着进入紫禁城，到他不明不白死去的三十四年里，只要是和慈禧同住一处，就没有一天不到这位"亲爸爸"面前长跪请安。即使是在他奋发有为的百日维新期间，亦曾十二次专程赴颐和园"请安"。可见，孝道在光绪头脑里根深蒂固，它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束缚着光绪的头脑，捆绑着光绪的手脚。如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光绪面对着前方浴血奋战，艰苦搏斗，后方却张灯结彩，忙于祝寿的形势，心急如焚。他为宗社担忧，"声泪并发"，然而，却又怕"母后生气"，不敢放手主战。又如在戊戌政变前夕，顽固派磨刀霍霍，形势万分危急，而光绪在给康有为等人的密诏里，还强调"上不失慈母之意"。这个口口声声要"以孝治天下的皇帝，最后却使自己变成了曾对之曲尽孝道的慈禧的阶下囚。"求治翻为罪"，"称疾诏书哀"，光绪的悲惨结局，简直是对孝道的绝妙讽刺。 其次，在封建伦理的影响下，光绪非常强调忍让。 第三，礼对光绪早期思想影响亦很深。 不少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常常对光绪的境遇寄以哀叹和同情。他们埋怨光绪畏惧慈禧太甚，说他应该振作精神，整顿甲兵与慈禧针锋相对展开斗争，藉以保护新法成果。这里我们姑且抛开新旧势力悬殊不谈，单就光绪而论，他是缺乏这种反抗精神私斗争勇气的。这种行为是中国旧礼教绝对不容许的。无论作父母、作人君的如何谬误，作臣子的是丝毫不许反抗的，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光绪在评论唐朝大臣胡致堂论武氏之乱，以为"当数其九罪，赐之死而灭其宗"这件历史事实时说："夫武后，君也，母也；中宗，臣也，子也。以子犯母，以臣犯君，其可乎?"光绪认为万不可这样做，因为这是背乎天理人情的。可见光绪在等级森严的旧礼教面前，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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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前国耻。已而师徒饶败，割地输平，遂引新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然功名之士，险躁自矜，忘投鼠之忌，而弗恤其罔济，言之可为于邑。洎垂帘再出，韬晦瀛台。外侮之来，衅自内作。卒使八国连兵，六龙西狩。庚子以后，怫郁摧伤，奄致殂落，而国运亦因此而倾矣。呜呼，岂非天哉。光绪驾崩后，清越四年而亡。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光绪帝都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在家庭生活方面前面已经提到他有“八大不幸”；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在位长久却傀儡一生；不甘沉沦却难有作为。
从一个帝王应该具备的素养上看，他能够接受新鲜事务，有一定的远见；但是他性格懦弱，缺乏政治谋略，又遇到慈禧这样一个强势的人物，所以他在政治上始终不能有所作为。作为一个年轻发奋
光绪皇帝
的君主，光绪皇帝以社稷为重，推行变法，不轻易退缩妥协，以求自保；反而在关键时刻，为了变法信念，置生死安危于度外。这已经超出了一位傀儡帝王的行为价值选择，即使从人格上看也是值得称道的。也许，身为帝王，百年来他受尽冷落和责难，甚至有人指责他“懦弱无能”，但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先驱者，他的人格是显示出一定亮色的，是不必讳言的。
变法的最终结果是失败了，但对当时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思想上，打破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启开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先河；在经济上，光绪接受了维新派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主张，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在文化教育方面，开办学堂，改革科举制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这就使知识分子扩大了眼界，给长久封闭的国家带来了一些西方的先进思想、理论和技术。光绪皇帝不愧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效仿西方来变革中国的开明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