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历史上衡量古代王朝是否强大，多以王朝的治世、中兴以及一系列客观数据作为衡量的标准。但这样的衡量标准难免有些片面，因为王朝的生命力、应对突发情况的应变能力等等，实际上也是重要衡量的标准之一，这中间，唐朝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唐朝面对藩镇割据的困局，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以平定“安史之乱”的唐代宗为起点，直到唐昭宗在位时期，唐朝共历经十二代君主，其国祚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可见，唐朝的生命力始终都是一个异常顽强的存在。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便能发现，唐朝在“安史之乱”结束后的一百年时间里，虽然生命力十分顽强，但却一直在走下坡路。而促使唐朝不断走下坡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河朔藩镇割据的问题。这是因为“安史之乱”结束后，唐王朝内外虽然都有藩镇，但实际上在“黄巢起义”前，同唐朝对抗的主要还是以安史叛军残余为主的河朔藩镇，即魏博、成德以及卢龙三镇。以至于，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河朔藩镇始终都以割据为目的，不断对抗唐庭。
根据史料的记载，唐朝河朔藩镇割据，自“安史之乱”结束后的代宗时期便已经存在。虽然这种割据情况在唐宪宗时期被暂时消除，但宪宗一死，河朔藩镇旋即便又重新恢复割据。以至于，到了后来的唐武宗时期，不得不正式承认了河朔藩镇的割据，并称“三镇世袭，已成故事”可见，河朔藩镇割据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上已经尾大不掉，而这则同河朔藩镇强烈的割据意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历史上“安史之乱”结束之后，河朔藩镇的割据意图为何那么强？
首先，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是，“安史之乱”结束之后，河朔藩镇能有如此强烈的割据意图，主要还是因为河朔藩镇内部的情况，同其它藩镇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实际上在“安史之乱”后，河朔藩镇的控制权便已经由节度使逐渐转移至牙兵手中。这中间《新唐书》曾有精辟的分析，其记载为“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可见，历史上的河朔藩镇，已经成为了兵帅一体的存在，牙兵则成为了藩镇的实际操纵者。
反之，当时其它藩镇则大多由唐朝控制，所以很难形成割据。这样的情况下，河朔藩镇若完全归附唐朝，牙兵集团必然会受到遏制，穆宗朝的销兵便是最好的例子。而持续对抗唐王朝显然又不切实际，所以选择在不脱离唐朝框架的基础上，维持割据局面并保持父死子继的传统，便成为了绝佳的选择。同时，维持现有的割据局面，还使得河朔藩镇之兵，可以谋求到诸多经济上的利益。
在唐玄宗时期，河朔地区便是唐朝重要的赋税来源地。“安史之乱”爆发后，河朔地区的经济虽然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其根基尚在。如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河朔藩镇中的魏博、成德两镇兵力都曾达到过十万之众，而最北部的卢龙，很有可能不止十万。由此可见，河朔地区的财力并不一般，而河朔藩镇所以始终保持如此强烈的割据意图，便同维系经济上的既得利益有关，如德宗时期的河朔藩镇叛乱以及穆宗朝的“河朔复叛”，就与唐朝触及到了河朔藩镇的既得利益有很大的关系。
历史就是这样，河朔藩镇在中晚唐百年的时间里，一直都保持着强烈的割据意图，归根结底，便在于藩镇内部牙兵的集团化，以及割据能够带来的经济利益。如果将这些骄兵悍将放到其它地方，或许唐朝可以将其连根拔起。但是其割据的地域，恰巧是自古以来的“耕战之地”河朔地区，这就导致唐朝始终也无力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河朔藩镇割据的意图得以实现，并终成尾大不掉之势。
